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族族源研究及其反思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5卷第4期 J O URNAL O F Q I NGHA I NAT I O NAL I T I ES I NST I TUTE

VOL.35　N O.4

2009年10月

(soc i a l sc i ences)

O ct .2009　

收稿日期:2009-04-22

作者简介:祁进玉(1970-),男,土族,青海互助人,人类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

究方向:群体认同、文化研究与人类学。

土族族源研究及其反思

祁进玉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100081)

摘　要:本文基于跨学科比较研究的视野对土族族源研究进行深入分析和学术反思,以期对相关的研究进行理论层面的探讨,并结合实践层面的微观个案研究深层考察土族研究的新动向。 关键词:土族;族源;政治认同;地缘意识;口述史;文本分析 中图分类号:K2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47(2009)04-0061-05

关于土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的研究历来是各有说法,争议较大,至今仍扑朔迷离,难解其详。有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土语与蒙古语的关系,提出土族源于蒙古族。有学者从历史、服饰、自称、风俗等角度论证土族就是古代的慕容鲜卑的一支———吐谷浑人的后裔。然而,笔者曾于2003年至2007年先后10余次往返于互助、民和、同仁等土族社区,采用入户访谈、回访、问卷调查等方法,试图找到民间土族群众关于本族源于吐谷浑的蛛丝马迹,遗憾的是一次次都无功而返。调查结果更多的却是土族文化与蒙古族、藏族文化的关系密切。无论是宗教

认同(信仰藏传佛教)、民族服饰、语言、生计方式和风俗习惯等,互助地区土族的文化认同更多地倾向于蒙古族,这从他们的自称“蒙古尔”或“蒙古昆”中就可以找到依据,但是在汉文史料记载和当地汉人对土族的他称中,这些自称“蒙古尔”的人群被称为“土人”,甚至20世纪20年代比利时神父许让在《甘肃土人的婚姻》中也认为这群人很有可能就是蒙古族的一个分支。民和土族则自称“达尼昆”或“吐浑”,现在他们自称是古代吐谷浑人的后裔。同仁土族自称“霍尔”,当地藏族称其为“多日多”。青海民族大学的芈一之、宋挺生和席元麟几位先生曾于1983年在同仁地区做过系统调查,他们从历史史料、语言、口碑材料、风俗习惯、文化、服饰、宗教信仰等角度对四寨子土族进行考察,认为这些人成分复杂,有从内地来的汉兵,也有从互助、民和等地来的

土族。此外,还融入了部分保安人和藏族的成分。但是,同仁土族中的吴屯人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土族,认为土族只是官方认定的身份,他们既不是汉族,也不是土族,而是地道的藏族,祖上来自西藏。

一、土族族源研究回溯

(一)民间传说中的家族迁徙史

土族的起源神话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时期,如在民和三川土族地区传唱着一支古老的歌《混沌周末歌》,曲调风格独特,内容是反映盘古出世和女蜗娘娘的故事。仔细考察故事叙事内容及其风格,显然不属土族先民的故事,但是这首《混沌周末歌》已成为民和三川地区的特有古老歌种之一。在人类文化历史的长河中,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有关盘古和女娲娘娘共同缔造宇宙和繁衍人类的神话传说经久不息、源远流长,他们已经成为我国西南、西北众多少数民族共奉的始祖。

土族地区广泛流传的一些有关家族或民族迁徙的传说,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民族融合和文化涵化的历史脉络。根据1958—1959年青海少数民族调查组在互助县东沟大庄地区的调查资料,历史上这一地区呈现出多个民族频繁迁徙、不断变动的局面。另据互助县东沟乡大庄村老人的口述:

大庄土民以前没有姓氏。据说胡家原来是蒙古族,是成吉思汗的部将格日利特的后裔,是从哈拉直

沟索布滩(意为蒙古滩)迁上来的,土语叫“索胡昆”。何家和刁家原是裕固族,从甘肃迁来的,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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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卡昆”,是河谷地带人的意思,取河音而姓何,何家刚来时住在西湾里,至今这里一直被称为“西热裕固湾”,土族也称裕固族为“西热裕固”。何家另一来源是一直被土语称为“藏江昆”的家族,“藏江昆”即为土语的“好”的意思,取谐音何。刁家以前住在乐都,后来迁来,土语称为“群沙昆”,意为“雕”,取谐音刁。东家原来是藏族,土语中称为“让东昆”,是“山羊”的意思。董家有两个来源:一个家族来自丹麻,被称为“什董家昆”;另一家族则来自西藏,从西藏迁到这里后零散地分布,大庄只有一户,后来与董家通婚联姻,改姓董,至今仍以“朵娃”自称。麻家原是蒙古族,叫“麻世郡”,为元朝贵族军队的意思。拉东地方的牛家原来是这里的世居民族,是吐谷浑的后裔,土语称为“霍尔拉西”,也叫“然西昆”(然西即牛)。李家自认为是沙陀李晋王的后裔。[1]

今天对于土族的族源,由于缺乏可靠的史料记载,加之本民族没有文字传世,相关的记述以民间传说为多。然而,

合的。在20世纪50年代末,青海少数民族调查组通过对东沟大庄村的村史及土族村民家族迁徙口述史资料的分析,得出如下的结论:土语中,有的称土族为蒙古尔孔,有叫察汗蒙古尔的,还有叫蒙呼尔。其中蒙古尔孔为蒙古人的意思,察汗蒙古尔是白蒙古的意思,蒙呼尔则是蒙古尔的转音。根据这些传说和叫法,虽不能断定土族全部源自蒙古族,但可以说:土族的大部分源自蒙古族。至于其他民族,如藏族、汉族等,因生产、生活、政治上的密切联系,而演变为土族的也不少。至于鲜卑族的吐谷浑、羌的党项、突厥族的沙陀,都有或多或少的成分掺杂在里面,形成了今日的土族。

(二)国外学者对土族族源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土族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1885年,俄国学者波塔宁(G.N.PoTanin)曾到今民和官亭镇,收集土语三川方言,后在其所著《中国之唐古特土伯特边地及蒙古中部》第二册中录有三川土语。1891—1892年,美国人柔克义(W.W. Rockhiee)也曾到土族地区旅行,并收集土语方言资料。美国学者R.A.米勒就土族方言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关于土族语可认知的证据,可以追溯到1893年。米勒还就土族语中藏语借词和蒙古语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析。俄国学者史禄国在其《通古斯族的社会组织》一书中指出,土族与满族有许多相似之处,提出土族与东胡人的渊源。罗马天主教神父斯迈德(A.de S medt,C I C M)和他的合作者、蒙古学者安东尼・莫斯塔耶梯(Ant oine Mostaert, C I C M)经考证认为土人就是蒙古族。1906年Filch2 ner和TaFel发表的对塔尔寺的研究中提及“土族是吐谷浑、西夏(shat’o H si H sia)的后代”。[2]比利时神父许让(Le P.L.Schra m,中文名康国泰)。1910年由甘肃到西宁传教。在西宁传教期间,他对土族加以系统研究,1932年由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出版《甘肃土人的婚姻》,后又在美国费城出版《甘肃边境的土族》[包括《土族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1954)、《土族的宗教生活》(1957)、《土族族谱》(1961)三大册]。瑞典人施罗德尔(Dom inik Schr od2 er)于1946至1949年,居住在土族地区,对土族宗教进行深入研究,他的研究进一步补充了比利时神父许让的研究。1960年匈牙利学者ARova-Tas发表“Tibet o-Monghia”一文,探讨了藏语及藏文化对土族的影响。1929年,在列宁格勒出版了苻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书面语和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曾经提到“在兰州府城以上的黄河沿岸和阿木多的其他一些地方的达尔达或锡伦郭勒的语言方面,现有一些资料,但这些资料不足以使得能够把这些方言作某种分类。”[3]其实,苻拉基米尔佐夫所谓的阿木多(安多)的“达尔达”即今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五屯”土族的他称。

(三)国内关于土族族源研究

土族作为一个民族活动在历史舞台上,始于元明之际。在《元史》中,几乎没有土族的一些记载,只是在明清两朝的官方文献、民间游记以及有关方志中才出现反映土族人物和社会情况的相应记载。当然,近现代土族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30年代民国政府档案和社会调查中。青海省档案馆资料主要涉及土族政治、田赋、税收、人口等内容;南京“近代史资料整理处”中,也保存有三十年代初有关土司制度终止的来往呈文和批示等。[4]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在西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所获的有关土族社会历史的资料,因其年代晚,资料也较为可靠和真实,参考价值颇高。如:《民和风土调查记》(抄本) [民国二十一年(1932),上海图书馆藏,三楼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印]、马鹤天《西北考察记・青海》(1932年铅印本)、孟希元《互助县土人调查记》(《西北问题研究会刊》1934年3月)、庄学本《青海旅行记》(《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1936年第一卷)和周希武《宁海纪行》等。另外,成书于1926—1932年间的《互助县风土调查记》、《民和县风土调查记》、《大通县风土调查概况》、《乐都县风土概况调查大纲》和《同仁县风土概况调查大纲》等系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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