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阳修散文理论及创作的局限性[1]

2009年10月第28卷第10期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eil ongjiang College of Educati on Oct .2009Vol .28No .10

收稿日期:2009-07-05

基金项目:辽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9B162)

作者简介:刘越峰(1970-),男,辽宁沈阳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

论欧阳修散文理论及创作的局限性

刘越峰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沈阳110034)

摘　要:欧阳修受当时学术风气影响,在散文理论及创作实践中表现出了不足之处:受传统诗文创作法则影响过深,如在对“文”的看法、文与道的关系和散文风格多样化等方面都表现出了局限性;拒不接受佛老思想渗透,散文在表达思想和情感等方面少了许多圆融与通达;实际创作过程中过度求简,出现了行文前后照顾不周、文气不畅和可读性下降等弊端。

关键词:欧阳修;局限性;法则;佛老;求简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09)10-0098-03

北宋仁宗庆历前后是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尊经重道、经世致用和求新求奇等学术理念对当时的散文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学术理念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如处处以圣人的经典为依归,没有跳脱传统儒学思想的禁锢,拒不吸收佛、道等异质文化的营养等,这些庆历学术中存在着的先天不足也同样影响到了当时的散文理论及创作。就欧阳修而言,其中学术对其散文创作理论和实际创作产生的消极影响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欧阳修受传统诗文创作法则影响过深。他的学术思想几乎完全在儒家界内,受其影响,他创作的散文也被认为是纯粹的儒者之文,王十朋就直接赞扬了欧阳修散文有文法纯粹的特点:“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余文可以博观,而无事乎取法也。”[1]

但不能否认,有着浓重宗经成圣思想,一贯严守儒家温柔敦厚创作法的欧阳修也不可避免地给他的散文创作带来负面影响。我们知道,以《毛诗序》的观点为主要代表的儒家诗教在汉代确立以后,对中国散文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但儒家传统诗教,对中国诗文的发展也有消极的作用,如过于强调温柔敦厚,平和委婉,导致文章风格变化较小等,就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诗教固有的某些根本局限,曾给中国文艺带来过明显的消极影响。如:限制主体多种多样艺术情感的抒发,反对

艺术表现的多样化,反对艺术风格的多样化,过分地强调文艺的政治教化功能等等。这些消极影响,无论是在古代或是现当代,都曾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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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散文创作理论而言,我们通过苏东坡与欧阳修简单的比较,可以看出欧阳修深受传统诗文理论影响的遗憾。苏东坡不被儒家传统理论所束缚,这也让他较欧阳修有明显的开放性与进步性。例如,在文与道的关系方面,韩愈认为“道”为儒家之道,欧阳修将其拓展为“百工之事”,虽是进步,但仍是在说圣人之“道”,而苏东坡并不执著于对圣人之“道”的纠缠,在他的作品中较少论及传统意义上的“道”,偶有涉猎也多与其文艺创作关系密切,郭绍虞先生对此有精准的归纳:“三苏论文,本不重在道,即偶有言及道者,其所谓道,也是道其所道;非唯不是道学家之所谓道,抑且不是柳穆欧曾诸人之所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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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在文与道的关系上苏东坡明确表明注重文的价值,他论文反对程式文字,不赞成有某种约束刻意“作文”,认为“辞达”是好文章的重要标准,而这些欧阳修虽有主张,但未能深入论述。欧阳修的文章因注重追求温柔敦厚,导致了文章风格变化较少,欧文多以平和婉曲的面貌示人,前人评价其文和气多,英气少,就已指出了这种文风的局限性,王文禄则更进一步点明部分欧文有平弱的缺点:“欧阳六一典文衡,变文体,自作原弱,欲变,入于弱也。”[4]

李东阳也指出了学欧文有缓弱的缺点:“后之为欧文者,未得其纡余,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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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于缓弱;未得其委备,而已失之尔见缕。”[5]当然,我们无意将学欧文不利者的罪过完全归结到欧阳修身上,我们只是要借此表明,欧阳修受传统诗文创作法影响,过于平和婉曲的风格本身确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或许与其散文创作理论仅局限在儒家界内不无关系。

其次,欧阳修终其一生拒不接受佛、道思想渗透,这就使他的散文在表达思想和情感方面少了一份圆融与通达。我们将欧阳修和苏东坡的散文作品对比一下,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点,《醉翁亭记》中极力阐述“乐”字的内含,却少了《前赤壁赋》中论述“变”与“不变”的潇洒。《秋声赋》中不乏对世事沧桑的真切感慨,却不及《后杞菊赋》中表现出对生命及其价值积极的超脱。其原因在于欧阳修在写作思路开阔、眼界高远等方面不及苏东坡,而苏文的这种开阔和高远正与苏东坡兼容儒佛道思想不无关系,他能杂糅三教于一体,思想不为儒家所局限,今人王水照先生指出苏东坡思想有“杂”的特点:“苏轼人生思想的特点是‘杂’:既表现为儒、佛、道思想因素同时贯穿他的一生,又表现为这三种思想因素经常互相自我否定。”[6]而这又成了欧阳修的一个遗憾,惠洪就直接从欧阳修不通佛理的角度看出了欧、苏散文创作有差距的原因,他认为:“欧阳文忠公以文章宗一世,读其书,其病在理不通,以理不通,故心多不能平。以是后世之卓绝颖脱而出者,皆目笑之。东坡盖五祖戒禅师之后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而成文。盖非语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从波若中来,其何以臻此!”[7]这种评论虽不完全正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欧文所以不及苏文圆融通达,正是欧阳修不能通融儒道佛的结果。

另外,佛、道经典以及相关作品本身也自具文学特色,如王世贞所言:“庄生,列子、楞严、维摩诘,鬼神于文者乎!”[8]苏东坡在实际创作中能汲取各家营养,兼收并蓄。例如,苏东坡散文汪洋恣肆,想象丰富以及变态百出的行文方式,大开大合的叙述传情手段,无疑深受《庄子》文风的影响。因此,苏东坡的散文不但在思想上能轻松地化解人世间的情累,达到顺应外物、适性任真、圆融汇通的境界,而且也在行文风格上真正做到了空灵俊丽,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让散文创作真正达到了欧阳修所仰慕,但不能完全实现的“自然”境界。不但如此,欧阳修与苏东坡不同的创作主张,也直接影响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文章风格。周必大在《皇朝文鉴序》中说:“天圣、明道之辞古,熙宁、元祐之辞达。”[9]而这里所论“辞古”,即是指与宗法儒家诗文传统密切相关的古典雅致的散文风格,“辞达”则是指在兼容三教学术风气影响下形成的通达圆融的散文风格。

综之,欧阳修散文成就所以不及苏东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欧公思想不能泛滥众家,与苏东坡的“杂”字相对,王世贞评价欧阳修的一个“狭”字正点明了问题所在:“子瞻殊爽朗,其论策沾溉后人甚多。记叙之类,顺流而易竟,不若欧阳之舒婉,然中多警儁语……四家之文无论已,其学则子瞻最博,子厚次之,退之又次之,永叔狭矣。”[10]

第三,我们知道,圣人经典的风格是简约的,受圣人经典这种风格的影响,欧阳修力主“简而有法”的创作理论,他在为我们创作出了许多简约流畅篇章的同时,也确实有一些作品因刻意追求圣人经典的简约风格而致病。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有的文章因刻意求简而前后照顾不周,如《尹师鲁墓志铭》,这篇文章是欧阳修有意模仿尹洙简洁的文章风格而作,但文章由于过分追求简洁风格,以致出现多处不妥,引发人们争议。

因文章刻意求简,出现了第一自然段总概与后几个自然段具体阐释有照顾不周之处。文章第一自然段称:“世之知师鲁者,或推其文学,或高其议论,或多其才能。至其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按常理,以下内容重点当写尹师鲁“无愧古君子”的言行,而接下来的文章,在简要叙述其文学、议论、才能之后,并没有一语提及尹师鲁如何“无愧于古君子”,只是在第三段简要叙写了尹师鲁为官简历,在第四自然段写尹师鲁有“独喜论兵”的特点。第五自然段交代家庭子嗣情况。在通篇文章中根本看不出尹师鲁在文学、议论和才能方面还有哪些“不为人知”,也没有回答尹师鲁如何“无愧于古君子”这个问题。

在第五自然段履历的介绍中插入了一个生活片断“疾革,隐几而坐,顾稚子在前,无甚怜之色,与宾客言,终不及其私。”但这一生活片断在插入后并未作必要的展开,欧公在《论尹师鲁墓志铭》中辩称:“(尹师鲁)临死而语不及私,则平生忠义可知也。”读者不禁要问“顾稚子在前,无甚怜之色”又与“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有什么关系?即使是有些联系,要得出“平生忠义可知”的结论也不免显得牵强,令人费解,叫人读来有莫名其妙之感。

关于这篇文章,陈植锷先生的一段话正能引起我们的深思:“二铭(指《尹师鲁墓志铭》和《湖州长史苏君(舜钦)墓志铭》在记事方面却有一个共同的缺漏,即墓主的生卒年都弄错了。尹、苏两人年纪与欧阳修相仿,据《尹师鲁墓志》可知。尹洙家人还为这篇墓志铭太简单而向欧阳修提过意见。然则作者想到的是如何使自己写的这篇文章不朽,只在‘意其如此’方面下工夫。”[11]其中“作者想到的是如何使自己的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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