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代启示

中苏论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代启
示
叶政
［内容提要］对中苏论战进行深刻反思和经验总结，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其当代启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应破除刚性与泛化，实现建设方式的现代性转化；在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及党际交往模式方面，应摒弃“中心论”，合理区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以及保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必要限度；在处理两制关系问题上，对两制和平共处的现实性和可行性、两制竞争共处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有比较理性的认识；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必须明确党的历史方位与中心任务、加强和改进干部队伍建设以及推进党内民主化和制度化建设。

［关键词］中苏论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验教训
［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505(2011)01-0092-04 中苏论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共运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中苏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国际共运格局的演变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就中国方面来说，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党的历史方位的判断、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变迁、内外政策的制定与调整等，均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鉴往知来，对中苏论战进行深刻反思，总结中苏论战的经验教训和启示，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一、中苏论战对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
如大多数学者所言，中苏论战肇始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不同认知与理论分歧。

这场论战无论是其涉及的意识形态争议之
内容，抑或是其采取的解决争议之方法，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对主流意识形态建构逻辑的认知水平以及对意识形态发展趋向的把握能力。

总结论战期间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经验教训，对我们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以下重要启示：
(一)破除意识形态的刚性与泛化
“意识形态刚性”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僵化。

在中苏论战中，“意识形态刚性”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体现，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解的教条化与绝对化。

例如，在论战的文章里，把“物质刺激”、利润原则、工资差别等视为“资产阶级权利”和“修正主义”的重要表现加以批判；而与“资产阶级权利”相反的则是依靠政治和思想上的革命来保证经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又如，1963年6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指出：“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思想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即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进到无阶级社会以前的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

”[1]按照这种“大过渡”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才能逐步解决。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2]。

由此，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

“意识形态泛化”是指过高估计了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

论战时期，“意识形态泛化”具体体现在把意识形态作为衡量一切是非标准的唯一尺度，凡事必问“姓社姓资、姓马姓修”，大到国家和政党之间的敌我友善、小到社会生活中个人兴趣爱好的高尚低俗，都要经受意识形态的检验。

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反修”、“反资”成了权衡利弊得失的标杆；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力量
上，也由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转向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

尤其是随着论战的升级，为呼应国际斗争的需要，在国内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指导和解决社会主义存在的各种矛盾，其间的教训着实令人惋惜与深思。

(二)实现意识形态建设方式的现代性转化
实现意识形态建设方式的现代性转化，是我们从历史经验和教训中获得的重要启示。

当下，这种转化的着力点在于：
其一，意识形态时代内容的有效展现。

中苏论战期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论战客观上加速了国内意识形态建设步入误区的可能，尤其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上，逐渐脱离了时代发展的现实要求，这是我们从中应当深刻汲取的教训之一。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3]任何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都是在回应时代变迁和日益变化的社会生活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执政党应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断发展意识形态，使其更好地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

主流意识形态也应当在确保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在与其他流派的对话中汲取有益成分，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从而保持长久旺盛的生命力，实现自身与时代和社会的同步发展。

其二，意识形态表达方式的切实改进。

细观中苏论战时期的文本，那个特定年代的意识形态话语与文风跃然纸上——经典语录的罗列堆积、墨守成规的说教口吻、充满革命激情的叙述笔调、公式化的逻辑语式……如果置于当下之情境，从内容到形式显然已经难以赢得人们的认同。

推进意识形态表达方式的创新，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改进文风。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靠空洞的呼吁，更不是
靠强制的方式，而是要拿出真正有思想水准和感召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

同时，改进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还要求我们始终从对象的实际需要出发，避免夸夸其谈。

假如我们不看对象，而完全按照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甚至把在国内都不怎么受欢迎的大话、套话、空话搬到国际交往中去，那样的宣传就会变成自说自话，不仅不会说服别人，反而还会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

二、中苏论战对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和党际交往模式的启示
在社会主义国家及政党之间，如何建立和保持一种健康有序的关系，避免出现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而导致国家及政党关系的大起大落，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在当代，我们总结中苏论战的经验教训，不仅要对意识形态分歧本身所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必要的澄清，而且要对当时与论战紧密相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和政党交往模式进行深刻反思。

(一)国际共运“中心论”的深刻反思
以某一个国家为中心，成立指导和协调世界革命运动的国际组织，并成为革命经验的主要输出地，是国际共运的传统模式。

中国共产党是在“以俄为师”的背景下领导和开展中国革命的，长期以来对苏共和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和中心地位予以尊重和认同。

然而，随着中苏论战的爆发，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的“中心”和“为首”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不提“以苏为首”，但这并不表明苏共不想当“中心”，只是认为“为首”没有给苏联和苏共带来多少实际的好处。

赫鲁晓夫曾言：“‘为首’在物质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既不能给我们牛奶和黄油，又不能给我们土豆、蔬菜和住宅。

那么，它在道义上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给不了什么!”[4]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赫鲁晓夫更是指责中共意在同苏共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

在论战的高潮阶段，中国共产党认为，“对于目前的苏共领导，如果还说‘为首’的话，那就是为修正主义
之首，那就是为分裂主义之首了”[5]。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虽然否认苏联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但并不意味着就此否认了世界革命中心的存在。

在某种意义上，苏联中心地位的“丧失”，无形中为中国中心地位的凸显提供了契机。

国际共运“中心论”的历史纷争说明，国家之间应按照正常的国际交往准则来协调各自的行动和处理国际事务。

同时，实践也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矛盾和分歧，只能在互相尊重、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来解决，而一定要争一个“中心”或是“正统”地位，并为此进行论战，是不理智的。

(二)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合理区分
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关系不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的好坏，往往会成为影响和决定国家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

在各国共产党内部，强调的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

而当这种原则被提升至整个同盟或阵营所遵循的共同法则时，这种特殊原则就具有了普遍性和权威性。

二战后，由于苏联的超强地位以及历史的思维惯性，先前在共产国际内部所遵循的组织原则很自然地被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

在中苏论战中，苏共领导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最惯用的一个论据就是所谓“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纪律”。

对此，中国共产党指出：“在目前的具体条件下，既不存在也不应当存在共产国际式的集中领导的条件下，在兄弟党关系中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完全不正确的。

各个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各自保持独立而又互相联合的关系。

”[6]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必须作出合理的区分。

党际交往是一个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际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

党际之间可以保留意识形态相关问题的分歧，但不能干扰国家关系的正常开展。

因此，正确的选择应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
[7]。

(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必要限度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首先提出来的，它“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8]。

苏联从斯大林开始，一直没有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反而使这一原则变成其实施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的工具。

在中苏论战中，赫鲁晓夫的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表面上是要求其他国家在决策时要兼顾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利益，而实质上是要服从和服务于苏联的国家利益。

对此，中国共产党指出，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即努力发展本国革命并毫无例外地支持所有国家同样的斗争，而决不是借国际主义援助之名行霸权主义控制之实。

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共产党认为，在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之后，有义务也有责任援助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革命斗争，甚至不惜超出国力水平去无偿援助其他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抬高到超越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

实践证明，过去我们的失误在于构想出一个超越现实国家利益的国际利益，要求“一个国家的利益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一国应当为世界的整体利益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9]，从而遮蔽了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过程中的首要地位。

因此，总结历史经验，理性的选择应当是既要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又要把国家的现实利益放在首位，从而使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实现有机的结合。

三、中苏论战对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的启示
如前所述，中苏论战折射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中刚性和泛化的图景。

这种刚性和泛化的意识形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

在论战中，当我们在这样的思维框架里去审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制关系时，得出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对立与激烈冲突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结论，尽管反映出冷战时期两制对抗的客观现实，但却忽视了两制关系中新的变化因素。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两制关系的现状及未来走向，需要以新的思路去认识和把握。

(一)两制和平共处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中苏论战之际，尽管当时的国际格局总体上仍处于冷战对峙状态，但国际环境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整注入了动力；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开启了改革传统模式的初步尝试；三是两制之间的对抗由直接的武力冲突，逐步转向渗透与反渗透、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

中苏两党的分歧之一，正是基于对这些新特点的不同理解。

苏共提出了“三和”、“两全”的理论。

这些理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共领导人希望创设良好外部环境的愿望，但却存在着对苏联国力和世界形势过于乐观的判断，同时也暴露了苏联领导人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心态。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对苏共的“三和”、“两全”理论提出质疑与批判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我们对形势的判断也有一定的失误，即过于夸大战争的危险性和不可避免性，过分强调两种制度的差异性和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两制关系上片面强调意识形态而忽视国家利益，或片面强调两制矛盾斗争而忽视相互吸收借鉴与和平共处的做法是不科学的。

两制
的对立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而且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利益共同点与合作这一面甚至会超越其利益的不同点和对立的另一面。

尤其是当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后，两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大为增强了。

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越来越认同把国家关系中的“共存—对抗”模式转化为“共处—竞争”模式，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共同关心和致力于解决事关人类社会发展的全球性问题。

在当前，分属两制的国家之间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

但由于双方共存于国际社会这一共同体中，两制之间加强沟通、寻求利益共同点以及建立灵活多样的合作和协调机制，将越来越成为解决两制冲突问题的首选路径。

(二)两制竞争共处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中苏论战中，苏共提出资本主义内部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中共则强调和平过渡绝不能替代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普遍规律。

历史经验表明，在这个问题上，中苏两党都存在着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

暴力革命与和平方式是取得社会主义政权的两种不同方式，至于哪种方式更为现实，将取决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和阶级力量的对比。

在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都遇到了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又推动了两种制度各自相应的调整与完善。

这些都决定了两种制度的自身演变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共处必将是一个充满变数的长期复杂过程。

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的认识。

第一，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应有足够的估计。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10]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决不会”论断，既说明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能把理想建立在社会主义的“速胜”和资本主义的“速亡”上；同时也说明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是有客观条件的，不能凭主
观人为地制造。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当代资本主义还能在制度范围内进行自我调节，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容纳甚至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没有走到历史的尽头。

第二，对社会主义最终代替资本主义应有充分的信心。

“尽管资本主义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最初激发人们寻找替代它的条件大体来说仍未消失。

”[11]资本主义只是在其制度范围内进行了局部调整，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和消除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同时，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自行扬弃的过程，使资本主义内部的“新社会因素”不断增长。

这些新的因素如国有经济、社会福利、企业共决等，从其社会化的性质、发展趋势、为我所用的角度来看，都为新的社会结构的产生准备了更加成熟的物质条件，这就增大了社会主义在用暴力革命手段之外以和平嬗变的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可能性。

正如有学者所言：“可以肯定，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体现它的内在矛盾的反体系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就不会消亡，但运动形式会更加多样化。

”[12]
四、中苏论战对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的启示
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苏论战主要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而展开的，但其中也涉及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论争。

总结论战时期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的经验得失，对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党的建设，进一步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明确党的历史方位与中心任务
执政党自身定位不清与角色转换的迟滞，是中苏论战带给我们的深刻教训之一。

在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反复批评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党与国家政权的性质已经发生蜕变，并比照国内，得出国内也存在着一个类似的“官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特权阶层”。

由此，开展了“四清”、“反修防修”等一系列运动。

上述认识不能说没有道理。

警惕党内出现特权阶层和腐化变质是十分必要的，至今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党对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判断存在一定的偏差，在行动和中心任务上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生产力上，使许多本来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措施都被当作是在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而遭到批判。

随着“文革”的结束，党对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与中心任务进行了重新判断，实现了由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转换。

在此基础上，我们党进而在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能力、执政方式、执政体制等许多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取得了新的突破，标志着党的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从中苏论战时期的迷失困扰，到新时期的改革创新，党自身角色转换与发展定位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需要积极适应国内外环境的发展趋势，以自身所处环境与组织状态为依托，实现科学定位，明确中心任务，把握未来走向，以应对各种挑战。

(二)加强和改进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13]能否建立起科学的选贤任能机制，实现党的人才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合理配置，是党长期执政的重要保障。

中苏论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苏联“变修”根源时，把斯大林没有培养好接班人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来看待，并据此认为，反修防修除了彻底完成政治
战线、经济战线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外，还必须在组织上培养与选拔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就具体培养方式而言，《九评》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

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14]党的干部在社会大舞台上经受锤炼，本无可厚非，但后来发展到要经受“文化大革命”的检验和“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考验，则有失偏颇。

实践证明，“文革”式的“大风大浪”不仅不能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反而耽误了整整一代人。

今天来看，这种从政治至上原则入手来推进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做法并不十分科学。

在论战中被突出强调，更为直接的需要是为了适应与苏联修正主义作斗争而已。

历史的教训启示我们，党的事业要顺利进行下去，培养政治过硬的接班人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制定出严谨规范的选人标准，建立和完善一整套良性循环的干部培养、选拔、任用、考核、教育、监督等常态机制，并将其纳入法制化的运行轨道。

(三)推进党内民主化和制度化建设
民主化和制度化建设，是现代执政党建设的核心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如民主集中制、党内选举制度、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党内监督制度等。

但遗憾的是，受制于中苏论战的影响，党在发挥这些制度功效上日渐式微，进而转向追求个人崇拜的误区。

在论战的高潮阶段，我们不仅不再提及斯大林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严重错误，反而认为苏共反对个人崇拜是现代修正主义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15]。

由此，助长了个人崇拜的泛滥，党内民主的空间越来越小，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央的集体领导，最终在“文革”中发展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