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治通鉴》看“内圣外王”的理想性与现实性

从《资治通鉴》看“内圣外王”的
理想性和现实性
学生：聂鑫学号： 20130668 学院：建管学院班级：财务管理02 班
授课教师：钱锋教授授课时间：2013年10月-12月
一、释义
“内圣外王”最早出现自道家典籍《庄子·天下第三十三》“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后被儒家所继承，其含义指的是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

“内圣”，即将道藏于内心自然无为；“外王”，即将道显示于外，推行王道。

“内圣外王”，意谓内有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即人格理想以及政治理想两者的结合。

就其人格理想来说，通俗的讲，“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其中，“内圣”是基础，外王则是目的；就其政治理想来说，则是对内实行“仁政”，对外行“王道”，使臣民一心，他族归顺，最终天下一统。

然而，这个标准一开始指定的目标是诸侯，是帝王，是统治者。

它要求一个政治家必先是一名道德家，这无疑是抱有很高的理想性的，因为中国古代王朝统治权多为世袭所得，一名不好不坏的王很常见，道德品质和政治手段都不错的统治者却少见，这是“外圣内王”这一思想的局限性和理想性；然而这种思想同时具有现实性，因为其“政治思想”几乎可以等同于仁政，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来说这是极好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思想也在改变，而它的演变就是历史。

二、内不圣而外王者败（春秋末期）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

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

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
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

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

’弗听。

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

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诫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

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

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出自《资治通鉴.卷一》，后无特殊注明，引用原文皆出自此书）。

这是发生在春秋末期，战国前期的事情。

智宣子选择智瑶为继承人，是看中了他的才能，却忽略了智瑶的内心缺陷，因为智瑶是个有才缺德的人；赵简子选择赵无恤为继承人，则是看中了他的细谨，诚实，对于父亲的任务，一丝不苟的做了三年，虽说其才可能不及智瑶，但是其德却是极其难得。

后来，智氏毁于智瑶之手，赵氏则由赵无恤（即赵襄子）发扬光大，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究其原因，则是有没有做到“内圣外王”和王霸之道的分别。

智瑶有才缺德，行霸道，于做人，没有做到“内圣”，就是没有够高的道德修养，蛮横霸道，如：醉酒之后用酒罐砸赵襄子，嘲笑韩康子的家臣段规身材矮小（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

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于执政，他对内汲汲于权力，架空晋公，对外国恃强凌弱，也取了很大的成果，甚至将赵氏逼到了孤守晋阳城的地步（智伯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产蛙，民无叛意）。

但是，他的狂妄自大使他错估了他人，在策士张孟谈的游说下，韩魏二氏叛变了，和赵氏一起打败了智氏。

智瑶的“内不圣而外王”导致了他的失败。

反观赵襄子，他确实是一位内圣外王的明君，做人懂得忍让，为政懂得让利于民，不像智
瑶那样骄奢暴敛（智氏制田，以九十步为畹，以百八十步为畛，其民田狭,其置士多。

伍税之，公家富……赵氏制田，以百廿步为畹，以二百四十步为畛，公无税焉。

公家贫，其置士少，主敛臣收，以御富民。

（出自—《吴问》篇）），所以赵氏得以反败为胜。

可以说，在春秋战国之间，“内圣外王”的现实性大于其理想性，因为当时礼制尚未消亡，人民还算淳朴，不尚机心，“仁而后王”行得通。

但随着人性的复杂化，道德修养与权力功名开始对立，“内圣外王”的现实性开始减弱，这是下一节将要谈到的。

三：儒法之争，人治与制治之争，王霸之争（商鞅变法）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公以卫鞅为左庶长。

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

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

其后民莫敢议令……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

为相十年，人多怨之。

赵良见商君，商君问曰：“子观我治秦孰与五大夫贤？”赵良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诺。

”赵良曰：“五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

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

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

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

五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

今君之见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其从
政也，凌轹公族，残伤百姓。

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

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

《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

’此数者，非所以得人也……”商君弗从。

居五月而难作。

（出自《资治通鉴》卷二）
这一节主要讲的是商鞅变法和百里奚仁政的区别。

百里奚辅佐穆公内修品质，外施仁政，从而秦朝上下政通人和，奠定了秦朝强盛的基础和根基。

这靠的是王道，对内实行仁政，让百姓“亲其亲子其子”“遵礼守法”，从而举国大治，对外他也积极交好盟国，如帮助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回国，与西戎停战，软硬兼施，终有“八戎来朝”的盛景。

百里奚所行之政是真正的“内圣外王”之政。

反观商鞅的变法，是法家最成功也是最残酷的一次实践，其一：分什伍而奖告发，这是对儒家仁政里以“父子互隐”为代表的礼制的挑战；其二：奉法不易，不近人情的执行其制定的法律，贵族犯法了和平民一样判罪，太子犯法了不能直接判罪就对太傅用刑，这是非常难得的大进步，真正做到了“法出同一，令行禁止”，然而，完全奉行法律，如渭水边一日斩决七百余罪犯，近乎无情的不把罪犯当人看，是把“人情”和“法制”完全割裂开来。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变法的一个里程碑，就“内圣”方面来说，商鞅完全没有做好，严法的后果就是国家变成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大大削弱了其人情气氛，人与人之间有着猜忌、怀疑和监视，但是，就“外王”来说，秦国变法二十年，孝公一代夺回了被魏国占据了几十年的河西之地，惠文王一朝南取巴蜀之地，夺楚国房陵，北胜诸戎，直至后来始皇帝统一中华，仍是实行的商君之法。

商君法是霸道的战胜之法。

究其细理，百里奚仁政“内圣外王”和商鞅变法“内不圣而外王”之间的不同是由时代造成的，穆公在位时，西有戎狄，东有三晋。

一方面，秦国要
摆脱和戎狄的无休止征战，休养生息，另一方面，又要得到东方诸国的承认。

在这种状态和局势中，深受儒学影响的百里奚自然登上历史舞台，这是历史和局势的选择。

而如果商鞅在那个时候登场，肯定没有用武之地，因为刑名之学只能让秦朝的处境越来越糟。

而孝公在位时，情景和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方面，秦朝由于连续的内乱使得国力内耗，献公一朝又穷兵黩武，和魏国在河西之地死磕却屡败屡战，外事未趁，致使穆公当初建立的基业有大厦将倾之险，而此时的国际环境也由春秋时代转向了战国，如果说春秋时代各诸侯脸上还蒙着一层遮羞的面纱，但到了战国时代则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了。

诸侯并起，狼行虎视，落后就要挨打，甚至被吃掉，这个时候，想通过民风的教化和道德的弘扬走一条富强之路就显得有点迂腐了，更关键是，人家是否还给你机会？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外在环境，秦国就必须注重“外王之术”，而非“内圣之方”。

商鞅的霸道治国对时代口味，甚至是超越时代的变法，所以才能使秦国百年不衰甚至于达到后来大统一。

礼坏乐崩的战国使“内圣外王”的理想性大大超过了其现实性。

这段时间直至后面很长的时间这个思想都不再适用。

四：裂起于“内圣”“外王”之间（三国）
三国之不同于春秋战国，一个原因就在于其时间较短，英雄谋士辈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也是在这个阶段，“内圣外王”开始有了矛盾。

因为三国前半段，大概就是曹丕称帝之前，整个天下还有一个正统皇帝：汉献帝刘协，虽然他是个傀儡，但终归是天下共主。

这是一面旗帜，同时
也是一道枷锁。

对于一个士人来说，“内圣”的极致是“治国平天下”，“外王”的极致莫过于“称王称霸”，三国群英们便在这面大旗下上演一幕幕矛盾的活剧。

袁术以谶言“代汉者当涂高”，自云名字应之。

又以袁氏出陈，为舜后，以黄代赤，德运之次，遂有僭逆之谋。

闻孙坚得传国玺，拘坚妻而夺之。

及闻天子败于曹阳，乃会群下议称尊号；众莫敢对。

主簿阎象进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积德累功，参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

明公虽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若殷纣之暴也！”术默然。

术聘处士张范；范不往，使其弟承谢之。

术谓承曰：“孤以土地之广，士民之众。

欲徼福齐桓，拟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强。

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虽由匹夫之资而兴霸王之功，不足为难。

若荀欲僭似，干时而动，众之所弃，谁能兴之！”术不悦……袁术称帝于寿春，自称仲家，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既称帝，淫侈滋甚，媵御数百，无不兼罗纨，厌梁肉，自下饥困，莫之收恤……曹操遣刘备及将军清河朱灵邀之，术不得过，复走寿春。

六月，至江亭，坐箦床而叹曰：“袁术乃至是乎！”因愤慨结病，欧血死。

（出自《资治通鉴》卷六一、六二、六三）
从上述资料来看，袁术的败因也是“内不圣而外王”。

其一，他不修内德，嫉贤妒能，在正统此等小事上和袁绍争论不休，兄弟反目成仇，且好大喜功，玉玺在手便以为可以称王称霸；其二，缺乏政治智商，在那个群狼围狩的年代，称王这无异于作死，每个军阀都能以“尊王灭贼”的名号攻击他；第三，不行德政，以为“土地之广，人民之众”便可以称霸天下，却不懂得“王在德不在强。

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虽由匹夫之资而兴霸王之功，不足为难”的道理，“淫侈滋甚，媵御数百，无不兼罗纨，厌梁肉，自下饥困，
莫之收恤”不得民心如此，岂不早亡？
董昭言于曹操曰：“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

今明公耻有惭德，乐保名节；然外大臣之势，使人以大事疑已，诚不可不重虑也。

”乃与列侯诸将议，以丞相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

荀彧以为：“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

”操由是不悦。

及击孙权，表请劳军于谯，因辄留，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

操军向濡须，以疾留寿春，饮药而卒。

行义修整而有智谋，好推贤进士，故时人皆惜之。

（出自《资治通鉴》卷六六）
这是荀彧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忠于汉室的士人的悲剧。

如曹操般拥有显赫世族出身和军阀不少，但是他有谋略有机心，例如他采取了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手段，将傀儡皇帝牢牢掌控在手中，以皇帝的旗号配以其强大的实力统一北方。

虽说败于赤壁，但夺取汉中，平定西凉的功绩足以让他功成名就。

从“大将军”到“魏公”到“魏王”，距离那个后世追封的“魏武帝”只差一点点距离。

但就是这一点点距离，中间挡着一大群忠于汉室的臣子，他们以“内圣”为个人最高要求，他们将“尊奉皇室”作为为政最高准则，就算是他们的主公，也不惜以命抗争，诸如荀彧、毛玠、崔琰。

但是曹操不同，他是王，是有实权的统治者，当位极人臣的时候，他还会记得当初“意遂更欲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使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的志向么，他的“内圣”已不再是终于朝廷，所以他不再手软想要“外王”，杀了一个又一个臣子。

以“忠”为内核的“内圣”，与以“名”为核心的“外王”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
贯穿后面千年历史。

五：小结
“内圣外王”是一个随着时代改变而变化的思想，结合历史，可以粗略地说，在承平之世，“内圣外王”是非常实用的，就如当初的周公制周礼，一举奠定了后世千多年的礼法统治。

因为在和平时代，有的是时间来教化人民、移风易俗，选择一条社会土壤改良的渐进道路是极其英明的决策。

这条路虽然缓慢，但却是稳扎稳打，没有半点虚招。

在这条道路上，目的性不是那么强烈，功利性不是那么明显，就好比吃中药，病去如抽丝，但却是标本兼治，恢复的是人体的免疫力和健全的机能。

时间保障了这一切的可能性。

然而在乱世，如同“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战国大争之世，或是“名将辈出，逐鹿中原”的三国之世，或是“北胡南汉，望北兴叹”的南北朝时期，斗争的激烈注定了统治者或平民只能选择一种与时代相吻合的霸道统治观或更狠的生活方式，这是时代使然，也符合历史的一贯特征。

再结合现代，在西方的列强打开中国的国门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国家危亡，生灵涂炭，民族灭种的危机。

在这种危机面前，中国人自然选择了“外王之术”，迫切需要改变落后的面目，于是，我们拼命地发展科学技术，向西方学习，发展生产力。

这是历史的选择，无可厚非。

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这种外在追逐的过程中忽略了社会土壤的改良，被时代深深地打下了急功近利的痕迹。

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更加开放和新潮的生活方式和发展策略涌入中国。

教育方面，我们对学生成绩的关注，超过了对其人格素质培养的关注；我们对技术的关注，超过了对基础科学的研究；
我们对GDP的关注，超过了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关注。

我们在迅速站起来的同时，向前的动力却不足。

于是，我们国家富强起来以后，需要改变，对人进行关照，对人的全面发展应该重视，关注人的道德，关注人的修养和品质，摆脱掉以利益来衡量一切的功利姿态，平心静气地去发展，去改进，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走得更远，发展的更强。

现在，我们只有沉下心去做好“内圣”，才能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1、《资治通鉴》（司马光）中华书局2005年
13财管02班20130668聂鑫参考文献
2、《史记》（司马迁）中华书局1982年
3、《三国志》（陈寿）中华书局2006年
4、《庄子集解》（王先谦）中华书局2006年
5、《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6、《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易中天）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
7、《内圣外王话管理》（李善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从《资治通鉴》看“内圣外王”的理想性和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