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谏议制度下谏官的生存状态

论唐代谏议制度下谏官的生存状态
摘要：手握生杀予夺之权的帝王即便再贤明也会有自满自大自负的毛病。

所谓伴君如伴虎。

围绕在他身边的谏官们实属不易。

本文，将通过对中国谏议制度发展史的简单梳理以及唐代谏官的活动，分析在唐代这样一个谏议制度成熟起来的良好环境中谏官的生存状态。

关键词：唐代，谏议制度，谏官，生存状态
和众多制度的源起一样，先秦时期是中国谏议制度的发轫期。

殷商以前，这个时候谏议状况只能从后人的零散记载中窥得几分。

殷商以后，出现了以进谏为主的官职。

例如，《周礼.地官》里面就记载，西周设有“司谏”一职。

到春秋战国，各国渐渐开设诸多名目的谏官。

如“大谏”、“御史”和“郎官”等，但都不是专门的职务。

秦汉时期谏议制度的一大进步在于，出现了专门衙署和专职谏官。

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引人瞩目的变化在于门下省的设置。

要知道，谏议大夫、给事中和散骑常侍等谏官都属于其下属职位。

历史晃晃悠悠，终于到了唐朝，这个辉煌的朝代，方方面面都是后代中国人骄傲的榜样，在谏议制度上也做的相对完备。

在这一时期，职官设置日趋完备，谏官的职权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唐代沿袭隋朝设三省六部制。

其中隶属门下省的有给事中、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补阙、左拾遗、起居郎。

隶属中书省的有右散骑常侍、右谏议大夫、右补阙、右拾遗。

而且从理论上讲，唐代的君王都非常重视谏议制度，把劝谏与纳谏当作为政之本。

没有什么比君王的重视更为关键了。

因为无论劝谏还是纳谏，君王都是这其中的关键性人物。

一个重谏的君王起码不会是个十足的昏君。

因为随着历史的发展，越到后来，谏议制度越走向衰乃至于亡。

在明朝中央集权空前加强的时代，就几乎算是名存实亡了。

对皇帝的监察已经微乎其微。

反倒是皇帝们们重点加强了对大臣的监察。

明代的东厂，根本就是特务机构。

所以综观中国整个历史，我们发现唐代无疑是谏议制度达到成熟并真正发挥积极作用的时代。

民主这个词，是西方传进来的，不是中国本土产物。

如果要在中国历史中找到一个相对民主的朝代，那么大唐必当仁不让了。

就是在这样一个相对开明的时代。

我们的谏官们会有怎样的境遇呢。

这就是本篇论文想要详细讨论的问题。

一、谏议风气盛行之下的隐忧
由隋入唐，改朝换代，唐朝的君主面临的是一个百废待兴，亟待发展的时期。

唐太宗深知应以史为鉴，吸取隋亡的教训，道“周、隋之际，忠臣结舌，一言丧邦，良足深戒”。

这种居安思危的政治意识使得他非常重视与臣下的关系。

无论官职高低，只要有治国高略就定会委以重任。

如果不是有这样开明宽松的政治氛围，魏征何以成为名臣。

太宗云虽然自己以武功取天下，但还得要以文德绥天下。

他旗下网罗十八学士，在儒学、文学、音乐、吏治等各个方面都颇有所长。

最主要的是，他们都能直言犯谏，有谏臣风范，即便是像虞世南这样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之士也不例外。

再加上，在儒家文化中一早就有“文死谏”的传统。

因而贞观时期，谏官们意气风发，表现出积极的参政精神，谏诤活动呈现出相当活跃的状态。

除了统治者的需要和儒家文化的影响，道家对谏议风气的盛行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道家的政治道德是一种否定性的建构，他们既否定既定的政治形态和伦理道德，亦否定自己所能规定和描述的政治形态与伦理道德，他们的政治理想中有一种绝对的平等与自由，他们的政治伦理建构着一种绝对的正义与公平，然而连他们自己也未能建构起一种能承载这种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的政治形态。

绝对的理想性，增加了他们对现实的否定力度，而绝对的否定性，又强化了他们对理想的追求。

这种神奇的政治道德所发挥的效能，铸就了中国政治史上富有批判精神和叛逆色彩的谏议意识。

唐代道隐与政治的关系有三层。

一是全松散式的，像司马承祯那样完全不受朝廷官爵和俸禄；二是半紧密式的。

这种以朝散大夫的授受为代表，可不
予朝会；三紧密式的，有些人不仅被授予谏官之职，还认真履行了谏官的之责，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谏官。

这三层关系满足了道隐者养身与济世相结合的政治需求，也实现了朝廷劝俗与任贤的治国需要，使宗教与政治调理到最为合理的状态。

因而，在唐代，有道士身份的人不在道观，有山人之名者可以官至宰相。

凡此种种都使得谏诤风气在那个时代盛行。

谏官直言的对象是皇帝和大臣。

谏官的特殊职责意味着他不是一般普通的官员。

他的价值实现在与皇帝和大臣的冲突之中。

因而唐代谏议制度专门提出了宰相和皇帝回避制，也就是说谏官有独立的谏诤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史官好多都是谏官出身，因而谏诤意识尤为强烈。

皇帝的权威至高无上，想要让他有所畏惧，恐怕只有“直史”。

春秋时赵盾桃园强谏，终难逃董狐直笔。

如果说贞观政治是唐人心中的理想，那么《贞观政要》则是再现这个理想的一段真实历史。

吴兢以谏官的政治责任感，史官的历史使命感，浓缩了贞观政治的精华，达到了汉儒所期待的“以著述当谏书”的政治效果，真无愧为“唐之董狐”。

唐代的直史精神作为谏官行为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的确拥有了超越君权的权力。

记载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皇帝无权过问，更无权更改。

可是就是有一些皇帝对史官笔下自己的形象非常好奇，因此常常和史官发生冲突。

首先打破这一制度的就是唐太宗。

唐太宗的固执开“贞观以来，累朝实录有经重新撰”的先河，也使得皇帝回避制未能完全贯彻，影响了史官规谏的效果。

相对于皇帝回避制，宰相回避制贯彻的就比较彻底。

首先，宰相之子不能任谏官；其次，谏官行使职权不必告知宰相。

随着专制制度集权主义的发展，最最需要谏议和监察以及限制权力的都不再是皇帝。

在后来的历史中。

各朝各代的皇帝陛下都把自己的好奇心无限扩大。

对臣民的监察也就越来越深入。

终于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知道不为人知的事情太过多了，便由衷觉得脊背发凉，更加厌恶曾经一度可以超越君权的谏议制度。

君非圣贤，帝王也实在是凡人。

尤其中国的皇帝骨子里还是一个小农民。

有了权势还不行，还要尊大。

还要人民发自肺腑的膺服。

表面上设置了这么一个谏议制度，臣子们可以对我提意见，事实上越到后来，这个制度越像是文饰太平的一个表面文章，一个样子罢了。

皇帝们认为既然天下是我的，何以谏臣们却一个个以下犯上，久而久之。

谏官何以有好下场。

二、谏官命运之我见
唐代是谏议制度最成熟的时期，也是文人的政治地位得到制度上的确认的时期。

唐代的文人与以往文人不同的是，格外具有政治野心。

大唐盛世的辉煌撩拨着文人敏感躁动的心。

他们一个个斗志昂扬，想要趁着大好时代做出一番功业。

统治者对谏官的重视使得，一方面谏官可以参加廷议，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对皇帝的过错及时规谏，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发展。

另一方面，也促使许多胸怀大志却无机会立功扬名的文人们，纷纷投身谏官的行列。

这得从低级谏官开始说起。

拾遗和补阙是武则天垂拱元年（685）设的谏职。

虽然级别不高但是在文人心中的位置却非同一般，以至于很多人即便得到了较高的官职，却因为和谏诤无关而弃之。

最著名的例子当如宰相李绅初入官场级品虽为从七品上，高于拾遗，但终因“非其好”而辞去，后就任从八品右拾遗。

这表明了唐代文人对谏官一职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了拾遗补缺这一清选对士大夫的吸引力。

在唐代，许多文人都做过拾遗或者补阙这样的低级谏官。

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各不相同。

有的像高适那样在此基础上平步青云仕途显达直至封侯。

晚年的高适做到了散骑常侍。

而散骑常侍在唐代基本算是一个闲职，是一种荣誉的象征。

也多由年岁较长并有功业的大臣担任。

有的则和陈子昂一般由于没有外援又未被皇帝深知而一辈子沉沦下僚，甚至被冤杀。

因为劝谏的对象更多的是皇帝，如果皇帝老子不买账，自己又没有硬气的后台，那么直言犯谏往往会使得龙颜大怒，无疑是自寻死路了。

在唐代，不乏拒谏的皇帝，例如武则天，在她当政之初，为了安定社会实现平稳过渡就曾经下令禁止进谏。

此时的谏官如果贸然进谏，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
除了这样的谏官。

在唐代更悲催的则像李白那样刚刚被授予拾遗的职位不久就撒手人寰。

一辈子想尽各种办法想要大展宏图，到头来还是空空。

谏官直言进谏，逆鳞而行，本身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难怪，许多谏臣在上书的时候都要说臣“冒死罪”云云。

就连魏征这样的千古诤臣都曾说，自己这样直言敢谏，其实也还是太宗“导之使言”，如果不是这样，他魏征就是再有骨鲠精神也不敢屡逆龙鳞。

中唐文宗宪宗励精图治，唐代一度出现中兴，那个时候朝廷谏诤之风又起。

韩、元、白等诸臣纷纷进谏。

但也都在屡遭打击之后，归于平淡。

最典型的莫过于白居易。

他对谏诤传统了解的非常透彻，元和三年，已经是翰林学士的白居易被授予左拾遗的职位。

虽然翰林学士的职位更加重要，可是在白居易看来，左拾遗的官位实际上给了他在朝堂谏诤的理由和名分。

在任左拾遗之时，白居易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自己发扬谏诤传统的决心和信念。

他弹劾权贵，指斥豪右，两袖清风，正义凛然。

可是在任左拾遗期满以后，他并没有循例升为补阙。

虽然翰林学士也带有谏官的意味，但毕竟没有谏官的正式名分。

可是白居易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以至有人揣测白居易后来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多有谏诤，终招致宪宗的不满，再加上白居易指斥权贵树敌颇多，终被贬为江州司马。

虽然后来官居高位，但饱尝官场尔虞我诈的白香山，终于还是又回到儒家“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的轨道上来。

在他的诗文创作上，也表现出由讽喻诗向闲适诗转变的痕迹。

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的谏臣意识和谏政活动，只是中唐政治的缩影。

宪宗元和年间是唐代谏诤风气比较活跃的时期，许多文人和政治家都是以谏臣的姿态出现在政坛上的。

中唐短暂的中兴之后，大唐王朝终于支撑不住，眼看呼啦啦大厦将倾。

似乎每个朝代到了最后时刻，朝臣大多都噤若寒蝉。

唐朝末年的黑暗阴云笼罩在人们的头上，谏官大多没有作为，或者选择不作为。

到了晚唐甚至出现了杀谏官的情况。

而此时大唐王朝也已经日薄西山，奄奄一息，气数将近了。

谏议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谏官以规谏君之过为职责，在古代政治制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促使一个制度的产生的原因有很多，但如傅绍良所言“君权有限”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君权是至高无上的。

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又将君权的至高无上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中国人心中，神是莫大的权威。

但至高无上的权力过分地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必然会有暴政出现的可能。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世界历史中，中西方的学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如何约束王权的讨论。

儒家思想被视为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

虽然儒家知识分子从未对君主制产生过怀疑，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

但他绝不提倡和拥护无限君权制。

儒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反对暴政，推行仁政，并尽可能从观念和行为上对君王权力有所约束。

谏议制度，是对君权一定程度上的限制监督，是专制制度下的一缕微光。

然而谏议制度的本质在于为专制制度服务。

因而随着专制制度的不断加强，这一缕微光也终将渐渐被埋没。

基于这样尴尬的处境，谏官们在直言进谏的时候便不得不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即便是遇到了明君圣主，可是谁又能确切的知道这位皇帝陛下的胸怀气度能大到什么地步呢？
唐朝，在中国谏议制度史上是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朝代。

谏官们大展宏图的时候正是唐王朝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时候，而谏官们噤若寒蝉的时候唐王朝也气数将尽了。

唐代谏官的命运走向成为了唐朝命运的晴雨表，而中国谏议制度的发展史也见证了中国历史的盛衰成败。

虽然中国谏议制度在唐宋以后又逐渐走向衰落，虽然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专制集权打败了民主，占据了主导地位。

可是谏议制度也在最辉煌的朝代绽放了属于自己的光辉。

并且在中国历史上埋下了民主的种子。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就正在践行社会主义民主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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