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 Economic Structure
指国民经济的组成和构造。它有多重含义：（1）从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来考察，则主要通过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成分的比重和构成来表现。（2）从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的组成和构造考察，则包括产业结构（如一、二、三次产业的构成，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构成等）、分配结构（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及其内部的结构等）、交换结构（如价格结构、进出口结构等）、消费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等。（3）从所包含的范围来考察，则可分为国民经济总体结构、部门结构、地区结构，以及企业结构等。（4）从不同角度进行专门研究的需要来考察，又可分为经济组织结构、产品结构、人员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能源结构、材料结构，等等。
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要求与它相适应的一定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都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客观制约性，不是随意建立任何一种经济结构都是合理的。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主要看它是否适合本国实际情况；能否充分利用国内外一切有利因素；能否合理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和自然资源；能否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能否有力地推动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否既有利于促进近期的经济增长又有利于长远的经济发展。
所谓经济结构调整，就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国民经济中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和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对比关系和结合状况进行调整，藉以改善各物质生产部门之间的有机联系和比例关系，利用技术进步的主导作用，促使国民经济结构合理化，推动整个国发经济向前发展。当前我国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充分考虑世界科技加快发展和国际经济结构重组的趋势，着眼于全面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结构正在进行战略性调整。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和长期任务。
经济结构对商业银行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从间接角度来看，经济结构会通过影响一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来影响商业银行．从直接的角度来看，经济结构会直接影响社会经济主体对商业银行服务的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商业银行的经营特征．在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投资结构中对商业银行是有影响的．


　全国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房地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产业，房价增长过快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对宏观经济的健康发

展构成严重的威胁。

房地产业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产业，优先加快发展是必要的，但是房地产价格增长过快，房价与大多人的收入相比甚高，大量银行信贷资金介入其中，囤房、炒房现象严重，房地产业呈泡沫化发展的趋势也令人堪忧。据统计，今年5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售价同比、环比均继续上涨，新建商品房、二手房及非住宅商品房上涨幅度均超5%，北京、深圳等五个城市比去年同期上涨10%以上。根据有关经济理论，当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房地产市场投机泡沫产生，传导到宏观经济中去，对整个经济将产生巨大影响，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到消费，同时会影响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刺激投资增加，造成经济的过度繁荣。


房地产过热造成大量资金滞留在该行业，不仅抑制了其他行业的发展，造成社会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利用，而且，房价上涨时，资产价格产生连锁提价效应，也容易促成证券市场上的投机行为(例如，房屋可用作贷款担保，然后再以贷款从事股票投机)。我国近年来这种现象已经非常明显，房地产市场泡沫化发展，伴随房地产需求和供给增加，引起房地产和相关产业投资大幅增加，宏观经济持续趋向过热，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总的来看，房地产价格上涨对经济的影响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带动原材料和相关产业价格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直接效应，是促使房地产企业增加投资。较高的房产价格，使建筑公司发现建筑房产更有利可图，促使房地产支出上升。房地产价格上涨，必然引起房地产业投资的盲目扩张，从而拉动上下游产业的投资增长，进而引起与房地产有关的重要原材料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需求增加，促使其价格快速增长，而这些原材料需求增加又造成了电力、燃料、运输等方面需求增加，价格上涨。


其次，房价上涨引起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最终反映到生活资料价格上涨上。生活必需品、食品价格长期看涨。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再次，促使银行贷款上升，银行脆弱性增加。银行经营相当数量的房地产贷款，并以房地产的价值充当抵押。当房地产价格上升较高时，相应提高了银行的资本。较高的银行资本允许银行提供更多的贷款，由于很多房地产企业依赖银行借款，银行借款增加，增加了银行的脆弱性。


中国经济自2003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信贷的高速增长很大部分是围绕房地产业盲目扩张而来。而房地产投机泡沫造成的需求过度增加，尽管短期会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是长期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因

为，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无论市场上这个商品多么有价值，价格涨得有多高，最终价格总是要回归理性，房地产市场也如此，无论房地产价格上涨有多少个理由，多么富有刚性，最终也要回归到理性价位。日本泡沫经济期间房价大涨以及90年代房价大跌，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方面的教训不能不汲取。而且，房地产价格泡沫破裂比股市泡沫破裂的破坏性更大，对经济造成的伤害也更大，因为房地产市场远比证券市场更多地渗入到实体经济的运行中，对经济的影响更大。相比而言，作为虚拟经济的股票市场泡沫破裂对经济的影响要小得多。


应当看到，房地产泡沫化发展是推动我国宏观经济投资过热一个重要的动力源，也是造成经济结构性失调的重要原因，给宏观经济稳定构成了威胁。若房地产市场逆转，房价下跌且下跌幅度较大，将对经济造成严重打击，投资品价格会大幅下滑，支出减少，消费低迷，家庭以及银行资产大幅度贬值，银行呆、坏账增加，造成经济长期增长乏力，威胁到整体经济的安全，严重的可造成社会危机。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发生，其教训非常值得我们汲取。所以，及时抑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增长是非常必要的。


房地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产业，房价增长过快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对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 因为，房地产价格上涨带动原材料和相关产业价格上涨，增大通货膨胀压力，促使银行贷款上升，增加金融风险。


作者认为：因为房地产市场远比证券市场更多地渗入到实体经济的运行中，所以房地产价格泡沫破裂比股市泡沫破裂破坏性更大。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发生，其教训非常值得我们汲取。所以，及时抑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增长是非常必要的。




新阶段的必然选择——一谈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所谓战略性调整，就是不能像以往那样只是简单地解决多种点什么、少种点什么，或是多养点什么、少养点什么的问题，而是要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多年来，各地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一直没有停止过调整，有些地方取得了很大成功。但这些调整基本还都是局部性的，适应性的，有些是为了解决一时的难题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这次提出的调整，不仅要解决当前农产品卖难和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而且要立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不

仅要考虑农业和农村自身的发展，而且要考虑国民经济的全局，是要进行一次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性调整。

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提出的客观要求。近年来，随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粮食生产连年丰收，我国长期存在的农产品短缺现象已经有了根本改变，过去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状况已被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状况所代替。供求关系的变化，带来了农产品卖难、价格持续下跌、农民增收缓慢等新的矛盾。这一切表明，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已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适应新的形势，必须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只有这样，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才能真正跨过新阶段这个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层次，当前因进入新阶段而出现的新矛盾才能逐步得到解决，农业现代化才能迈开新的步伐。

由于我国农村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自然条件千差万别，这决定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各级领导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要给予高度重视。不仅广大农村工作者要重视，各级党政第一把手都应该亲自抓。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际上是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基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好了，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今后的发展才有可能顺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让我们深刻领会中央精神，全面认识当前的形势，积极主动，为顺利落实中央的战略部署迈出坚实步伐。





中国的经济结构的问题，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出在劳动供给数量的减少上，而是出在对劳动需求相对、甚至绝对的减少上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经济学家们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多有指责，认为中国以使用廉价劳动力为主的经济结构是无法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看法已经被政策制定者所接受，从而便有了强调自主创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指责究竟有没有道理？据此而制定的经济发展究竟可不可行？

问题在于三次产业之间

中国的经济结构当然有问题。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主要不是在于具体的产业方面，而是在于更加宏观的部门之间——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三次产业之间。

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中国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农业11.8%；工业48.7%；服务业39.5%。但是，在农业中就业的人口要占全国就业人员的44.8%；在工业中就业的人口仅占全国总就业人员的23.8%；在服务业中就业的人口，则为全国总就业人口的3

1.4%。

通过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农业占GDP的比重仍然偏高，更加严重的是在农业部门中就业的人口几乎是这一比重的4倍，这样的经济与就业结构决定了中国的农民必定是贫困的；而工业占GDP的比重，与工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同样是不相匹配的；另外，服务业是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部门，但由于其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偏低，所以也就难以为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做出重要的贡献。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尽管最近数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但是中国劳动供给过剩的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特别是中国农村至今还存在规模巨大的隐性失业。所以，中国的经济结构确实有问题，但问题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出在劳动供给数量的减少上，而是出在对劳动需求相对、甚至绝对的减少上。

产业政策减少劳动力需求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对劳动需求的相对减少？问题主要出在现行的产业政策上。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决策当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倾向于发展高科技产业。这样的政策取向对于改变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没有任何作用，反而恶化了就业问题，并造成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众所周知，高科技产业是知识要素密集型的产业，假如政府鼓励这样的产业优先发展：那么从流量的角度来讲，它就不能创造新的就业；从存量的角度来看，还有可能导致知识与技术对一般劳动的替代。如果再把问题的讨论从就业转向工资与收入分配，那么我们又可以发现，随着高科技产业的扩张，知识劳动(即人力资本)会发生供不应求的状况，而一般的简单劳动则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全社会劳动与人力资本供求关系的这种结构性逆转，会造成前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与后者工资水平的下降。其结果不仅是全社会失业人口的增加，而且还会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如果再考虑到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可能面临的风险，那么这样的产业发展政策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

由此可见，中国所真正需要的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即尽可能地降低农业产出占GDP的比重和农村就业人口在社会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尽可能地增加服务业产出占GDP的比重及其就业人口在社会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而对就工业部门来说，则是需要从中国的禀赋出发，优先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制造业、而不是高科技产业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便吸纳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

假如我们仍然按照现行的发展战略、继续采取优先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做法，那么这种背离中国资源与要素禀赋的产业政策不仅会造

成中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之比较优势的丧失，而且还会导致中国经济结构的恶化，伴随着经济结构恶化而来的将是农民的贫困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结构调整应由市场解决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来达到以上所说的调整目标呢？常识告诉我们，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而资源配置的效率显然是市场要优于政府，否则中国也就没有必要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以改革。换句话说，把结构调整的任务交给市场去完成肯定要比政府去完成更好。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政府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是无足轻重的，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应当是为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创造基础性的条件。

在短期内，政府应当为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其中主要是乡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比如打破市场的地区与部门分割、提供更为全面和完整的信息服务、并对生产要素从报酬递减部门向报酬递增部门的流动提供必要的补贴等等。

从长期来讲，政府应大规模地增加对教育与社会研发活动的投入，这是因为教育与社会发明大都带有公共性，私人企业或者私人部门是不会对其进行投资的。只有当政府承担起了这样的责任，社会才会有更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才会有更多的发明创造，才会有将来从低端的加工制造向高端的知识型产业的结构性演进。

所以，政府应当通过自己的积极行为，尽快地促成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而把偏向于微观的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交给市场和企业去解决。显然，政府要使自己的行为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承担完善市场体系、促成禀赋以更快的速度进行调整的责任，而不应当替代市场和企业去承担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结构



中评社香港5月29日电／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经济学家们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多有指责，认为中国以使用廉价劳动力为主的经济结构是无法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财经时报发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文章分析，这样的指责究竟有没有道理？据此而制定的经济发展究竟可不可行？



问题在于三次产业之间



文章表示，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主要不是在于具体的产业方面，而是在于更加宏观的部门之间——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三次产业之间。



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中国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农业11.8%；工业48.7%；服务业39.5%。但是，在农业中就业的人口要占

全国就业人员的44.8%；在工业中就业的人口仅占全国总就业人员的23.8%；在服务业中就业的人口，则为全国总就业人口的31.4%。



通过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农业占GDP的比重仍然偏高，更加严重的是在农业部门中就业的人口几乎是这一比重的4倍，这样的经济与就业结构决定了中国的农民必定是贫困的；而工业占GDP的比重，与工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同样是不相匹配的；另外，服务业是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部门，但由于其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偏低，所以也就难以为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做出重要的贡献。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尽管最近数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但是中国劳动供给过剩的问题幷未得到有效的解决，特别是中国农村至今还存在规模巨大的隐性失业。所以，中国的经济结构确实有问题，但问题幷不是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出在劳动供给数量的减少上，而是出在对劳动需求相对、甚至绝对的减少上。



产业政策减少劳动力需求



文章分析，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对劳动需求的相对减少？问题主要出在现行的产业政策上。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决策当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倾向于发展高科技产业。这样的政策取向对于改变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没有任何作用，反而恶化了就业问题，幷造成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众所周知，高科技产业是知识要素密集型的产业，假如政府鼓励这样的产业优先发展：那么从流量的角度来讲，它就不能创造新的就业；从存量的角度来看，还有可能导致知识与技术对一般劳动的替代。如果再把问题的讨论从就业转向工资与收入分配，那么我们又可以发现，随着高科技产业的扩张，知识劳动(即人力资本)会发生供不应求的状况，而一般的简单劳动则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全社会劳动与人力资本供求关系的这种结构性逆转，会造成前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与后者工资水平的下降。其结果不仅是全社会失业人口的增加，而且还会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如果再考虑到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可能面临的风险，那么这样的产业发展政策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



由此可见，中国所真正需要的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即尽可能地降低农业产出占GDP的比重和农村就业人口在社会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尽可能地增加服务业产出占GDP的比重及其就业人口在社会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而对就工业部门来说，则是需要从中国的禀赋出发，优先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制造业、而不是高科技产业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便吸

纳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



假如我们仍然按照现行的发展战略、继续采取优先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做法，那么这种背离中国资源与要素禀赋的产业政策不仅会造成中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之比较优势的丧失，而且还会导致中国经济结构的恶化，伴随着经济结构恶化而来的将是农民的贫困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结构调整应由市场解决



文章指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而资源配置的效率显然是市场要优于政府，否则中国也就没有必要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以改革。换句话说，把结构调整的任务交给市场去完成肯定要比政府去完成更好。



当然，这幷不意味着政府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是无足轻重的，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应当是为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创造基础性的条件。



在短期内，政府应当为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比如打破市场的地区与部门分割、提供更为全面和完整的信息服务、幷对生产要素从报酬递减部门向报酬递增部门的流动提供必要的补贴等等。



从长期来讲，政府应大规模地增加对教育与社会研发活动的投入，这是因为教育与社会发明大都带有公共性，私人企业或者私人部门是不会对其进行投资的。祗有当政府承担起了这样的责任，社会才会有更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才会有更多的发明创造，才会有将来从低端的加工制造向高端的知识型产业的结构性演进。



所以，政府应当通过自己的积极行为，尽快地促成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而把偏向于微观的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交给市场和企业去解决。显然，政府要使自己的行为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承担完善市场体系、促成禀赋以更快的速度进行调整的责任，而不应当替代市场和企业去承担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是一种十分宝贵和稀缺的资源，必须高度重视和最有效地加以利用。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地方兴起投资驱动的“重型化”之风，正像发展经济学在分析早期增长模式时揭示的那样，这种过度靠投资拉动的增长造成了投资率的节节上升。我国投资在GDP所占的份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5%左右，提高到2004年的超过44%，大大超过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最高水平和我们自己经济发展史上的最高水平。投资率的超速提高，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后果：

第一，造成了投资与消费结构的扭曲。

以消费和投资的结构

而论，本来我国存在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问题，因此，“十五”计划要求2001年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左右、固定资产投资率降到35%左右；然而实际上在这个五年计划的前4年中，投资率非但没有降低，反倒提高了，消费率非但没有提高，反倒降低了。

投资比例的飞速提高在促成生产能力高速膨胀的同时，压缩了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这造成了在产能不断增加和过度产出的情况下国内市场的最终需求不足，厂商销售困难，只能靠出口支持。目前中国经济对进出口贸易的依存度已经达到70%左右。如此之高的外贸依存度（贸易大国美国和日本，也只有23%左右），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是异乎寻常的。它使本国经济易于受到外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也容易加剧中国与外国的贸易摩擦。

第二，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缩小贫富差距产生负面影响。

就像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时所指出的那样，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比率，即资本对劳动比率的提高，会抑制劳动者生活的改善。并且由于在按要素分配的条件下资本分配比重的提高会加剧收入分配差别的扩大。我国近年来在这两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不说与投资驱动的“重化工业化”有一定关系。

第三，降低了投资效率。

正如R·索洛正确指出的那样，像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所描绘的那样依靠投资驱动将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投资回报率降低。自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投资和产业“重型化”浪潮以来，我国经济在投资率迅速增长的同时，投资效率则呈下降趋势。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由1997年以前的2-3倍，提高到1997年以后的5-7倍。

张军教授在对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道路进行细致的分析以后确切地证明，20多年来中国的工业化是按照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行的。这种模式下的过度投资造成了投资效率下降的恶果。

张军指出，中国经济的资本形成是由地方政府的局部增长目标决定并在一个非一体化的经济环境中相互竞争的结果。他还引用秦朵和宋海岩2002年的论文，表明中国的投资总量远远高于在一体化市场体制下的最优均衡值。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投资率曾经一度达到30%以上的高位。改革开放后有所下降。1992年以后，投资率再度开始攀升。而到了世纪之交，投资率达到40%甚至更高的高水平。过度投资导致投资效率下降，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上升。

有这样一种判断：“和计划经济下的投资膨胀不同，最近这次重化工业投资热潮是由企业进行的，投资成败由企业负责，因此没有危险性。”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说

法。它只能使人们对可能发生的风险掉以轻心，而不会有实际的帮助。这是因为，如果投资决策是由投资人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自主作出并且自负盈亏责任，无论他们的决策正确与否，都不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冲击，政府也没有必要对企业的这种微观决策行为进行干预。问题在于，近来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其大规模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往往主要来自银行；而且贷款项目选择受到党政领导意图等多方面的影响。通常的情况是，党政领导的办公会议决定了要发展哪几个“支柱产业”，要搞哪几个大项目，然后就来盘算财政、银行、股票市场能够筹集多少资金。这样，目前许多重大项目的投资是按照领导机关的意图，用国家银行的贷款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曲线和银行贷款的增加曲线高度拟合。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各地大规模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建设投资通常寄希望于随着房地产价格上涨，以便归还银行贷款。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就导致银行大面积不良资产的产生并最终迫使国家财政“埋单”，归根到底还是要由纳税人付账。由于靠银行贷款支持的增长是一种“借来的增长”，在投资效率低而失败率较高的情况下，坏账风险会在景气周期的上升阶段隐蔽地积累起来，而在景气周期的下降阶段，或者在受到某种外部冲击时引发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

目前我国标志投资效率的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居高不下，已经达到某些东亚国家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即ICOR达到5以上。P·克鲁格曼教授曾经指出过，某些东亚国家采取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乃是引致1997年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前车既覆，后车当鉴。我们必须未雨绸缪，防止类似的危机在我国发生。






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神奇的牛市：
一个在高度垄断扭曲的经济结构下，有着严重通胀威胁和勇冠全球的基尼系数和贪污情况下，无处发泄的热钱和养命钱支撑的神奇牛市！

这个牛市最终的轰然倒下，其实是资金链出了问题，在6100点上方，继续拉升需要流入的资金和印花税、交易手续费已经让市场不堪重负，假如还有更多的钱，6124点应该不是高处不胜寒的！现在一路下跌中，人们恢复了理性进而恐慌，溃败之状惨不忍睹。

股市在3000点一线在政策力挺下出现反抽，但是普遍的忧郁情节似乎不能支持行情继续走好。
在3500-3800点之间的横盘即使成立，那也只会是短暂的休整，最终的结果还是另一次剧烈的下跌，也许会击穿2000点！

因为，建立在流沙上

的大厦，终归是要倾倒的，而今后两年中国经济的基础，已经相当的虚弱。

4月广交会传来的消息是阵阵寒意，可以料想的出口衰退如期而至；
挂在半空中的楼市，在绝大多数地方，现在仅仅具有观赏价值，比如上海，房价已经提前赶英超美了，尽管居民的收入水平还只是人家的十分之一。看好伟大楼市前景和国际大都市的某些代言学者还在大肆的叫嚣涨不停；

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扭曲的经济现象？13亿人口和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徙行为，应该衍生出巨大的需求，更何况统计表明中国人是世界上工作时间最长最辛苦的劳动者，为什么我们国家居然还内需不足？还要靠出口到美欧给别人打工才能找到产品销路？内需不足带来的大问题就是依赖出口，贸易顺差产生没完没了的摩擦是小事，美国经济一点点小小的感冒带来的贸易困难就直接让我国经济遇到很大的困难。

而比这更怪的是楼市，从2002年就开始调控楼市，越调越高，高到了离谱的地步，回头看去，那些所谓的宏观调控本来就是喊着看空口号拼命做多的游戏，结果还严重误导了大众的预期。

高房价和教育医疗等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大项支出暴涨，严重打击了居民消费，进而影响人们对未来产生消极的预期，使得社会最终消费严重不足。

上月末，我在上海开的餐馆倒闭了，除了管理不善，还有就是食品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菜单价格想维持相应利润而无法为周围居民接受。这是很真实的深切体会，周围的社区房价都是2万左右，但是，居民们还真舍不得花40-50元出去吃顿饭，真的吃不起！大部分百万富翁们要在下班后7-8点回到家里自己做饭省出点钱还按揭！

据信，目前中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仅仅38%左右，而欧美国家大约在70-80%，我们国家的居民被迫拣起了节约光荣的祖训！

这样畸形的经济消费结构，只会让企业感到生意十分难做.






房地产业畸形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经济的活力。社会太多资金在房子上压死。把大量资源压在房产上的经济体，其增长的长期潜力是可疑的。

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2008年《社会蓝皮书》，该书主编、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指出，房价持续增高，推动民众的住房消费预期，很多家庭希望尽快解决住房问题，抑制其他方面的消费，最终使消费率降到近几十年来的新低。

也就是说，房地产业已经并且仍在扭曲中国的经济结构。多年以来

，各级政府日益重视房地产业，土地财源促使与土地经营有关的一切产业被当成支柱产业，当然也包括房地产业。不少地方政府通过大规模成片开发，人为制造房地产的被动需求。

民众确实有解决住房的真实需求，但是目前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畸形的。一些地方政府利用其对土地的垄断，导致土地供应紧张的预期，房价快速上涨，民众必然迫不及待地购买房屋。如此高涨的需求又推动房价更快速地上涨。如此循环不已，民众的大量收入、储蓄涌入房地产行业。部分中低收入群体不得不因此而抑制其他消费。这样下来，消费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例就在低水平徘徊。

房地产业畸形繁荣的坏处不仅在此。它也是导致民生问题的一个根源。一方面，对于一部分民众来说，买不起房子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大焦虑因素。至于已经购买了房屋的民众，尽管房屋的账面价值随着房价腾涨而迅速升高，但这些价值不是现金，可望而不可及。相反，很多家庭要为供房子发愁。尤其是在通胀时期，月供压力会越来越大。于是，在房地产繁荣时期，不论有房无房家庭，都觉得解决住房问题是一大难题。

更进一步来说，房地产业畸形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经济的活力。房价腾涨，家庭大量资金用于房屋，而不够发达的金融体系又无法把家庭这笔资金金融化、资本化，因而，社会太多资金在房子上压死。如果这些资金被投入其他领域，可能会创造出更多财富。同样，畸形繁荣的房地产业也会诱导企业将大量资金投入购买地产、房产，这同样会对整体经济的创造性产生不良影响。把大量资源压在房产上的经济体，其增长的长期潜力是可疑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房地产业的畸形繁荣，也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土地成为地方政府最大的收入来源之后，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就容易滥用权力，甚至侵害市民或农民的权益。同时，地方政府也容易倾向于与房地产开发商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在开发商与市民、农民发生纠纷的时候，不能站稳立场。一旦经济过分依赖房地产业，而官员的政绩主要依赖GDP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则房地产开发商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绑架”地方政府。暴力拆迁、暴力征地等问题出现，就是此种扭曲的政商关系的产物。

可以说，房地产业畸形繁荣，已经造成了种种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问题。抑制房地产业畸形繁荣，需从多个角度同时入手：经济政策方面，应当采取独立而明智的货币政策，彻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治理方面，应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不再以GD

P增长率和财政收入指标来决定官员升降。土地制度方面，应逐步打破地方政府对城市化、工业化用地的垄断，打破房地产开发商对城市房屋供应的垄断，使房地产行业真正地实现市场化，从根本上打破城市土地供应紧张、房屋价格快速上涨的扭曲预期。

这三方面的变革缺一不可，否则，房地产业就将继续畸形繁荣，社会将为此继续付出经济、社会、政治乃至精神方面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