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投资风险

对外投资风险文献综述

王凡一（2016）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但在“一带一路”架构下推进对外投资在投资区域、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等方面也面临一些风险。因此，应建立风险识别与评估体系，加强对外投资人才培养和机制建设，推动货币金融合作，注重投资方式与投资伙伴的选择，以有效防范对外投资的风险。邵予工,郭晓,杨乃定（2008）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框架下, 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的角度出发,建立对外投资项目指标体系,并采用多层级模糊综合评价对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投资风险进行分析评价。与国内投资项目及对外间接投资项目相比,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在投资过程中存在有大量的风险,而这些风险来自于各种因素。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框架,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投资风险体系。最后采用多级模糊综合评价对对外投资项目的投资风险进行了分析评价。太平,李姣（2015）通过对近十年对外投资风险案例的分析，理清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新特点，并进一步探讨投资风险凸显的原因，提出保障中国对外投资安全的体制改革需要从积极参与全球投资治理体系、完善对外投资法律政策体系、构筑金融支持体系、共建风险防范咨询服务体系等多个方面入手，以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的中国对外投资风险防范体系。孙丽（2008）表示伴随我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壮大,我国企业已进入海外投资时代。但对外投资的整体绩效不容乐观。表现出了盈利面窄、经营失误、债务沉重、海外资产流失等问题。鉴于以上情况, 应从当代国际投资发展规律出发, 将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应用于对外投资决策中的风险评估体系, 建立对外投资风险评估体系框架, 并利用投资案例说明了该方法的分析计算过程。蒋冠宏（2015）运用2004 ～2008 年我国1852 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文化及其差异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经过检验主要有以下发现:东道国政治越稳定、腐败控制越好、政府效率越高以及法制质量越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越低;法制和腐败控制的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高收入国家的风险越低;政府效率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风险越高;东道国的保守和阶层观念增加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而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降低了我国企业投资的风险;双边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呈现“U”型趋势。曹旭平,黄灿,沈杰（2010）认为对外投资风险多样而复杂, 在“走出去”战略背景下研究中国对外投资风险防范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借鉴国内外跨国投资风险防范经验, 提出中国对外投资风险防范的政府支持策略, 并从企业角度分别针对政治风险、外汇风险、经营管理风险提出具体应对策略。刘澄,王大鹏（2011）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发展迅速，但是面临着体制性的风险和商业性的风险，因此在体制方面需要理顺中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调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系，降低体制性风险。企业需要建立对外投资险管理体系、制定风险防范和管理策略，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行业协会等外部机构的作用。聂名华（2009）认为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 跨国企业面临的传统风险和非传统风险呈现日益增加的态势并分析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国家政治风险、恐怖主义与民族主义风险、政策与法律变动风险、汇率变动与汇兑风险、投资决策与经营风险、文化冲突风险、管理体制与道德风险, 以便帮助企业科学识别这些风险, 大幅度提升对外投资风险管理的意识和水平。张琦（2010）认为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日益增加，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方式不断创新，这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我国企业综合竞争力提高的重要表现。准确识别经营环境和经营管理中的风险并进行有效控制成为对外投资企业的战略要求。徐莉（2012）通过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风险控制策略，得出的主要结论：1、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可以分为外源性风险、内生性风险和过程性风险。外源性风险主要受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影响；内生性风险主要受企业治理结构因素、管理因素和网络因素的影响；而过程性风险主要来源于

投资的过程结构体系。2、基于样本企业的实证研究,提出了现阶段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控制策略,主要包括外源性风险控制策略、内生性风险控制策略和过程性风险控制策略等三种。3、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环境影响因素与过程结构体系具有显著相关性,二者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产生耦合作用,在实证中可以通过主成分法提炼。4、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具有时间动态特性,上一年度的风险对下一年度的风险具有显著相关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凡一.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对外投资的前景与风险防范[J]. 经济纵

横,2016,(07):33-36.邵予工,郭晓,杨乃定. 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投资风险研究[J]. 软科学,2008,(09):41-44+49.

[2]太平,李姣.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体系构建[J]. 亚太经

济,2015,(04):122-127.

[3]孙丽.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的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研究[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学报),2008,(01):76-80.

[4]蒋冠宏. 制度差异、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J]. 世界经济研

究,2015,(08):37-47+127-128.

[5]曹旭平,黄灿,沈杰. 中国对外投资风险防范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2010,(05):147-149.

[6]刘澄,王大鹏.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管理研究[J]. 特区经济,2011,(06):286-288.

[7]聂名华.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分析[J]. 经济管理,2009,(08):52-56.

[8]张琦.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识别与防范[J]. 国际经济合作,2010,(04):53-56.

[9]徐莉.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影响因素及控制策略研究[D].山东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