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释郑观应政治民主思想

浅释郑观应政治思想主要特征

刘晓旭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1级硕士2011212225）

内容摘要：作为清朝末期著名的改革思想家和实业家，郑观应的政治思想对当时及以后中国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议会政治和“君民共主”的变法主张，是对“中学为体”的思想的一种叛逆和挑战，是在近代民主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本文拟从郑观应的人生经历入手，梳理其政治思想的历史文化基础，探究其与时俱进的政治主张，分析其在中国政治民主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郑观应政治思想体用兼学改革吏治

郑观应的政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他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政治改良主张，这些主张打破了中国历史的沉寂，超越一个个历史的局限，这些主张对当时和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认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较早具有完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政治思想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需求，为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体现他政治改革思想的《盛世危言》不仅当时影响广泛，也是近代中国发行量较大的书籍之一，同时该书对此后的孙中山、毛泽东等人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曲折人生，盛世危言

晚清时期，内忧外患，国运衰败。国情国势的险恶也促成了仁人志士的崛起，成为一个豪俊辈出的时代。“十年寒窗”、“学而优则仕”是清朝晚期年轻学子们出人头地、光耀门楣的必由之路。然而，刚满年轻气盛的郑观应参加科举应试，却名落孙山。父亲郑文瑞是个睿智而果断的人，毅然送他去上海当买办，为他选择了经商之道。经过艰苦努力，不懈的奋斗，郑观应以他的精明才干和十多年洋行买办的身份背景，赢得了盛宣怀的好感和李鸿章的赏识，他致力于经营近代企业、把西方的经营管理经验推行到企业管理中，利用招股、专利等手段进行经营和整顿，颇具成效。郑观应成为当时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资本家。正当郑观应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上海，给了他致命打击。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的郑观应以养病为由，回到了澳门的郑家大院，过起了隐居生活。这一年，他43岁。曲折复杂的从商经历，为他实现从洋行买办到改良主义

者的人生转折，打下坚实的基础。在经历一段惶惶不宁的日子以后，郑观应开始静心梳理自己的人生经历，并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他经常在报刊上发表针对时势的评论文章，成为著名的维新人士。他费尽心血写下了2本书，一部是成书于1873年的《救世揭要》，另一部是《易言》，如今，隐居澳门的郑观应又把早年写作的这两部书进行了精心的修订和扩充，终于在1892年完成了具有历史影响力的著作《盛世危言》，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在《盛世危言》的封面上写着这样的话：“首为商战鼓与呼”，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提倡商业民族主义的最早的改革者之一。他首次提出“兵战不如商战”，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自强之道战胜列强，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提出了“商战为本”的思想，并成为这一观念的最主要的倡导者。郑观应在对其经济思想进行论述时，他还着眼于政治改革。郑观应认为中国要渡过危机，要求富求强，在备商战以富国的同时，还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作保证，这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而当时中国封建上层建筑已严重阻碍了经济建设的开展，不利于中国富强，若不进行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将成为开展商战不能逾越的障碍，富国强兵也将万难兴盛。郑观应在政治改良的思想中，把除弊与兴利相结合，除弊的重点集中在吏治的整顿上，要求对中国制度补偏救正；兴利之箭则指向议院，希望能对君主专制略加改良，让人民能够得到一定的参政权利。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最早主张建立能与专制制度相妥协的君主立宪政治制度的人，他于1895 年提出制定宪法，限制君权，保障民权，希冀中国能够效法西方，建立一套当时并未有之，又迫切需要的“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

体用兼学君民共主

郑观应出生在广东香山，深受当地浓厚商业氛围的影响，在他长期致力于近代工商业的人生历程中，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改良主张，力求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作为洋行买办，他是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中国人之一，作为当时的维新思想家之一，揭开了中国近代民主与科学的序幕。面对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以及他们在挽救危机中所应担负的神圣使命，他鲜明地提出“体用兼学”、“君主立宪”的主张。

在体用兼学问题上，他先是对“中学为体”、“师夷长技”等洋务派理念的进行突破，把向西方学习从“器物、技术”层面提升到“制度、文化”的层面。他反对在学习西方时“遗其体而效其用”，强调学习西方应该“体用兼学”，这样才能获得实际成效而实现国家民族的自强。

在实行君主立宪问题上，他主张设立上下议院。他根据多年的考察，认为西方国家“其治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1只有议会政治才是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同时，他根据自己数十年社会实践的经验认识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中国若不自安卑弱，而欲富国强兵，安内攘外，其途径“必自设立议院始矣”2这在认识上是一个飞跃。为了实践议会政治，郑观应曾反复阐述了议会制的优越性。他说设立议院后，朝野上下，同心同德，抵御外侮则可以众志成城，所以设议院是国家强盛的根本。有了议院还能使上下情通，国家得以体察商情，从而薄赋税，保商务，使民族工商业得到发展，所以设议院是国家致富的根本。只有国家富强了，才能张国威，御外侮。他认为君主立宪制权力平衡，不偏不倚，最为理想。“然博采旁参，美国议院则民主过重，因其本民主也。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其人习气使然。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3他认为，“中国人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请，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龃龉动辄称戈，显违公法哉！故议院者，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者也。”4可见，他是把议会民主政治视作集思广益、众志成城抵御列强侵略中国最有效的政治武器。

郑观应所主张的议会政治，主要是仿行英德两国的议院制，即君主立宪制。他根据自己多年的考察，认为在世界上“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5君民共主就是君主立宪，在郑观应看来，实行君主立宪最好。甲午中日战争以前，主张仿行西政的中国人，都视君主立宪制为完美无缺之制，这除了经济和阶级力量的原因之外，也因长期封建专制的思想禁锢，使人们还难以接受没有君主的制度。同时，那时候中国人所知最富强的外国是英国，所知发展、变化最快的是日本，而英、日又恰为君主立宪之国，这更增加了中国人对它的信仰与羡艳。所以，不只郑观应，其它的早期维新派也都推崇君主立宪制度。

体学兼用的重点在于实行选举制。郑观应认为，“国之盛衰系乎议院，人才之贤否视乎选举。议院为国人所设，议员即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难逃公论。且选举虽曰从众，而举主非入本籍至十年以后，及年届三十，并有财产身家，善读书负名望者，亦不得出名保举议员，其杜弊之

1《盛世危言•自序》。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页。

2《盛世危言》，《议院上》。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4页。

3《盛世危言》，《议院上》。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2页。

4《盛世危言》，《议院上》。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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