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

所谓“新清史”，是指美国的中国史学界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以重构清朝历史叙事体系为目的的一种学术思潮。其目标在于解构汉化观下的历史叙事，反思清朝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定位。它以柯娇燕、欧立德、罗友枝、米华健、路康乐等人的著作为代表，着眼于满洲历史的起源，探讨清朝作为非汉政权的“满洲特性”，及其如何维系满人在文化和族群认同上的连续性等问题，被认为标志着美国学界前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一次重要转折，即“中国研究的族群转向”。

“新清史”的主张，简单说，就是转换清史研究的中原视角，而采用满、蒙等语言史料，把清朝当作一个内亚帝国、而非一个汉化（Sinicized）的王朝来处理。“新清史”和“汉化论”最早的交锋，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罗有枝（Evelyn Rawski）和何炳棣关于“汉化”的争论。近年的趋势，则变成一方坚持批判（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史观，一方则严防（源于日本学界的）“满蒙（疆藏）非支那论”卷土重来。

“新清史”学术思潮的兴起，有其复杂的理论渊源，我们可以看到“新清史”各著述中人类学研究、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新文化史等各种理论运用的痕迹，甚至可以发现它与日本学界研究满蒙历史之间的诸多相似之处，在这个层面新清史可以被视为“各类舶来学术观点的混合物”。

往前追溯，20 世纪 70 年代，曾经独霸美国中国史学界的费正清学派，被新兴的区域社会史学派所替代，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清史和近现代史的关注，逐渐从政治、外交、儒学等下移，关注普通民众和社会，费正清的“冲击一回应”理论逐渐被强调中国社会内在因素的区域社会史所替代。欧美一批学者开始从重视语言文献考据的东方学研究，转向以问题为导向的中国研究。哈佛大学中亚史教授傅礼初成为这一转型的代表人物，并鼓励美国学者以一种更为全面的方式研究亚洲内陆历史。1978 年，他在《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中，注重强调亚洲内陆对“清帝国”的重要性。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的族群冲突有所升级，族群问题成为美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20世纪 90 年代，新文化史逐渐兴起，使得美国的清史研究更加多元化。许多“新文化史”学者受到西方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影响，强调重新解读史料，重新认识史料的主观性和局限性，重新审视民族国家的历史框架对历史研究的影响，重新定位在传统史学中被边缘化的群体，例如妇女和少数民族。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史学界开始注重从族群这一视角研究中国历史，以满族为主体重新审视清代历史，逐渐成为潮流，从而出现了“新清史”。

以往美国清史学界非常强调满族的汉化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论著是何炳棣1967年2月在《亚洲研究》发表的《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他从清代的疆域、人口、政治文化政策、民族政策等方面，指出了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认为“清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而这种成功的关键在于，满洲早期的统治者采纳了系统的汉化政策”，这些政策体现在满洲统治者入关后对明代政治制度的全盘采纳，清代皇帝自康熙始，便将朱子理学奉为正统，并参拜孔庙，用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宗室子弟，并且出版了《四库全书》之类宣扬儒家正统学说的书籍等方面。

1996年4月12日，在夏威夷州檀香山市召开的第48届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上，罗友枝发表题为《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主席就职演说，对何炳棣提出的满洲汉化论进行批评。罗友枝认为，满语材料极大地丰富了史学界对“清帝国”和满洲人的认识，使用这些满语史料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史料，改变了以汉文史料为中心从事清史研究而导致的认识偏差。

何炳棣认为，“清帝国”的统治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满洲早期统治者的系统汉化。罗友枝认为恰恰相反，“清帝国成功的关键在于清朝统治者能够利用他们与其

他亚洲内陆少数民族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治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和汉族聚居的地区”。其从“满洲中心”的历史观出发，认为清朝之所以能在中国成功统治近300年，主要原因并不是“汉化”，而是由于清朝统冶者着重保留的满洲特性，并利用这种满洲特性，加强与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最终构建了一个多民族的帝国。这篇文章在美国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被视为“新清史”形成的开端。

1998 年，何炳棣发表《捍卫汉化:驳罗友枝的<再观清代>》一文，重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指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汉化过程是一个历史事实，历代少数民族政权进入中原后必争“正统”，学习、采纳汉族文化，从而导致自身的汉化，满洲则是汉化程度很高的民族，但他并不否认满洲对中国历史的独有贡献。

在罗友枝与何炳棣的论辩之后，美国先后出现了众多与该主题相关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新清史”研究逐渐兴起。1998年，罗友枝《末朝皇帝:清帝国社会制度史》。1999年，柯娇燕《半透明的镜子: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认同”》。2000年，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2001年，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这四部著作经常被视为“新清史”的代表作。虽然柯娇燕本人认为“新清史”、“新清史学派”这些称谓都是不准确的，对自己被列为“新清史”的一员持反对态度，但诸多中国学者依然将她视为“新清史”的主要代表之一。

“新清史”学者主要分散在满族史、边疆史和清代中期政治文化史等研究领域。“新清史”是由许多同时兴起的、自发的、分散的研究汇集而成的一种学术观点，并非有组织、有负责机构和期刊、有特定目的的学术研究团体，着重清代民族史、边疆史和政治文化史研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

虽然“新清史”的研究领域和方法有所区别，但具有共同特点:1，强调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非汉”的“征服王朝”，主张划清与中国历史上汉族王朝的界限:2，强调清代满洲的族群认同和对满洲特色的研究，强调“去中心化”，反对满族被“汉化”的说法和“汉族中心论”:3，提倡以族群、边疆等视角和新的理论框架来审视清代，强调民族认同中的主观元素:4，提倡采用满语、蒙古语、维吾尔语等文献研究清史。

“新清史”不仅挑战了费正清提出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也挑战了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费正清设想的中国为中心等级制的外交关系，是一种具有同心圆结构的“三圈”，第一圈为汉字圈，第二圈是内亚圈，第三圈是外圈。这种观点预设了一个汉化(儒家化)程度自中心向外递减的过程。费正清认为，游牧民族在文明程度上一直远逊于中国。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则主要设定在以长城以内的汉人地区为中心。“新清史”则着重强调满洲人和满洲统治文化在“清帝国”时期的核心作用。

“新清史”提出的主要观点?与中国学术界存在严重分歧，如所说的清朝“非中国”、“清朝帝国主义”、清朝对各边疆地区的统一为“侵略”、“扩张”等，均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并不被中国主流学术界所接受。

“三强调”以旧充新

从清史研究角度看，“新清史”究竟“新”在哪里？其代表人物欧立德等人归纳出“三强调”：一是“强调全球化视角”；二是“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三是“强调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

从学理的视角出发。新清史关注历史主体性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客观准确地认知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满洲为中心研究清代历史，有利于纠正学术界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从多元文化视角看待清朝的历史发展。另外，“新清史”研究者非常注重满文资料，特别是满文档案在清史研究中的利用，从满文档案资料中发现汉文资料没有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