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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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就我国的
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问题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总结了党在历史上所犯的
错误,尤其是“文革”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和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指导方针,成为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到现在,32年过去了,这篇讲话依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这篇讲话深刻揭露和分析了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及
其产生的根源,系统精辟地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标志着党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和理论纲领的基本形成。
一、初步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在讲话中, 邓小平初步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分问题, 认为国家
不能干预社会事务。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强调,国家和社会的不分,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
两种主体
要分清自己的角色, 各自的运行要有一定规章。
在邓小平看来, 两者
的角色和功能不清, 是以前多次分权改革失败的原因。
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
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
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二分, 构建二者的规范关系。
许多事务国家在政治上要松绑, 要让其回归社会并逐步培养社会。
二、开始探讨中国行政科层制的完善问题
在我国, 由于封建的沉疴较深, 现代科层制发育还不成熟。
在改革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公务员制度不健全、现代行政科层制运行机制不规范问题。
并提出了建立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基础性原则。
不能用坐火箭、坐直升机的办法提拔干部。
干部要顺着台阶上,就是说,
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
他还开始思考建立干部分类制度和职称考试制度, 以实现公共管理的
功能分化和角色专门化。
他提出了规范公务员的录用、晋升、发展、管理等问题,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 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 以及离休、退休, 要按照不同情况做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
邓小平的这些思想, 成为我们现在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三、思考现代政治文化的培育问题
邓小平特别注意到政治体制的运行与文化的关系问题, 认为数千年的封建文化, 使先进的政治制度难以运行, 二者的背离可以说是中国政治最大的问题。
通过对封建政治文化的批判,邓小平提出了新型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培养问题。
按照他的理解,封建残余植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家产制结构,是一种农业社会的以血缘和人际关系为前提的社会构建方式,其内生的人身依附关系导致政治和国家的落后。
在邓小平看来,我国的官僚主义是一种体制性的官僚主义。
要解决官僚主义问题,既要从制度上做出努力,也要进行文化的提升。
邓小平明确提
出了培养新型政治文化的任务。
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
邓小平的这一关注, 已经契合了当前政治学关于政治文化研究这一
热点论题。
这篇文章有哪些特点。
每位读者读下来后,一定会从许多方面加以概括,以下是我的见解。
一、蕴涵丰富的现代政治文化理念
1、法理型的政治文化。
法理型的政治文化强调法的至上性,要
求政治领域的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邓小平指出:我们党和国家存在着官僚主义、家长制和特权现象。
党和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要想取得实效,必然要求根除这种人治传统的不利影响,法理型的政治文化建立也必然要求改革要走出人治的困境。
邓小平要求不断摒弃人治对现代政治建设的阻碍,努力探索一种不同于传统人治的新型政治文化,即法理型的政治文化。
2、效能型的政治文化。
这篇文章的发表有一个重要的现实背景,当时为了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社会生产力,经济市场运转效能须最大化,这种效能原则必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政治领域也不例外。
邓小平提出政治主体需要树立效率意识,要建立一系列实际的工作系统和组织制度,以保障效率理念的推行。
3、服务型的政治文化。
邓小平要求党和政府转变官本位的观念和角色定位,树立要求服务意识。
第一,强调政府的有限性,关注主体的利益诉求。
第二,要不断增强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公共精神和服务意识。
二、蕴涵了理解中国政治的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思维
邓小平的改革讲话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作了联动性思考。
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不仅需要在政治层面解决宪政框架等国家宏观制度问题,还需要实现在文化层面对封建性观念的变迁和清理,需要实现传统教条政治话语的提升,也需要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和趋势来思考问题。
可以说,改革讲话表面上提出的是制度运转问题,而深处涉及的是社会结构及经济和文化问题,而文化的改革和提升, 本身也需要从制度方面做出努力。
这些都体现了思考中国政治问题所需要的整体主义方法。
改革讲话还内涵了一种理解中国政治国情所需要的历史主义思维。
它重视制度变迁的时间维度,关注制度作为自变量影响其他要素如行动者的机会和限制、偏好等。
它强调历史的重要性,以长时段的时间序列来思考制度结构的内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政治演进的前景进行预期,初步形成了切合中国实际的政治学分析框架,对理解中国政治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读了邓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领会他对我们寄予的深切希望,感到责任重大。
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最后说:“这
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
我相信,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
”沿着他的指引,思考他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有责任也有信心担负起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和艰巨的历史重任,把他未完成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