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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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
作者:程东金
来源:《文化纵横》2012年第06期
里夫金所描绘的世界
新世纪以来,探讨新工业革命的书籍和报道不断涌现。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4月推出“第三次工业革命”专号,集中谈论数字技术给先进制造业带来的颠覆性改造。
这一专号迅速在财经人士和各国意见领域引发关注。
在全球经济仍未摆脱危机的压力下,人们需要能够引领未来的新创见。
里夫金所展示的图景,远比《经济学人》更为宏大。
在里夫金看来,那本杂志只是讨论了制造业,而忽视了背后一个更大范围的经济样式转变,“让3D打印成为可能的,是互联网、能源矩阵的转型,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建设的完成”。
里夫金认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本身并不会造就新的工业革命。
要想产生新的工业革命,新通信技术必须和新能源体系结合,就像历史上的每次重大经济革新一样。
当下,我们正在走向新的通讯革命和能源革命的汇合处。
这就是他所倡导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其具体内容,里夫金自1990年代末起在欧洲和北美不断地宣讲和游说。
《第三次工业革命》即是这一内容的系统讲解。
在这一规划中,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包含五大支柱:一、使用绿色能源,从传统能源向可再生新能源过渡;二、每一座建筑都将成为绿色发电厂;三、使用氢等先进技术储存电力;四、模仿互联网建设“智能电网”,或者叫能源互联网,使人们像分享互联网信息一样分享绿色电力;五、交通绿色电动化。
在里夫金的畅想里,新技术的发展可以把每栋建筑变成发电厂,因此,数亿人将可以在家、办公室、厂房生产可再生资源。
此外,新技术的发展也将改变电力传输的模式。
除了生产自身用电,还可以将剩余的电力用氢等先进的储存方式储存起来,然后通过像互联网般的“能源互联网”将之出售、分享。
迄今为止,这是所有新经济模式乃至新文明设计方案中,最为系统也是最具乐观精神的一种。
里夫金的书应和了当下人们对于传统工业文明弊端的反思。
自1970年代罗马俱乐部推出《增长的极限》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亟须替代之路。
当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世界,主要经济体几年之后仍然陷于政治、经济困境之中不能自拔之时,人们更加迫切地寻找出路。
里夫金的倡议在提供信心和演示前景方面,非常及时。
正置身于全球性经济不景气的世界各国,需要这一强心剂。
如果真如他所描述,石油文明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模式已走到尽头,那么,深刻的转型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欧洲梦”能成真吗?
里夫金不仅就新产业革命提出了完整的构想,还致力于推动各国政府和产业界的实践。
他在欧盟国家赢得了最多的听众。
根据欧盟计划,到2020年欧洲电力将有20%来自可再生能源,到2030年达到30%。
在德国,这场革命已经发生。
德国已经确立目标,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将占其能源总需求的35%。
最重要的是,欧盟的新经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基于里夫金倡议所发起)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也就是说,欧盟同时致力于在里夫金所规划的“五个支柱”中进行大规模投资。
因为这五个支柱如果分别孤立地存在,毫无意义;只有互相配合,相互联系,建立起一个集成的基础系统才有意义。
就此一点,里夫金对美国的新能源政策非常失望。
在他看来,奥巴马犯了根本性错误——虽然提出绿色经济战略,但却将经济刺激计划资金分别投在一个个孤立的实验性项目上,而项目之间彼此没有联系,其结果,基础设施还是没能建设起来。
人们无法预计眼下正受困于主权债务危机的欧盟,是否能借助里夫金的大胆计划走出危机。
因为这是个长时段的问题。
我们深知,对于像“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样宏大的概念,以及其后所必然伴随的社会和经济转型,里夫金提供的只能是其中的一种方案。
但是,只要这种方案契合今天的经济和技术水平,只要它能展示出前景,帮助拯救被石油祝福同时也被石油诅咒的现代社会,那么它就有重大的意义。
与自己的母国美国比起来,里夫金似乎对欧洲情有独钟。
几年前,他曾出版过倡导欧洲社会模式的《欧洲梦》,该书曾在布鲁塞尔引起很大的轰动。
所谓欧洲梦,是对于美国梦而言。
在里夫金看来,这一梦想虽然一度为世界所钦羡,如今却因过度关注个人的物质获取,日益陷入消费主义而无法适应一个日益多样化和互相依存的世界。
相比之下,新的欧洲梦则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生活质量、社区归属和相互依赖。
如果我们把包含里夫金畅想在内的欧盟“2020战略”当作这一欧洲梦的某种体现的话,那么,在这一战略中,确实内涵着一些颇具吸引力的因素。
比如其最突出的部分:不以GDP增长为最主要指标的“巧增长”,把科技发展、人的发展、社会发展以及自然和谐列为核心目标。
里夫金所演示的欧洲梦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美国梦的另一种模式。
今天看来,里夫金几年前的高调似乎不合时宜——眼下的欧洲正因为政治整合与经济整合的结构性错位而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其社会模式也面临着民主/福利和经济效率的两难,迟迟找不到出路。
但是,人们还是有理由相信欧洲将继续朝着一种新模式前进,它自战后以来的历史能够支持这一乐观判断。
我
们希望欧洲能走出自己的路,不同于美国的发展。
同时,中国人也将寻找自己发展道路的模式。
中国式的焦虑
里夫金的著作在中国的热销大概并不令人意外。
毕竟,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目睹过许多类似这样描画未来社会趋势和变迁的书的畅销。
从最早的托夫勒、丹尼尔·贝尔,到互联网时代的《未来之路》、《数字化生存》等等。
那些书中所描绘的变迁从距离中国遥不可及,到感同身受。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中国社会正与世界同步,直到成为塑造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的基本力量之一。
可以说,我们对于里夫金们的书,仍然带有一丝焦虑。
这是近代以来所遗传的发展之焦虑、深恐落后之焦虑。
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其代价惨重。
世界历史不幸告诉我们,现代化本身具有一种侵略能力。
现代化一旦在某一国家或者地区出现,其他国家或地区为了生存和自保,就必然采用现代化之道。
因为现代化作为一种理性化和效率化的过程,能够更有效地动员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力物力。
针对这一侵略力量能做的最有效的自卫,则是以其矛攻其盾。
任何想要自立的民族,只有迎头赶上。
在现实版本中,这一现代化很大程度上被缩减为工业化,进而再被简化为诸经济要素的重组,社会和政治变革也经常服务于这一经济目的。
纵使今天的世界已全然不同,但这一得自历史的记忆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被忽略。
它仍在深层推动着中国人的集体行为,尤其是在其精英阶层。
经济学家大都同意,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
中国所演出的伟剧,大都还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
而在里夫金所描绘的世界中,第二次工业革命已近末路,人类已经走向第三次工业革命。
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后果,除了伴随一个国家内部各种社会和政治关系的重新安排,也带来国际关系的重构。
因为力量格局将发生改变。
里夫金所设想的新革命,其国内和国际的深远后果将是什么,我们还不可能看清楚。
唯一肯定的是,它将孕育着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