民国奇人辜鸿铭汇总

辜鸿铭
在近代中西冲突、古今交汇的历史时代，辜 鸿铭的确是一道充满魅力的人文风景。其可观之 处，不仅在于其有怪诞的外表，奇异的行为和机 智、灼人、诙谐滑稽的名士个性；也不仅在于其 对人生、文明和东西文化有着独到的见解，而更 在于他那独特的人生经历、风格、思想倾向等诸 多因素综合凝聚而成的深厚的文化蕴涵。 这位名震中外的文化人，本名汤生，以字行 世。他少年出洋，游学欧洲十余载，通晓英、德、 法、拉丁和希腊等近十门语言。年近而立之时， 正式返归中土。 回国后，他先是在张之洞幕府做了17年的洋 文案，后又督办过黄埔浚治局（“长江浚治局” 是根据《辛丑条约》中开浚黄浦条款，由上海道 设立的，与各国领事共同办理。）清末时曾官至 外务部的左丞。民国初年，他任北京大学教授， 1928年4月病逝于北京，享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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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 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 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 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
民国时期，辜鸿铭那副由灰色小辫、瓜皮小帽 和油光可鉴的长袍马褂所构成的遗老形象，就使他 成为京城街头和北大校园的一大景观。人们既以围 观他为乐，他也乐得以“京城一景”自嘲。 1921 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隆之介来华游历， 途径上海时，有一位西方友人曾握着他的手，特别 提醒：“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 辜鸿铭！”事后，这位作家欣然承认，其友人此言 “真不我欺”。
一、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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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汤生（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鸿 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 易者。 英文名众多，初用Koh Hong-beng，回国用Ku Hweng-Ming，另外还有Kaw Hong Beng、Amoy Ku，但各 位更熟悉的是Tomson。 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 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 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 《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 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 《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 化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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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称“一生四洋”，即“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父亲辜紫云，母亲为葡萄 牙人。 1867年，辜鸿铭随其橡胶园主英国商人布朗前往苏格兰。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 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于1873年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 方文学专业，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并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该校 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辜鸿铭入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土木工程文凭；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学。 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1881年，他遇到马建忠并于其倾谈三日， 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 1885年，辜鸿铭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张之洞实施新政、 编练新军，也很重视高等教育。在辜鸿铭鼎力谋划下，辜鸿铭拟稿，再呈张之洞审定，于光绪十九年十月 二十二日（1893年11月29日）以《设立自强学堂片》上奏光绪皇帝，筹建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 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得到钦准。自强学堂正式成立后，蔡锡勇受命担任总办（校长）， 辜鸿铭任方言教习。辜鸿铭授课非常受学生欢迎，全校师生景仰，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 1905年，辜鸿铭任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1908年宣统即位，辜任外交部侍郎，1910年，他辞去外交 部职务，赴上海任南洋公学监督。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辞去公职，1915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 文学。其著作《中国的牛津运动》于1909年出版，《中国人的精神》（《春秋大义》）于1915年出版。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三年，其间曾赴台湾讲学，由台湾远亲鹿港辜家的创始人辜显荣招待。 1927年从日本回中国。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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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文化人，辜鸿铭令人侧目的奇异之点颇多，约而言之，起码有如 下数端： 一是具备罕见的语言天才，尤其是英文造诣，生于西学东渐之潮，不懈地 致力于文化输出工作，且极具世界效应。他是中国人中独立完整地英译儒经的 开拓者，享有以“哲学家”、“东方文化代表”驰名西方的特殊名望，他无愧 为近代中国第一人。在他之后，也仅林语堂一人享有殊遇。此外，他还是近代 中国学者中被日本聘去讲学时间最长（1924年至1927年）的一位。 即便作为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辜氏也有别具特色之处。他的思想既不同 于晚清的一般洋务派、顽固派和“国粹派”，也有别于民初的“东方文化派” 和日后的新儒家。至于说到其逸闻轶事的流播之广，古怪名声之响亮和神秘色 彩之浓厚，近代文人中也鲜有可以同他相提并论者。 不过，辜鸿铭最让人惊奇的一点，还在于其通晓西学而又趋极端保守的内 在矛盾。他自幼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曾十足的西方化， 回国时连汉语也说得不很好。但回国后却并不见其明显激进的思想表现，而是 一头扎进儒家经典，钻研、玩索并很快归服儒家传统。其态度后来还日益保守， 以至于发展到连纳妾制、小脚和辫子等“国渣”陋俗也不愿放弃的顽固程度。 这种奇异的文化现象，着实堪称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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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著作《中国人的精神》中，辜鸿铭把中国人的优点概括 为“温良”（英文：gentleness），并说道：“中华……民族精 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辜鸿铭是坚决的保皇派，即使民国时期在北京大学讲课，仍 然留着大辫子，带着书童。他喜爱中国姑娘淑姑的小脚，酷嗜 嗅女人小脚。对于清代文化如缠足、长袍、马褂、辫子、娶妾， 辜鸿铭坚持终身。辜鸿铭娶了淑姑不到一年，又纳日本大阪心 斋桥人吉田贞子为妾。 当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免职时，他也愤而辞职，曾说： “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 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 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但他反对袁世凯的恢复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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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 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袁世凯出身行伍，喜欢强调自己没学问但是善于实干。他曾经向 德国公使吹嘘说：“张中堂（张之洞，是探花出身） 是讲学问的；我 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幕僚将这件事得意地告诉 辜鸿铭。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 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后袁世 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 热闹了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