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阳腔①

弋阳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奇葩，它对中国戏曲尤其是中国地方戏曲发展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它延绵至今，虽有兴衰，但始终不绝，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是不可多的文化
遗产。
二、历史 （一）南戏早期进入弋阳的可能性
弋
阳腔的艺术风格是质朴的，不是粗率的；是激情澎湃的，不是冷漠悲戚的；是统摄人的灵魂的，不是喧闹低俗的；是恣肆汪洋的，不是孱弱轻浮的。弋阳腔艺术是建立在弋阳（整个饶州地区）丰厚的人文文化基础上的，是建立在丰富的地域文化之上的。强烈的地域文化特色，特殊的人文精神是弋阳腔艺术蓬勃发展的源泉。弋阳腔倚靠强烈的视觉、听觉冲击力造成人心灵的震撼。锣鼓铿锵，以情动人，不受约和激情的帮腔，使得弋阳腔获得了超越方言土语和地域文化局限的艺术贯穿力、亲和力，以及融合各种地域文化的穿透能力。
战乱和灾荒不已，锻造了弋阳及其附近地区百姓顽强不屈的性格。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催征则恃强抗拒，习以为常。”反抗的情绪与日俱增。“尔年以来，人心不古，淳者漓，朴者斫，强狠徂诈之习侵兴，是以狱讼不息，盗贼滋蔓，视昔盖径庭矣。”弋阳人生性耿直，嫉恶如仇，敢于反抗剥削和压迫是有传统的。明万历年间弋阳知县新安人程有守说：“弋吴丸邑也，犹当古百里之封，先辈之高风孤节，凛凛有生气，山川文物甲于江右。”所谓“高风孤节，凛凛有生气”，就是对弋阳人秉性耿直，嫉恶如仇，敢做敢当精神的另一种解读，另一种阐释。弋阳腔与昆腔同样脱胎于南戏，但是，弋阳腔和昆腔产生的社会背景大相径庭。虽然最初昆腔也是：“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士女顺口可歌而已”。但是，昆腔经过了文人在书斋里的精雕细琢，经过了知识分子诗酒会友，檀板轻敲，细心玩味，缓词磨调，精心包装的艺术加工。
元明时期弋阳及其附近地区严酷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弋阳腔不可能是浅斟低唱，不可能舒缓委婉，不可能追求雅致精巧。弋阳腔不是在文人的书斋里诞生的，不是供花前月下玩味的，不是酒足饭饱之后的消遣，甚至不是在达官贵人的酒席宴上演唱的。弋阳腔是下层民众的戏曲，是社会动荡不安的产物，是生命受到威胁时的挣扎和呐喊；是站在悬崖边上，对命悬一线者的召唤和拯救；是面对饥饿和死亡时生活勇气的鼓舞；是人生理想的寄托和对生命的一种解读。
弋阳腔为南戏四大声腔之一。南戏出自温州，亦称“永嘉戏”。浙江、江西是邻省，春秋时期同为吴、越属地。江西饶州、信州与浙江温州近在咫尺。且元代饶州、信州归属“江浙等处行中书省”管辖。既然两省有如此密切的地理、历史渊源，诞生于浙江温州的南戏在它形成之初就应该进入弋阳。按明祝允明《猥谈》的说法，南戏“出于宣和（1119）之后，南渡之际”。刘壎《词人吴用章传》：“至咸淳（1265—1274），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这是一段关于南戏进入江西珍贵的最早的文字记载。然而却不能因此得出南戏在咸淳以后进入弋阳的结论。否则，南戏在诞生一百多年之后才进入弋阳，而随后又在弋阳孕育了影响深远地“弋阳腔”，则是令人费解的。花象太先生于1991年主持修纂的《弋阳县志》，根据民间传说猜测南戏进入弋阳，与南宋弋阳人陈康伯和南宋弋阳人周执羔等人有关，值得重视。
阳。“明年春，迁太常丞。会始议建明堂，大乐久废不修，诏奉常习肄之，访辑旧闻，庀阅工器，制作始备。累迁右司员外郎。”南渡以后，“中原既失，礼乐沦亡。”一切“教坊乐器，乐书乐章”，音乐人才都损失殆尽。周执羔作为太常丞，既要监制乐器完善乐章，健全国家的礼乐制度，还要到民间去访辑旧闻，搜罗乐舞人才。如果说，这样一位礼乐方面的官员，竟然置南戏于不顾，更是不合情理的事。 其实，所谓“倡优淫哇之声”早在“政和”（1111）时期就已经在上层社会中流行起来。“兵部侍郎刘焕言：‘州郡岁贡士例，有宴设名曰《鹿鸣》，乞于斯时许用雅乐，易去倡优淫哇之声。’”当时，在州郡岁贡设宴之时，以倡优淫哇之声代替雅正音乐《鹿鸣》的风气，当属普遍现象。陈康伯和周执羔生活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成为南戏积极地传播者是可以想象的。
南戏在饶州的活跃尚有两座南宋墓葬出土的瓷戏俑为证。一是1979年在江西景德镇出土的南宋查九曾墓葬瓷戏俑。一是1975年出土于鄱阳县南宋洪子成墓葬瓷戏俑。查九曾墓葬时间为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洪子成是洪迈的孙子，洪皓的曾孙。洪皓生于公元1088年，逝于公元1155年。洪子成墓葬的时间为公元1264年。饶州洪氏家族的戏剧情结起码延续了四代二百多年之久。
一、简介 弋阳腔，戏曲声腔。简称“弋腔”，是宋元南戏流传至江西弋阳后，与当地方言、民间音乐结合，并吸收北曲演变而成。它至迟在元代后期已经出现。明、清两代，弋阳腔在南北各地蕃衍发展，成为活跃于民间的主要声腔之一。清李调元《剧话》说：“弋腔始弋阳，即今‘高腔’”。故弋阳腔又通称高腔。 弋阳腔是中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它源于南戏，产生于弋阳，形成于元末明初。
新中国成立后，弋阳腔古木逢春，1953年省文化厅创办了江西省弋阳腔演员训练班，培养新中国第一代弋阳腔子弟；1958年，在弋阳腔发源地——弋阳县组建了弋阳腔专业剧团；1959年，弋阳腔新剧《还魂记》在庐山为中央领导演出，获得毛主席“美秀娇甜”的高度赞誉。 近二十年来，由于多种原因，弋阳腔的传承步入困境，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二OO四年四月，弋阳腔被文化部列入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省、市等有关部门也采取了多种措施对弋阳腔实施保护，特别是弋阳腔的发源地——弋阳县，县委、县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制定了保护方案，核发了保护工作经费，与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了“中国弋阳腔（高腔）学术研讨会”，培训了演员，恢复组建了剧团，为弋阳腔的保护传承做了大量力所能及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南宋弋阳人陈康伯（1097—1165），宣和三年进士。此时，正是所谓“宣和与民同乐”、“第奏乐行酒进杂剧而已”的戏剧文化大繁荣时期。作为一名新科进士，陈康伯追随当时的社会潮流和朝野上下的喜好，成为一名南戏的热心者，是可以预见的。陈康伯出仕不久在家丁忧三年，其间，为乡里做了一件大事。“贵溪盗将及其乡，康伯起义丁逆击，俘其渠魁，邑得全。”由此可见陈康伯在家乡是轰轰烈烈地，而不是一味地哀凄守制深居简出的。陈康伯晚年多次要求辞官回家。“明年，改元隆兴，请益坚，遂以太保、观文殿大学士、福国公判信州”。一次丁忧，在家闲居；一次在家乡（信州）做官，作为经历过“宣和与民同乐”且“进封鲁国公”的朝廷重臣，陈康伯与南戏在弋阳的流传全然无关，似乎说不过去。陈康伯与温州人王十朋是同时代人，他们同朝为官。绍兴三十一年，王十朋“改除吏部侍郎，力辞，出知饶州”。王十朋“赴饶州任职，路经弋阳县，就曾在碧落洞天书院（元代改名叠山书院）讲学，并拜访在家丁忧的陈康伯。王十朋赠陈一批南戏剧本。”虽然这段文字来自于民间传闻，却在情理之中。
。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江西袁州爆发了响应“白莲教”的起义。至正十二年（1352）二月，“白莲教”组织的“红巾军”在饶州和信州一带，展开反元战斗。“白莲教”的起义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江右最先被兵，列郡瓦解。”无数百姓在骚乱和战火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保其乡，复其盛，昌其后者，江乡甚不多见。”明代，弋阳多苦难。“弋地兵燹频仍，官和庐舍荡为榛莽。”正德间“江西、广东、湖广之交，千余里皆乱。”“正德二年，丁卯，余干知县潘泰，横苛激民，余乾七、王浩八等聚众遥（姚）源作乱，流劫弋阳。”“正德五年（1510）姚源盗起，将犯弋阳。”直到正德七年“构乱猖獗，弋阳募兵所在，攘掠居民。”这场官逼民反的动乱波及贵溪、铅山、乐平、德兴、鄱阳等地。正德十四年（1519）江西百姓遭受宁王朱宸濠叛乱之苦。朱宸濠派人四处收买皮张，制造甲胄，打造兵器，操练兵勇，收编鄱阳湖一带的胡匪大盗，图谋作乱。王守仁出兵平叛，战火殃及整个赣江鄱阳湖地区。
（三）、 弋阳腔广泛传播是由于人口大量流失造成的
汤显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神庙记》中说：“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变为乐平，为徽青杨。”对于汤显祖的这段话，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当我们对弋阳人在元、明时期，特别是嘉靖前后遭遇战乱和灾荒不断的苦难，有所了解的时候，对所谓“弋阳之调绝”，应该得出更深层次的结论。明万历版《弋阳县志》对于弋阳民生凋敝，人口锐减的解释是：“弋之民数百年生聚，宜鳞鳞矣。然稽之版籍，固有户存而人去者，逋亡迁徙，不著汔土也著于世矣。”面对严重的生存危机，面对无休止的战乱和连年不断地灾荒，人民大量地迁徙和逃亡，是必然的。 明徐渭《南词叙录》说：“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南词叙录》刊刻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也就是说嘉靖三十八年前后，弋阳腔已在全国各地流传很广了。这与汤显祖“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的说法看似矛盾实为相承。明成化、弘治至嘉靖年间正是江西弋阳及其整个江西地区百姓生活最艰难，生存最危急，生命最困顿，不得不挟技艺，趂食四方，作“无本生意”的时候。
另一个弋阳人周执羔（1094—1170）为宣和六年进士。也是在朝野上下沉迷于“涂抹粉墨作优戏”文化氛围中走上仕途的，且第一次任职就在浙江湖州。建炎初，周执羔“寻以继母刘疾，乞归就养，调抚州宜黄县丞”。绍兴五年（1135），周执羔又丁母忧，回到弋
弋阳位于赣东北的信江中游，旧属广信府，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开始置县，地处闽、浙、皖、赣的交通要道，素有江东望镇之誉。南宋中期，勃兴于浙江的南戏，经信江，传入江西，在弋阳地区以佛道故事为核心，融南曲戏文与当地音乐于其间，“辗转改益”，于元末明初孳乳出一种新的地方剧种，时称弋阳腔。与昆山腔、余姚腔、海盐腔并称四大声腔。 弋阳腔诞生以后，即以其“杜撰百端”的连台大戏与“错用乡语”的艺术特色，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在民间广为流传。至明嘉靖年间，向着北京、南京、湖南、广东、福建、安徽迅猛发展，达到高峰。并以其为首，在全国各地组成了庞大的高腔体系，影响着南北十三个省四十几个声腔剧种，推动着中国地方民间戏曲的发展进程。
宋代弋阳属饶州。饶州文化发达，人才辈出。鄱阳洪皓以及他的三个儿子洪适、洪遵、洪迈“家居十有六年，兄弟鼎立，子孙森然，以著述吟咏自乐。”12洪迈的《夷坚志》多处写到当时的戏曲活动。其中《优伶箴戏》更是一篇了解宋代戏曲的重要文章。饶州贵溪人张运与陈康伯同为宣和三年进士，官至集英殿修撰，以敷文阁待制提举江洲。饶州乐平人魏安行与周执羔同为宣和六年进士。魏安行先做湖南长沙市丞，后为弋阳县令，官儿作到了家门口，与陈康伯、周执羔等人唱和应酬则是必然的。从宋徽宗崇宁至宣和年间进士出身的饶州人还有浮梁人程克俊、程瑀，德兴人张杞、汪藻、张焘，乐平人朱嗣孟等。不能说这些人都与南戏关系密切，但是，要忽视宣和时期南戏在饶州的存在也是困难的。
（二）、 弋阳腔形成的社会因素
弋阳腔产生于元末明初，这是目前戏剧史家们共同的认识。然而，自南宋以来，经元入明，弋阳几乎战乱未已。既有对金人入侵的激烈抵抗，也有贫苦农民因为压迫深重难以苟活的抗争；有大义凛然挽救危亡的民众聚义，也有对倭寇以及叛乱者坚决地反击。元末，江西更加陷入战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