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思想与希腊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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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思想与希腊哲学
1.基督教思想与希腊哲学“若即若离”的关系。
一只噬菌体在繁殖的时候,会吸附在一只细菌或病毒的身上。之后,噬菌体会将体内的一条DNA遗传双螺旋链条,植入细菌或病毒体内。植入后,这条DNA遗传链条就开始分裂成两条单螺旋DNA遗传链条,之后它们会以细菌或病毒体内的DNA核酸物质为原料,复制成为两条DNA双螺旋遗传链条。之后再分裂再复制,直至这只细菌或病毒体内所有的核酸物质被使用完毕,然后每条复制成的DNA双螺旋,利用细菌或病毒体内的氨基酸合成它自己的蛋白质外壳。此时这只被吞噬的细菌或病毒的体内,已经“孕育”了数以万计的新噬菌体,而这些噬菌体的使命,则是在“破壳而出”之后,去寻找可以复制自己下一代的载体,即另一只细菌或病毒。
用这个例子来比喻希腊哲学成为了基督教思想1的载体,或者基督教思想成为了希腊哲学的载体,都有些不太准确,但若从基督教思想与希腊哲学二者“若即若离”的紧密关联来看,则的的确确有噬菌体吞噬细菌这样的相似性。正如我们可以在今天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中,找寻到柏拉图主义(Platonism)和斯多亚主义(Stoicism)的影子;亦可以在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中看到他是如何借用了基督教的《旧约》,虽然在中心论点上迥然不同,但在论述思想上却与基督教思想相似。2
既然如此,基督教思想与希腊哲学两者谁是噬菌体,谁是被吞噬的细菌呢?通过噬菌体吞噬细菌的例子可以看出,噬菌体无疑是完全的获利者,它因细菌体内的核酸物质与氨基酸等养分为原材料,得以复制繁衍;而细菌则因被噬菌体的侵蚀而彻底死亡,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而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相互利用则不然。宏观来看,他们双方彼此都从对方那里吸取到了精华,使自己的思想得以发展,并且发展的相当繁荣。再结合基督教思想与希腊哲学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与历史的演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希腊哲学有其选择基督教思想的历史需要与必然性,而基督教思想同样也有其选择希腊哲学的历史需要与必然性;站在今
1基督教分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者教义虽略有不同,但神学思想核心一致。例如,基督教的三大信经:《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亚他那修信经》。
2杨庆球:《基础系统神学》,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2010年3月,第325页。
天的“处境化神学”角度,我们可以把思绪的视野放得再更广阔一些:试想一下,除去历史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外力,希腊哲学或许并非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唯一载体。神若允许,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哲学思想,亦能为基督教神学思想所用,亦能作为上帝救赎真理的反光明镜,阐释神启示世人的真理。
2.基督教思想选择希腊哲学的历史需要与其必然性。
从西方教会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思想之所以选择希腊哲学来阐释自己,是与教会所处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基督教在主后313年《米兰赦令》(Edict of Milan)颁布后,成为罗马帝国的合法宗教,并且在392年,狄奥多西斯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教会从此迅速发展起来。但在此之前,基督教却一直为罗马帝国所逼迫。原因在于罗马的官方宗教,以崇拜皇帝为中心的帝国祭祀仪式。皇帝被赐予秩序和繁荣的神来尊敬,他们是整个帝国的化身。任何宗教只要承认此祭祀礼仪的合理性和不与良好秩序相抵触,都被承认。1然而,惟独基督徒不听从罗马帝国的这项法令,因为他们只称耶稣为主,只敬拜上帝,因此冒死拒绝敬拜凯撒。2
初期教会在面对罗马政府这样强大的外敌之外,教会内部依然还要面对两大劲敌。首先,就是来自基督教的“母体”,犹太教的逼迫。在使徒教会初期,犹太教是压迫基督教众多势力中不可小觑的一支。使徒教会建立初期,罗马政府起初一直认为基督教只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所谓的“拿撒勒教派”而已,因此在处理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矛盾上,常常误认为只是犹太教内部的所谓“律法上的争端”。3因此,初期教会无论是在面对犹太教的迫害,还是在寻求罗马法律的保护,都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加之犹太教的律法主义对早期教会内部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便更加加速了早期教会的护教者们,不遗余力地将基督教与犹太教区分开来。而希腊哲学则在阐明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区别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4其次,促使基督教思想与希腊哲学相结合的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则在于早期教会的教父与护教者们,必须对那些打着基督教名义,四处宣传自己理论的异端予以反抗与批判。初期教会时期,正是罗马帝国经历极度繁荣的时期,经
1王业平:《西方基督教思想史》,第7页。
2杨庆球:《基础系统神学》,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2010年3月,第324页。
3新约,《使徒行传》18章,12-17节。
4参:殉道者查斯丁(Justin Martyr)《与特里风的对话Dialogue with Trypho》
济,文化,宗教蓬勃发展,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便利的因素,亦为异端的成长建立了温床。当时,对基督教思想侵蚀最猛烈的异端,莫过于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伊便尼派(Ebionism)、孟他努主义(Montanism)、摩尼教(Manichaeism)。诺斯底主义是危害最大的,它是“健全的使徒教义掺杂了异教哲学,甚至是星像学和希腊神秘宗教而产生的偏差。”被哈纳克称为:“基督教信仰的极端希腊化。”1由于早期教会的教父和护教者们大多为希腊、罗马人,因此在早期教会第一个三百年的“教会的英勇时代”2中,他们运用自己的希腊哲学思想,在捍卫基督教正统信仰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以当时最为崇尚的希腊哲学来阐释基督教思想,目的是要当时的社会了解基督教,并接纳基督教。他们所走的这一条对话的道路,终于为基督教进入希罗世界,并今后的大规模传播,打开了一扇大门。
虽然在对话中,基督教思想日益希腊化,希腊哲学开始逐渐渗透入基督教思想的内部,并且造成后世几乎无法摆脱的影响,但基督教信仰却逐渐的理论化与系统化,真正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体系开始出现。比如:“道”或逻各斯的学说被特别强调,日趋表明成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一个桥梁,也是基督教思想与希腊哲学之间的一座桥梁。3
3.希腊哲学选择基督教的历史需要,与其必然性。
基督教思想之所以能够取代希腊哲学,占据当时甚至于当今的主导地位,内在的优势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神”在古希腊文化与古希腊哲学发展中,始终占据着“本原”或“第一推动力”的主导地位,也正是这“第一动力”使基督教“超而优越”的上帝,轻松入主希腊哲学;第二个方面,古希腊神话最高神“宙斯”的诸多缺陷,比如具有人的感情用事、并非万能与唯一,就注定了他要被更优越的全能的基督教上帝所取代,而基督教的上帝却恰恰能弥补这位神在古希腊哲学中的“不足”与主导地位。4
至于外在的优势,很明显的在于罗马帝国的日渐没落,以及基督教的日渐强1王业平:《西方基督教思想史》,第12页。
2祁伯尔(B. K. Kuiper):《历史的轨迹---基督教会2000年史》,李林静芝译,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2009年5月,第8页。
3王业平:《西方基督教思想史》,第42-43页。
4曹兴,刘海涛:《基督教在西方哲学中的沉浮》,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1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