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看当前社会矛盾的变迁

从经济结构的变迁来看当前的社会矛盾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出现了一些较为激烈的突发性事件，这其中，受伤害的不仅仅是群众，还包括基层干部。在这种形势下，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就显得尤为必要。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经济作为一个系统，存在着诸多观察比较的维度、层次，一个维度或者层次的变化很可能会同时影响到其他维度或者层次的变化。故而，研究经济结构的变迁需要从系统出发，从多个维度、多个层次、多个方向展开。

首先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三大部门发展均衡性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工业部门是中国的专业化部门，其相对经济地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以工业为主导产业是我国能耗水平居高不下、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的根源。但这样的产业结构与我国在全球经济中追赶者的地位是相匹配的。成本领先发展战略是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得不采用也是最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战略选择。对于追赶者而言，尤其是主要竞争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低廉的追赶者，产品多样化战略是启动工业化进程的必然也是最佳选择。第二从需求结构来看，中国最终消费率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显著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属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较高的国民储蓄率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且中国人一贯勤俭节约，有着为后代打算的传统，强烈的遗产动机极大抑制了居民消费，更进一步推高了国民储蓄率。有学者指责中国出口增长过快，贸易顺差过大，对外依存度过高。这样的批评很不公平。中国作为追赶者，国内需求规模和结构都无法满足产业多样化的需要，必须寻求外部市场。只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产业多样化才能快速推进，否则新增生产能力无法消化。事实上，所有利用国际市场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都有过对外依存度迅速上升的阶段，而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仅相当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最后从收入结构来看，中国的分配现状与共同富裕的理想的确相去甚远，劳动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行业薪酬差异持续扩大，贫富差距问题依然严峻。但分配不公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现象。世界经济出现这一现象，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本从资本边际产出低的发达国家流向边际产出高的发展中国家，逐步推升了全球资本相对边际产出水平，且加剧了全球资本稀缺性，由此必然导致劳动报酬―资本收益比例逐步下降。中国资本收益比例趋于上升，则主要因为工业化带来的城乡经济一体化。一方面，长期城乡分割使得中国农村出现大量闲散人员，可以近乎无限地为城市工业化供应劳动力；另一方面，长期存在的贷款利率刚性表明，资金短缺一直是困扰我国工业化的瓶颈问题。在此背景下，基于市场机制的初次分配一定会更多倾向于企业，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提升，劳动报酬与企业盈余比例趋于下降。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施成本领先竞争战略，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以放弃环境责任为代价，参与科技含量较低的国际产品和服务市场竞争。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步入尾声，我们在传统制造和服务领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丧失，这一竞争凭仗难以为继，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国际市场新玩家劳动力成本比我们更为低廉，更有资本实施成本领先战略。调查显示，2011年越南制造部门平均工资不到中国50%。但在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我们主要与发达国家竞争，

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明显。2010年，我国城镇平均工资还不到美国平均工资的10%。与此同时，我国科技水平尽管整体上仍旧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已开始跻身世界领先行列，为我国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而高等教育的跨越式、爆发式发展，培养了大量有着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劳动者，也使我国跨越发达经济体开发新技术、创新新产品、引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改革开放之初，劳动生产率低下是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社会关注的重点是效率而非公平，而且社会各阶层都从旨在提高效率的改革中得益，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明显提高，所以尽管开始出现贫富分化却没引起更多的关注与抱怨。本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分配不公平程度不仅超过了美、日等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的排名也大幅上升。体制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改革收益不再为所有人共享，甚至部分人群既得利益因改革而受损，社会对分配不公的容忍明显下降。当前，公平特别是分配公平已取代效率成为公众关注的重点，成为主流民意最迫切的诉求。与此同时，我国面临的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压力也日趋加大。一方面，为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满足人们对于更美好生活环境的追求，中国自身需要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加大环境保护投入，提高各行业的环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作为全球碳排放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应对谈判中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决定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更容易混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入了经济建设，社会各阶层都成为人民的一部分，基于阶级身份划定的敌我矛盾已经不存在。但是，极少数颠覆国家政权、危害社会的人和思想仍然存在，而且不容易为干部群众识别。少数干部出于种种原因，甚至不愿意区分这两种不同性质矛盾。二是非对抗性矛盾与对抗性矛盾之间界限更加模糊、更容易相互转化。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在根本上是非对抗性的，但在利益分化的社会转型期，各个利益主体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有的利益主体甚至更加倾向于采用对抗性方法进行利益博弈。一旦博弈破裂，非对抗性矛盾就很有可能走向对抗性矛盾。这典型地表现在近些年来某些征地拆迁事件中。在征地拆迁过程中，部分农民往往采用对抗而非协商的手段谋求更多的补偿款；一些开发商为了压低征迁成本运用灰色暴力；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加快工程进度采取断水、断电等强硬措施。三是人民内部矛盾中的“大事”和“小事”变得难以区分。一般而言，政府的科层体系只适合办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难以解决的“大事”，诸如民事纠纷这样的具有特殊性的且容易解决的“小事”，只适合通过社区自治进行处理。长期以来，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化解机制主要依赖于基层干部，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少数真正通过信访等渠道进入科层体系的社会矛盾，都是基层无法化解的“大事”。“重心在基层、科层体系作补充”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制，本身就是一套区分事情轻重缓急的机制。然而，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化解机制主要依赖于信访部门。科层体系不可能对所有矛盾都加以甄别，区分出“大事”、“小事”，正确回应群众诉求。四是说服教育的方式和强制方法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过程中容易混淆。一方面，有的地方政府和个别干部仍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惯于采用行政命令乃至专政工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导致非对抗性矛盾向对抗性矛盾发展。另一方面，有的地方迫于舆论压力，不敢对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采用强制措施。最近几年，一些地方的城管、警察等执法行为受到舆论的广泛质疑，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少数不顾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