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无冕皇后_还是_交际花_民国女记者的媒介形象与自我认同_冯剑侠

妇女研究论丛
Collection of Women ’s Studies
晚清以来，许多知识女性挣脱传统家庭的束缚，进入新兴的报刊业，成为传播的主体。

她们从最初担任内勤编辑，发展到活跃于外勤采访一线；从专司采访妇女、儿童等软性题材的新闻，发展到在政治、外交、
军事等硬新闻领域获得职业名望，如何以其“专业能力、职业精神和奋斗意志”塑造了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特色与传统，学界已有较多论述。

①但这些研
究大多出自功能主义视角，往往关注的是其历史贡献，而对于她们作为第一代从家庭走入社会的职业女性，由于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转型而导致自我身份与角色意识的变迁，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希望与痛苦或是视而不见，或是一笔带过，缺乏足够的同情与理解。

②
事实上，翻检民国时期的报纸杂志，不难发现一
作者简介：冯剑侠（1981-），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新闻史。

①对女新闻工作者的研究大多是个案式的经验总结，如谢国民：《试论杨刚新闻活动的风格》，《新闻与传播研究》1987年第3期；宋素红：《近现代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特色与传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2期。

②受后现代思潮尤其是女性主义的影响，女性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身份认同与角色困境等问题引起了史学界研究者极大的兴趣，已有不少成果面世，较有代表性的如侯杰、秦方：《近代知识女性的双重角色：以〈大公报〉著名女编辑、记者为中心的考察》，《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夏一雪：《现代知识女性的角色困境与突围策略———以陈衡哲、袁昌英、林徽因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4期。

然而新闻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极为少见，如在对近代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的研究中，女性未被涉及，见樊亚平：
《发现记者：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1815-1927）》，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无冕皇后”还是“交际花”：民国女记者的媒介形象与自我认同
冯剑侠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200433）
关键词：交际花；无冕皇后；媒介形象；自我认同摘
要：本文讨论民国时期女记者的出现及其形象的建构。

首先考察她们是如何、为何被媒体呈现为“交际花”，以及她们如
何应对并重建作为“无冕皇后”的职业身份。

其次分析这一现象的成因，即女记者的职业性质对传统性别规范的挑战，引发男性文人对重新定义性别角色的担忧和焦虑；她们采取“去性别化”的话语策略，强调自身的职业素养和社会功能，则是为了建构起性别中立的职业认同。

中图分类号：G214.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2）06-0059-06
"Queen without Crown"or "Party Girl":The Media Image and Self-identity of Women Journalists in Republic
China
FENG Jian-xia
(School of Journalism at the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Key words ："Party Girl",a "Queen without Crown",media-image,self-ident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mergence of women journalis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image in Republic China.It would be discussed that how and why they had been presented as "Party Girl",and how they had responded and rebuilt the self-identity of "A Queen without Crown"through the self-narrated text by themselves.
2012年11月第6期总第114期
Nov.2012No.6Ser.No.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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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极为吊诡的现象：一方面，在鼓吹妇女经济独立与人格自主等现代性话语中，新闻记者被认为是最适宜女性的职业之一，许多女性为“无冕皇后”的荣衔进入新闻业，成为报道的主体；而另一方面，女性从事采访工作，需抛头露面于公共场所，有违于传统观念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期待，一些报刊将女记者建构为新闻界的“交际花”，对她们的言行举止大加品评，使之成为被报道的客体，仅在1945-1949年间的上海一地，被频频报道和谈论的女记者约60人之多。

[1]她们一边勤奋工作以证明自身的主体价值，同时又要在性别陈规与男性话语的重重羁绊中努力地重建自我认同。

因此，本文讨论民国时期女记者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她们是如何、为何被媒体描述为“交际花”的同时，借助她们发表于报刊的自叙性文本，考察她们是如何应对这些标签的。

通过这些问题的初步探索，既有助于增进对中国近现代职业妇女的成长历程的理解，同时也为我们探讨民国时期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化过程提供了一个性别化的观照维度。

一、女记者的出现：一种“高尚的女子职业”
尽管自清末维新运动以来，就有知识女性参与创办和编辑报刊，传播女权思想，鼓吹政治变革。

但将报刊业视为一种个人的职业选择，与女性寻求自身经济自主、人格独立和人生成就等现代性话语联系起来，得益于新文化运动中妇女解放运动的推进。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以欧美为参照，为中国的“现代”女性构建起新的角色想象，即拥有独立人格、自尊自立的新女性。

并且把经济独立视为人格独立的基础，尤其是女性走出家庭后，
“钱——
—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

”[2](PP269-271)女性传播者自身也意识到经济独立的重要性，如《大公报》编辑吕碧城认为，“女子不事生业，嗷然待哺于人，一生之苦乐，胥视一人之好恶”，所以，女性需要“授以实业使得自养”，“必能自养而后能自立，能自立而后能讲立身之道”。

[3](P198)
因此，女性走出家庭，接受现代教育，寻求适宜的职业便成为妇女解放的中心议题，时人乐观地认为“女子若有了独立性的职业，便有了独立的经济。

经济既能独立，虽不说社交公开，自然会社交公开，虽不说婚姻自由，自然会婚姻自由。

”[4]新文化运动以后，“职业女性”这一新的社会角色已经获得其话语和制度层面的合法性。

③在这种背景下，《妇女杂志》、《东方杂志》、《妇女月报》、《大公报》等报刊都刊载了关于女性如何就业、女性职业保障等议题的讨论文章，并推荐适宜中国女性的职业。

其中，
“新闻记者”被作为“高尚的女子职业”加以推荐，因“报纸是社会舆论的喉舌，国家政治经济的监督，至于提倡一种事业，转移风尚习俗，均有赖于报纸。

故此女记者，不特是一种最合女子的高尚职业，而且对于女子地位之提倡解放，也有很大的影响”。

[5]
而对于报刊媒体来说，聘用女记者最初是因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20世纪20年代后在广州、天津、上海等报业发达的城市，众多女性刊物和以女性为读者对象的报纸副刊开始聘用女性担任外勤记者，因其出入妇女团体或要人家庭进行采访较男记者更为方便。

如郑涧云1924年学校毕业后进入广州某报担任外勤员，采访要人的家庭生活。

[6](P518)1927年进入天津《大公报》的蒋逸霄采访妇女新闻，彭子冈最初是为《妇女杂志》采访女性名人。

同时一些高等学校的新闻系也开始招收女学生，为女记者提供了人才储备，如徐艿于1924年进入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学习，[7]1929年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甫一成立，就录取了4名女学生，次年升至10人，此后每年招收的女生都占到学生总数的10%左右。

[8]
吸引女性加入“外勤记者”群体的另一重要因素是随着报业的发展，采访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记者职业在社会中的地位得以提升。

尤其是1929年后国民政府将新闻记者纳入到自由职业群体进行管理，“和律师、医师、会计师一样的已成了一种合法的自由职业”，[9]“无冕帝王”成为当时人们指称记者的
③北洋政府法律对妇女自谋职业有某种程度的认可。

如《暂行民律草案》、《商人通则》都承认在一定条件下，女性可以经商或从事其他社会职业（参见《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年）。

1923年北洋政府农商部还公布女子兴业奖章规则，对“女子积极振兴各种实业”、“投资各种实业事项及实业银行，或经受募集各种实业及实业银行资本者”给予奖励（见《女子兴业奖章规则》，《女子杂志》19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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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习语”，[10]而与男记者的“帝王”相对，女记者就被赋予了一个极富罗曼蒂克色彩的头衔——
—“无冕皇后”。

许多女性正是出于对“无冕皇后”的向往，而选择进入新闻系学习或在求职时将记者作为首选。

如上海《华美晚报》的何瑶生，自述“被一个无冕皇后的神秘意念，引进了新闻专科学校”；[11]一位笔名“KY女士”的女记者写道：“无冕之王，多么光荣的一个头衔！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有从事新闻业的志愿。

我常常那样想，假使有一天能做新闻记者，那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高中毕业后她没能进入报界，而是做了洋行职员，但她对新闻业的热情未减，用业余时间读新闻学的书籍，并向报纸副刊投稿。

后来当亲戚得知她的理想，介绍她进通信社时，即使薪水比洋行更少，她也欣然答应。

[12]
二、“交际花”：女记者的媒介形象
然而，由于采访工作需要经常出入各种场所，与各色人等周旋，不符合传统观念中对女性性别角色的规定与期待，因此不论是抗战时期相对偏远保守的内地，还是抗战结束后较为开放现代的都市，女记者们在日常工作中往往会引起特别的关注，“每一次参加什么会议的时候，总感到有一阵密集的眼光扫向自己来，窘得难以形容”。

[13]他人的态度有如一面镜子，女记者们从中反观自身，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卑和紧张，甚至于她们的行动态度也因受异样的待遇而不安。

尤其在抗战后消费文化盛行的上海，活跃于公众场合的无冕皇后们更是成为小报和社会新闻类杂志窥视消费的对象，使女记者从报道的主体成为了被报道的对象，她们的长相、衣着、性格、恋爱经历、婚姻家庭等性别特征成为小报津津乐道的话题。

如《东南风》、《上海滩》、《风光》、《大观园周报》、《今报》、《电声》、《一周间》、《中美周报》等以刊载上海的地方新闻为主的综合性周刊和小报，尤其热衷于揭露政界、影剧界、文化界名人奇闻轶事，以及描述社会上各种畸形事态，以吸引读者的关注，获取广告利润。

在编者们半真半假、半戏谑半调侃的口吻中，女记者被描述成新闻界的“交际花”，是靠其天生的美色、摩登的装扮和高超的交际手腕来获取新闻。

例
如，有杂志品评谢宝珠、池廷熹等女记者的容貌：
“女记者之不美者，然如不能取悦于人，而反予人以恶劣之印象，然我闻之来源不为阻塞者几稀。

现今立报、新闻报皆有女记者，然几位皆不如申报谢宝珠之白皙可爱，谢固中人之姿，未可云美，然仅天真一点，也是胜他人万倍。

或有人与池小姐相较，谢又不免稍加逊色耳。

”[14]有小报报道女记者如何注重服饰打扮，“以《申报》谢宝珠服装最为入时，每日换服装数次，有人以‘时装设计家’笑赠，采访时谢手指上常串戒指数只，珠光宝气，相映成趣。

杨秀琼日来工作时亦全套初夏新装，并架黑眼镜，益表其健壮之美，是故此二人之时装大竞赛，成为新闻界近来一佳话也。

”
[15]还有一些杂志热衷于报道女记者的恋爱故事，陈香梅、谢宝珠、池廷熹、彭子冈、邵琼、史沫莱特等都是他们反复炒作的对象。

而对女记者的职业身份，小报则视之为新闻界的“交际花”，她们的社交活动成为小报报道的焦点，而对其采访和写作能力等职业素质则充满怀疑，“有时女记者得到一些较好的新闻，则必有人设法去研究一下，是否另有来头。

”[16]如《申报》记者谢宝珠自从采访庐山会议以后，在上海新闻界声名大噪，成为当时小报公认的“记者之花”，有报纸说她“色艺双绝”，而“艺”则是体现在如何施展她的手腕，如何活跃于要人名流之中，与名人有怎样的交情等等。

[17][18]至于她的新闻报道，则毫不客气地断言为“色、香、美采访得来”。

[19]
如果说小报文人的这些“无聊之举”可以被女记者们置之不理、一笑而过的话，④严肃报纸如《中央日报》（上海版）对女记者的形象塑造则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1946年7月23日，时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的徐翊（徐开垒笔名，后任职《文汇报》）撰文写道，上海女记者们就像“花蝴蝶”一般，每天就是会见名人和参加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她迟到、早退、吃得很少，以各种矫揉造作引人注意；访问名人时，那些名人看到她卡片上娇滴滴的名字，照例是偷闲接见。

缠了多时后，留影道别，于是第二天便能在报上看到注有“本报记者××与×××”字样的照片等。

总之“她从来不知道除了高楼大厦之外，还有其他产生新
④笔者对1946-1947年间任上海《联合晚报》采访记者的姚芳藻访谈记录，201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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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的地方。

她只在名人之间跳动着，她的卡片像雪片一样在冷气间里飞舞”。

[20]此文一出，引起上海女记者群的极大不满。

一位笔名“足征”的女记者投书该报，为女记者辩护，说在她所供职的报社，女记者的打扮如果不漂亮，报社便不会派她去采访机关新闻，因此，不是女记者自己想做“花蝴蝶”、“交际花”，而是报馆乃至整个社会对女记者形象的期望使然。

[21]“足征”文中所言并非杜撰，当时不少报馆、通讯社确是出于迎合大众、吸引眼球、联络公关等经济目的而聘用漂亮的女记者做活招牌。

例如1946年上海《华侨声报》聘“游泳皇后”杨秀琼做外勤记者，曾引起过极大的轰动。

杨秀琼曾因在1933年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囊括了全运会女子游泳全部金牌，被宋美龄当场认为干女儿，以“美人鱼”的雅号成为30年代著名的“交际花”。

但她本身并无采写新闻的能力，“因为华侨声报是华侨办的报纸，海上粤人很多，需要一位广东小姐如杨秀琼来联络关系。

联络者也，只不过活动活动而已，所以，即便杨小姐不懂得写新闻，也是无妨的。

何况她是女人，只要捉刀有人就得了”。

[22]与之相似的是话剧演员白云、歌手姚玲等加入新闻界，也都曾引来沪上舆论轰动，连同报馆本身也成为众人关注和议论的焦点。

由此可见，聘请女记者也是媒体的商业策略之一。

于是，女记者们“利用她们的有利条件，如面貌之美、声音之嗲，功夫之软，常常获得一些男记者所没有的内幕新闻，再得各报一捧，安能不红透半边天？”[23]在文人们嘲讽与调侃的口吻中，女记者的“交际花”形象更被固化下来。

三、“无冕皇后”：重建自我认同
对于这些来自他人的怀疑与批评，女记者们在感到尴尬难堪之余，也运用作为传播主体的话语权力，纷纷撰文反对这种“交际花”的标签，并使用各种话语策略，来重塑自我形象。

她们所投书的媒体或是自身工作的大报，如《中央日报》副刊，或是如《妇女月刊》、《女声》、《现代妇女》、《家》、《妇女文化》等女性期刊，或是如《文艺先锋》、《读者》（半月刊）、《新闻天地》等文艺性、综合性期刊。

她们常常以“我的记者生活”、“我是一个女记者”、“在上海做女记者”等标题，写下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实际状况，让世人了解女记者的真实处境。

在这些文章中，她们把自己和“交际花”划清界限以摆脱污名，同时再三强调自身作为“无冕皇后”的职业角色，以及所承担的重要的社会功能。

如《中央日报》副刊上登载的《南京的女记者》一文中，作者承认女记者中是有一些在报馆坐等新闻的所谓“记者之花”，但她强调说这是少数现象，而且也被“女记者同业所弃”。

甚至说这种“精劲很大，忍性儿太少，妩媚有余，活泼尚称不足”的女记者是上海才有，而南京的女记者“正如南京严肃朴素的城景，给人的印象像一个朝气蓬勃的女学生，合作、大方，正当地和男记者竞争”。

且举出种种证据，表明女记者在工作能力上丝毫不比男记者逊色。

[24]
上海某报女记者段奇珷也投书《读者》半月刊，对社会上对女记者的过分关注和恶意揣度表示不满。

她开篇即谈新闻事业对于民主进程、公理正义的作用，指出女记者们本是平常的新闻从业员，“负责对社会正确报道的任务”。

因此，
“善于社交的面孔”不过是和“机警谨细和坚定的意志”、“敏锐的听觉”、“两双奔跑的腿”一样必备的职业素养，所以希望人们不要在装束上评断她们，给女记者以正确的认识。

[25]同样在上海做女记者的杨惠在其自述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懂为什么许多人对女记者都是另眼相看，觉得她们是属于一种特殊的‘型’，甚至还有些小报文人专以女记者为讥诮的对象。

对此我只有一个解释：过去中国人一向以为新闻记者只是男人的玩意儿，女人不配也不会做，如今，上海女记者活跃，就感到了新奇。

”但这种新奇和对女记者长相的评论在她看来是幼稚可笑的，她强调评价记者是否称职，其标准不应是社交能力，而是写作能力。

而在这方面，男记者和女记者根本没有分别：“你能在报纸上分得出哪一篇是出于小姐涂着蔻丹的手吗？你既爱读她们的作品，就应该批评她们的文章是‘美’还是‘丑’，和脸有什么关系呢？”[26]
还有一些女记者则试图完全抹杀和男记者的性别差异，以抢到重要新闻来证明自身的工作能力和职业成就。

如《民国评论日报》的女记者陶冰在其自述文本中说，她从不把自己当成“女”记者，并且为了证明“一个已婚的、身兼乳母的妇女能和男子一样履行职务”，她把刚出生两个月的孩子托付给母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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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笔者对姚芳藻的访谈记录，2011年9月30日。

返工作岗位。

为采访新闻，她去过“最低级与最下流的地方”，在集会上碰到重要人物，也总是尽力接近，率先发问，“甚至连新闻人物脸上最细微的特征，我
也能仔细地看出来”。

[27]姚芳藻刚进上海《联合晚报》
做外勤记者时，报社本是派她去采访市政新闻，但她不满足于在市政府新闻发布处抄写新闻通稿，“总想跑出点名堂，想要独家新闻”，就主动去采访向来由男记者们把持的警察局，从采访小科长到处长直到局长，并因为多次揭露报道了上海市警察局的种种反民主行径而被捕入狱。

⑤
四、结语
是专注社交、爱出风头的“交际花”，还是报道新闻、
服务社会的“无冕皇后”？在这些由他人建构和自我建构的众多文本中，折射的是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 ）和职业认同（professional identity ）的矛盾。

女记者之所以引起诸多关注和讨论，主要是人们从“性别”的角度来评价她们的工作，这一点可以从与其他女性职业的比较看出来。

如女教师和女护士在民国时期的数量都持续增加，但她们却未被描述为“花瓶”或“交际花”。

究其原因，一般人认为女护士和女教师
“生性温柔谨慎”，较能明白病人及儿童的心理及需求，这一观点所暗含的，是女性“母性”特质的延伸。

[20](PP311-337)甚至同样是报社内的工作，编辑工作因能发挥女性“心细，整理力强”或是“天然之文艺性质与想象力”等特质，早就被社会人士所认可。

但女性从事采访却一直备受争议，因为“冒风雪于深宵，作险阻之踽行，以从事百般社会之访问，就其体质论之，甚不适当。

即勉强为之，非惟不能与男记者竞争，且恐易于丧失妇女之尊严，是乃女记者不及男记者之处，此系天然之缺陷，非人力所能补救也”。

[29][30]由此可见，女记者的出现，正是挑战了“男女大防”、“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性别关系，引发了男性文人对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义的焦虑和紧张，如在一
篇名为“女记者难娶”的文章中，作者的理由是“为了她们见识颇广，轧的朋友不少，你要被她‘屏开雀选’，似乎是不容易的事情，她成了你的太太之后，仍得在外交际……同时今天碰到某师长，明天碰到某
局长，你丈夫的地位也将动摇了。

”[31]
因此，在这种焦
虑中，
“善于交际”这种公认的作为记者必备的职业技能，[32]却在女记者的采访实践中被污名化为“过分
活动”
的体现。

同时，商业利益的驱动使得众多媒体在女记者们的“性别”意义上大做文章，将女记者置于被观赏和被消费的位置，更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

这就可以解释女记者在修正和重构自我形象时为何要淡化性别色彩，强调自己和男记者一样是“职业记者”
，具备同样的人格地位、相同的工作能力（写作而不是采访），且对于社会有十分重要的功能和贡献。

在这种自我认同中，一些女记者甚至完全抹煞性别差异来证明自己，并不是因为她们毫无性别意识，是
“男性化”的女人，而是因为在“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念尚未完全建立的职场中，只有性别中立的职业身份，才能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

民国时期女记者的认同困境，虽然是近代以来中国职业女性共同命运的一个缩影，但她们与其他职业不同之处在于，她们作为传播的主体，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力，因此，她们积极主动地运用各种话语资源来为自身职业合法性而抗争的行为，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女权运动的发展，同时改变新闻业内既有的性别格局。

但从批判的角度来看，
正如盖伊·塔奇曼所指出的那样，新闻业内对于政治、权力、阶层等新闻的重视，恰恰“表现出男性对于重要新闻事件的判断，这种判断忽视了传统上带有女性特征的内容，
使这些内容很难成为新闻。

”
[33](P139)
女记者们的“中性化”和“职业化”究竟是对这一“男性的视角”的纠偏还是强化，仍是一个值得继续反思和探寻的问题。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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