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外交的思考

中国古代外交的思考

中国古代早有“外交”一词，但其含义与对应于“diplomacy”的现代“外交”概念有所不同。《礼记.郊特牲》谈到：“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写战国时苏秦说：“夫为人臣者，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在这里，外交即所谓“境外之交”，含有“里通外国”，相互勾结的意思。尽管如此，随着早期国家在中国疆域内的出现，外交就随之产生，并出现了“邦交”、“外事”和“外务”等词语来描述当时的外交现象。本文试图从中国古代外交的基本形态以及基本理念着手，来阐述对中国古代外交的几点认识与思考。

一、中国古代外交的基本形态

从总体上说，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外交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华大地各独立或相对独立国家之间的外交；二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交往；三是中国与处于现今中国边界之外的周边国家之间的外交。在中原王朝尚未形成大一统国家之前，中国的外交包含其中的三个方面，而在中原王朝形成大一统国家之后，中国外交则主要表现为后两者。有文字记述的古代中国外交大致可以分为邦交和外交两种形态。

邦交主要存在于中国大一统国家尚未出现或中国陷于分裂的时期，如春秋战国时期、三国鼎立时期、南北朝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等。中原各独立或相对独立国家之间进行的交往是邦交的核心，而中原各国与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的交往相对比较次要。邦交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比较成熟的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外交制度和观念：一是盟会，两国或多国君主通过举行隆重仪式进行结盟，常常推举一国为盟主。订立的盟约有盟书为证，并载有违约须受处分的规定；二是聘问，一国君主派大臣、使节出访另一国，以达到修好、庆贺、吊唁、通报情况、解答质疑、探听虚实和谈判的目的；三是道、礼和信的外交规范，礼尚往来，遵守诺言，也是公认的正当行为；四是“游说家”或“纵横家”的大量涌现，如倡导“合纵”外交的苏秦和倡导“连横”外交的张仪。

在秦朝、汉唐和元明清时期，中国本土基本实现统一。由于内部分裂基本消失，中国的对外交往主要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关系，中国的外交也从中国本土内各邦国间的邦交转为中国和周边国家及部落间的外交，在这一阶段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外交秩序。这个常常被称为“朝贡体制”的外交体制具有

如下特点：一是中国的主导地位。中国历朝皇帝自命天子，秉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思想，不承认还存在其他平等国家，周边国家和部落都被视为蛮夷，应奉中国为上国；二是朝贡体制。在中国皇朝强盛时期，许多周边小国都成为中国的属国，并与宗主国中国建立了朝贡关系。“万国来朝”常常是中国皇帝展示威望的最大盛事。为表示厚往薄来，中国皇帝必须给予赏赐，其价值往往大于贡品的价值；三是王道理念是这一阶段外交思想的主流，包含以先秦韩非子为代表的只强调实力与谋略的霸道外交思想、以先秦孟子为代表的只讲仁义道德的纯粹王道思想和以先秦荀子为代表的讲究实力与道义并重的务实王道思想；四是和亲。在周边国家力量强大时，中国皇朝也采用和亲政策，争取一定时期的和平，如汉高祖嫁公主予匈奴的单于。

二、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基本理念——“崇和尚合”

“和合”思想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崇和尚合”是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基本理念。“和”指的是和谐、和睦、和平、共生、中和、和善、凝聚等，“合”则指聚合、汇合、组合、符合、结合、联合、融合，是优势互补。

“和合”思想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为其核心内容的天人合一观念。这一观念在中国思想文化中根深蒂固，却又异彩纷呈。儒家、道家、墨家各学派的天人合一观念虽然不尽相同，但都以现实世界为指向，并多追求“内在超越”和“一个世界”，深刻表现了“和合”思想的实质；二是“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价值观念。它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主张多样，即和谐又不千篇一律，其二是主张平衡，即不同又不相互冲突。“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理念奠定了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基础；三是“厚德载物”、“兼相爱”的核心精神。它为群体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构成了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基本内核；四是“以和为贵”、“和睦相处”的处世哲学。“礼之用，和为贵”，和谐是天底下最珍贵的价值，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状态。“以和为贵”是对“和合”思想的价值肯定。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精华“和合”思想形成的同时，也形成了以“和平”、“合作”、“信义”来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思想观念：首先，主张国家间应当平等相待、互相谦让；其次，处理国家间矛盾与冲突时，主张协调合作、避战慎战；再次，在国家交往的目标上，主张“近悦远来”、“共享太平”。特别是在汉、唐、

明这些堪称古代史上的“超级大国”的朝代，他们并没有因强大而搞霸权，相反以“和睦相处”、“协合万邦”的精神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会盟制度、和亲政策、朝贡体制就是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上的主要体现形式：首先，以礼仪治理天下的国家首脑会盟，对缓和国家间的冲突，解决民族间的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次，和亲政策，从总体上来讲，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际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客观上有利于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先进技术的传播，有利于民族间的融合，推动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再次，朝贡体制是以中原王朝的宗主地位为前提的，这种体制的宗旨是‘四夷顺而中国宁’，它以怀柔安抚为主，是防御性的而非侵略性的。

三、对中国古代外交的几点认识与思考

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古代外交的发展历史，催生了丰富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它们既是中华民族智慧、谋略的结晶,又是一份价值极高的历史文化遗产,为之后我国各个时期外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某种借鉴。下面我将阐述一下对中国古代外交的几点认识与思考。

首先，从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外交常常是服务于战争的辅助性手段，是一种权宜之计，还没有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中国的春秋时期，242年中进行了各种朝聘盟会共450次，但列国间的战争更多达483次，平均每一年就发生两次战争。此外，由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不发达，当时的外交受地域限制，只是在某一地区的周边国家间展开，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明代郑和出使西洋这样的跨地域性外交在整个古代外交史中十分少见。

其次，虽然中国古代外交在发展上尚处稚嫩阶段，但现代外交的许多基本制度、规范和方法在古代就已经具有雏形，出现了某些公认的外交规范，例如在中国古代外交尚处于邦交阶段时，就形成了道、礼和信的外交规范，主张“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国家间交往要“讲信修睦”，各国派遣使节，进行谈判，缔结盟约，有时也举行双边或多边首脑峰会等等。此外，在明太祖时，就认识到以“宗主国”身份遣官派兵进驻藩属国存在弊端，并坚决摒弃这种做法,坚持各国内政自主的原则,不以“宗主国”的身分妄加干涉，这有利于发展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友谊。在当代我们称之为“不干涉内政”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