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语言的社会变异的影响

文化对语言的社会变异的影响
1、由精神文化整合而产生的文言和口语
文化的各个层面都把各种不同的活动的整合为统一的网络。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层面
整合主要针对具体的物质活动和风俗制度，一般不会牵连到语言。

精神文化的整合由于缺乏具体的象征，结果把语言使用也纳入到了它整合的范畴中。

牵涉到精神活动的语言要接受文化整合，其他时候使用的语言不受影响，仍按语言的一般规律发展变化，两者逐渐产生了脱节。

前者在有文字的社会一般都有规范的文字记录;后者大多只有口语：因此，两者脱节在文明社会里大多表现为言文分离。

如：
欧洲的古拉丁语当作罗马帝国的行政管理的语言使用的时候，书面语和口语保持着统一。

罗马帝国经济上和政治上解体之后，拉丁语的口语反映着各独立地区政治经济生活的不同和变化，逐渐变成了当代罗曼语族的各独立语言。

但是，原罗马帝国广大地区在精神上仍然共同遵奉着帝国时代整合而成的前提模式，这一模式以拉丁语的书面语为象征，作为原罗马帝国不同地区在宗教、哲学、文学及科学等精神活动中的共同用语。

这造成欧洲中世纪的言文分离。

古代阿拉伯语是《古兰经》所用的语言，《古兰经》是阿拉伯民族在七世纪经历了一次最强烈的精神整合之后确立下来的精神活动模式，它的最后写定直接导致了阿拉伯书面语跟口语的分离。

阿拉伯人认为世界上只有真主的存在才是唯一的存在，因此之后真主所用的语言才是唯一的阿拉伯语。

阿拉伯穆斯林诵读《古兰经》必须用它七世纪最后写定时-模-样的古典书面语，这种书面语的其他使用还包括正式演讲、诗歌、报纸社论和新闻广播以及学校授课等等
而阿拉伯语的口语却依据不同国家有了不同发展，不同国家之间无法沟通。

汉民族用于整合精神活动的大一统模式大约产生于汉代。

汉武帝即位后，马上着手精神统一，最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董仲舒将诸子百家和儒家各派统统综合于孔子和《春秋公羊》的名义之下，以此为统治思想和精神活动的模式。

史记成书于“独尊儒术”还刚刚不久的时代，司马迁写书的材料有许多都是从广泛游历，结交朋友的实地调查得来的，写作的语言也仍然明白好懂为第一原则。

当他用到“石室金匮之书”时通常都翻译成白话。

班固的《汉书》宁可牺牲浅近明白也再不避古奥。

这是因为这一百年的中间，汉民族的精神活动越来越统~于“独尊儒术”的模式之中，自汉武帝到汉成帝，儒家经博士的弟子竟达到3000多人，师传讲学形成了家法。

受了它的影响，班固对语言的使用刻意仿古，跟他同时代的口语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2、由文化角色决定的男女语言差异
加勒比印第安语有很多男人独有的说法，女人能听懂，但永远不会跟男人一样说:女人也有男人不能使用的短语，男人用会被嘲笑。

西伯利亚楚克奇语的妇女在词的两个元音之间经常多一个n,t之类的辅音，男性说nitvaqeat,到了女性之口就变成nitvaqenat。

叶斯丕森曾把把非洲祖鲁语的男女区别解释为语言禁忌的结果:祖鲁人的妻子不许
从“amanzi"改读为“amandabi"
汉语文言文里，妇女都自称“妾”、“奴家”，与男性有别，而现代汉语中妇女都跟
男子一样自称为“我”、“俺”、“咱们”。

日语历史上传下来的大量“女房词”至今还有大部分是女性的专利，妇女说话不仅
避忌“下流”，甚至对许多食品和日用器具也专门创造了更为优雅的名称。

日语语法有固定为女性或男性专用的人称代词、终助词和感叹词，例如女性称自
己为“私”，对第二人称用“贵方”，男性第一人称是“仆”，称对方一般为“君”，互相
敬畏分明。

日本有风格鲜明的女性文体，她们尽量绕开日语里的“汉语”，使用比男性更多的
敬语。

●男女之间有许多语言差异直接服务于角色的不同内容。

英语女性说话的一个特点是喜欢带犹豫的疑问格式，陈述事情总爱用附加问句，
避免直接的陈述句。

他们不会光说“约翰在这儿”，总在后面加上“约翰在这儿，不是
吗?”
●文化角色的这种影响大概从一个人刚学话就已经产生了。

例如汉语语气词“吧”男女儿童都产生于两岁前后的同一年龄段。

女孩儿的“吧”
从一开始就有祈使和疑问两种用法;男孩儿的“吧”产生后的很长时期都只有祈使一种
用法，“吧”的疑问句一直到三岁半才出现。

而且男孩儿的祈使句的“吧”都是在意
愿得不到满足的恳求之下才加上“吧”的。

●文化角色对于语言除直接的影响之外还会通过一种微妙的“广告”作用引发出更广
泛的男女语言差异。

女性被动型的寻求为别人所容纳的文化心理结构，使得他们十分重
视社会当中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努力在容貌、仪态、衣着、语言等方面争取在别人眼中
留下一个“好印象”，向社会推销自己。

一种语言里因为“广告”作用女性一方总把自己向更“好”的更符合规范的方向靠拢。

同一阶级女性与男性相比较，前者对使用原本属于上层阶级，更有社会威望的语言形式
显得更为积极。

底特律英语的否定具有社会上层使用的标准的单重否定，也有流行在下层的像“I don’t want none (我一个也不要)”这样的多否否定。

调查得到不同阶层男性和
女性使用多重否定百分比如下:
处于一个阶级下层妇女竭力避免使用多重否定，以把自己与同一阶层的男子相区别
向更高阶层靠拢。

用更有威望的语言形式来引起别人的注意，是女性自身的一种有意识
或无意识的文化要求。

一个社会男性的语言使用不存在“广告”现象，想法，他们往往认为所谓“粗俗”
的语或下层阶级的语言最能表现他们对社会主流的独立和挑战精神，很能表现男子气概。

西印度群岛有教师给克里奥语的儿童教授准英语，男女儿童的起始阶段进步都一样，
在29%以上。

而且男孩儿经常以女孩儿的声音模仿他们学到的标准英语形式，暗地里互相取乐。

女性的语言不仅是她们自身的广告，还得接受社会的监督。

语言既然是文化的一个象征，就总逃避不了它所象征的内容的制约。

3、由集团认同而保持的都市方言
我国许多城市的方言分歧都导源于它从四面八方进入城市这一历史事实。

汉民族很重籍贯地望，新迁入都市的人不肯轻易放弃自已原有的方言，先在那里的居民很少能对他们发挥同化作用;相反，新人口的经济政治地位也时长占有优势，反而把原来居民的语言压成了少数派。

在多民族国家中，都市方言分析往往形成为种族差异。

南斯拉夫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有它通行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但这个城市的三个种族集团，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在统一的语言底下长期地保留着各自的语言特征。

他们的种族意识使他们在语言通行的限度之内实行着不同的选择，毫不费力就可以给三个种族分别列出各自习惯使用的一长串词汇，人们很容易从说话推知对方所属的种族。

在高度都市化的美国，它的英语以“白人英语”为代表，但“黑人英语”也是美国英语，至少是美国英语的一种方言。

“黑、白”两种英语的倾向性差异广泛涉及到语音、词汇和语法等各个方面。

例如:
Cart、car “不发元音后的r
Thing、that一类词，词首辅音发成t或d。

this→dis。

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不发s,经常使用he go,it come这类形式。

有的时候没有系词。

或者把系词be当成“不变形式”使用。

集团的认同一方面使来自不同地域或不同种族的人，在都市社会中组成了不同的集团，它们需要语言作为集团认同的首选和标记。

另一方面都市生活可以急骤地小平地域或种族集团其他许多地方的特征，但语言的特征却不会在一朝一夕改变，语言的稳固性突出了它在集团认同中的作用，反过来也加强了都市方言的分歧。

一个都市底下的每一种方言，都是一个个社会集团。

一些工业化历史已经很长的都市虽然已经消除了地域或种族的集团，但是它们的都市方言所组成的社会阶层集团还存在。

例如英国的伯明翰、利物浦和诺里奇的“工人阶级方言”和“中产阶级方言”，前者在伯明翰和利物浦的特征之一是辅音的舌根化色彩，在诺里奇的一个特征是高喉音，这些特征虽然不区别意义，但是却承载了社会文化意义。

都市生活高节奏和高频率的变动在消除一些社会集团的同时，也不单产生另外的集团，从而又有新的方言产生。

我国几乎每个城市的语言都有“老派”、“新派”的方言。

都市生活严重削弱了传统家庭的社会功能之后，同时产生了按年龄区分的新兴集团。

➢都市家庭不再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
➢公共饮食和社会服务的发展降低了家庭作为基本财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的意义
➢统一的公共教育波动了家庭的大部分教育功能
➢都市社会形成了以年龄区分的文化集团，特别是青少年集团
➢只有同龄人才会有共同的喜好、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才能找到“共同语言”
➢青少年统一接受普通话教育
➢青少年都形成了与他们父母的“老派”不同的“新派”方言。

语言不仅是社会的交际工具，而且也是一一定社会文化的载体，后者对前者总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