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衰落原因的历史反思

晋阳学刊 2001年第4期

晋商衰落原因的历史反思

景占魁 冯素梅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摘 要:鸦片战争后,清朝丧权辱国,内外交困,致使晋商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不能不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连遭失败加上它又与腐败的清政府紧密的结托,所以,随着清朝的灭亡,晋

商也走到了尽头。

关键词:晋商;衰落原因

中图分类号:F119 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01)04-0066-09

自19世纪后期即清朝咸丰、同治时期开始,晋商急剧地衰落了下来。

晋商何以衰落?笔者认为,晋商作为一个地方性的商帮,它的种种活动及其归宿,都是在整个中国社会历史演化过程中实现的。它不可能超越当时社会给它提供的环境条件,也不能不受当时社会各种因素和中国历史的制约,其命运必然要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只有把晋商的活动与归宿放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结合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以及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对晋商在此期间的活动加以考察,才能够更深刻地揭示出晋商衰落的原因。

一、山河破碎,国运日衰,使晋商陷入绝境

晋商从清康雍乾三朝开始,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正是清朝的极盛时期。中国在发展程度上处于与西欧大体同步的时期。但是,仅仅过了一百多年,西方的许多国家迅速崛起,而自诩为德业盛大的清王朝却明显地衰微落后。

大清帝国国运的衰微,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乾隆二十年前后,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乾隆皇帝感到清朝进入了 全盛 、 盛满 时期,从此将 持盈保泰 作为其基本的治国方略[1]。这个不思进取的治国方略,由于它丧失了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动力,只是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陶醉于自我无比完美的幻觉之中,因而就很难从更新更高的要求上与日益发展着的西方国家相比,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再接再励,励精图治。也很难居安思危,对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保持清醒的头脑,未雨绸缪。所以,它定然满而招损,导致国运的衰微。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三分

收稿日期:2001-04-15

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2]。清王朝的这种治国方略,不仅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命运,而且也必然地要影响到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的活动及其命运。

晋商后来的衰落,固然与其 守成求稳 的治商方略所导致的一些方面的保守、不思进取有着很大的关系,如他们固守 以末起家,以本守之 的信条,在其全盛时期即将商业利润的大部分用以购置土地,筑造居室,修建坟莹,或是将钱财进行窖藏。据有关史料记载,浑源、榆次二州县不少富商大户就 多购置田地 。河南连年荒灾时, 山西富户闻迅赴豫,乘机放价准折地亩取利 [3]。曲沃县商人在河南经商获得数十万银两,购田买地,使其土地在数年内 猛增到600多顷 。至清中叶以后,晋商的窖藏之物又多以货币为主。与此同时,奢糜之风在晋商中也日益漫延开来,乾隆至道光期间晋商得势之时, 饰亭台,聚古玩,买妓童于吴阊,购美玉于燕赵,纵籀博蓄优伶宾从杂,一言之悦,乾没万金不问 [4]。自同治以后,晋商中不少人 无论致富已成未成,皆急于享受而不求再进 。

但是晋商的这种治商方略,毕竟是局部的,而清王朝的治国方略则是带全局性的、指导整个国家运行的纲领方略,所以,它所导致的国运衰微,就会必然地影响到晋商的命运。鸦片战争后,清王朝昔日的威风被列强的坚船利炮一扫而光,中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不仅使大清朝在政治上丧权辱国,而且在经济上也给列强的侵略提供了诸多便利。在外压内挤这种双重夹攻下,晋商不仅在国内的购销市场逐渐消失,并因此而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最明显的事例,莫过于晋商与俄商的的茶叶贸易。本来,晋商经过百般艰辛开拓出茶叶之路后,在道光十七至十九年(公元1837 1839年)间,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的茶叶达807万多俄磅,价值800万卢布。可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中俄天津条约 、 中俄北京条约 的签定,使俄国取得了沿海七口岸(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其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 中俄陆路通商章程 的签定,俄国又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可以深入到中国内地掠取物产和推销其商品。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销天津海关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于是,从同治元年开始,俄商即在过去被晋商垄断着的湖北、湖南茶叶贩运地区上,陆续建立了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加上他们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以及水陆并运的便利,(俄商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于沿海至天津,然后由陆路经恰克图运往欧洲),所以,其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到同治六年(公元1865 1867年)即由164 7万多磅,猛增至近866万磅。而与此相反,晋商的茶叶贩运基地不但被俄商占去,而且在贩运上又不能享受与外商一样的待遇,在清政府限制下,晋商贩运茶叶要付数倍于俄商厘金税收。从湖北汉口至张家口经过的63个厘金分卡,下来要比俄商多付10倍的厘金。后来,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把湖北的茶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往俄国,但清政府却对这一计划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因此,在这双重打击下,晋商在恰克图的对俄茶叶贸易迅速衰落。到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其商号即由原来的120家减少到了4家。[5]

再如晋商开设的票号,道光初年(公元1823 1826年),晋商改营票号业渐形高涨。其间,平遥城一下子就有6家实力雄厚的大商家改组成了票号。之后不久,虽然有第一次鸦片

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可是,一方面由于当时清政府向列强开放的通商口岸还为数不多,且多在南方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还主要是其商品的输入,金融资本的侵入还相当有限。各国银行仅在香港、广州和东南沿海城市设立了一些分号,对设于北京、天津、太原这些内地和北方地区的山西票号,尚未形成多大冲击。另一方面,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尽管已设于南方的一些山西票号受到打击,一度收缩、撤庄,可是,由于战争阻断了清政府的饷路,倒给山西票号染指于清政府的金融活动提供了契机。从同治元年开始,票号相继为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和海关向京师汇兑京饷,从而在同治元年至同治四年(公元1862 1865年)间,山西票号出现了它开办的第二个高潮。仅同治元年,山西票号就开办了7家。而在此之前,除祁(县)太(谷)平(遥)帮的票号共15家外,全国其他地方尚无一家办票号者。直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前,全国的金融业几乎处于被山西票号的垄断之中。山西票号不仅数量增多,开办的地域相继扩大,由内地向沿海和边远地区开拓,而且,其业务的重心,也由以往单一的商业汇兑为主,转向 存放业务 ,并在这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好景不长,在这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在列强的强迫下,清政府不但向外开放的口岸和被列强租借与割让的地方越来越多,并由沿海和长江沿线向内地逐渐深入,而且,这时的列强,在并不减少对中国倾销商品的同时,又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以满足其在华掠夺原料和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以及开办其他工厂的需要,于是,列强在中国纷纷扩建或新设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据统计,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设立银行仅7家,其分支机构共15个,而从1895年到1913年间,即增为13家85个分支机构[6]。他们依恃雄厚的金融实力,通过政治贷款、发行纸币,很快垄断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命脉。在此情况下,山西票号由内地向南方沿海发展的势头不仅受到严重阻挠,而且,随着晋商在国内的购销市场日益缩小,其投入商业运营的资本也大量减少。加之山西票号又与清政府结托的日益加紧,逐渐使其沦为清政府的御用财权金融机构,所以,随着清帝国国运不断衰落,晋商也衰落了下来。

晋商的衰落,充分说明,清帝国国运的衰落,是导致晋商衰落的主要原因。国运昌盛,百业兴旺,国运衰微,百业凋蔽,此乃亘古之理。一个国家,任何事业的发达与否,都与国家命运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国运不昌,任何事业都不可能兴盛起来,即使有,也不会长久。鸦片战争后,在大清朝气数渐尽,国运日衰,中国被西方列强任意宰割欺凌,中国越来越深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种国将不国的历史趋势下,连清王朝的江山社稷都已朝不保夕,区区晋商的命运又怎么能好起来呢?晋商如此,其他商帮的命运也大体如此,商业如此,其他事业又何尝不是如此!

二、生产力的极端落后,使晋商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遭到失败

商业是整个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否,与社会经济的是否发展至关重要,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好坏,以及包括着科学技术在内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

晋商在康雍乾三朝所以能很快由兴而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期间清王朝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