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

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

作者简介：

罗兹曼（Gilbert Rozman），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兴趣是中国、日本和俄国这类社会的相互对比与彼此理解，也兼及有关现代化与前现代的宏观社会学比较，或东亚与西方发展路径的比较。他著有《清代中国的人口与市场调节》等，编有《中国的现代化》、《东亚地区：儒家遗产及其现代调适》、《日本对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回应》等。

名著拾萃：

多年来，人们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在大起大落，从现代纪元发轫之初的情形来看，似乎除去欧洲诸国及其繁衍地之外，倘使哪个国家将走向现代化的话那无疑是中国。这里所谓的现代化，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转变。……然而，当现代化的各种模式在世界上展现时，中国不但未能跨入先行者的行列，而且一百多以来，甚至直至今日，它也未曾展现出任何堪称为本书所谓“成功的后来者”的迹象。人们早先对中国的期望已成泡影。确实，19世纪初，当欧洲现代化尚处在第一阶段时，18世纪那些中华帝国仰慕者们的乐观情绪就已经烟消云散了。

为任何一个国家之所以未能有效地实现现代化是由于某些方面存在的特殊缺陷造成的，乃是一种糊涂观念。相反，现代化的进程从总体上来说是如此之困难，以致需要解释的只是为什么某些民族能够

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的模式。……19世纪中国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由于中国政治结构的固有脆弱性及后来其所遭到的腐蚀。中国政治体制不仅仅因其本身的性质日益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生的变化不协调，无法应付与外部政治挑战俱来的冲击力所强加给它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可悲记录表明，旧的政治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内伤。

中国人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记取了这一教训，但外国的影响终于唤起他们的共识，必须迅速地实现现代化。在改革风潮中下决心大干一番之后，政治上出现了分裂，其后却未能实行中央集权。这使得后来政治结构上发生的变化无从明确而迅速地走向现代化。中国重新统一对其现代化产生了许多良好的影响。……

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的胜利是一个政治组织的胜利，而非纲领、制度或者社会政策的胜利。这些纲领、制度和政策的仍然有待于制定。……1949年以来，中国努力推进现代化的蓝图，是先建设社会主义并进而实现共产主义。对这个蓝图的解释，无论是何等地模棱两可而随机应变，它始终是决策的指南。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方案的基本要素，在各种各样的幌子下，诸如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和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奉行的乌托邦主义，中国的毛主义和1977年中共十一大之后的邓小平推行的务实主义都能行得通。……中共领导给现代化所造成的成果。

——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84～186、391～401、413页。

名著导读：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现代化理论进入了批判和修正阶段，以美国学者为主体的西方现代化学派除了扩大现代化理论的研究领域和方法，更加注重发展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将重点转移到二战后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后进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上。顺应这股潮流，以罗兹曼为代表的比较现代化学派历时6年，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进行专题研究，最终对“中国现代化”这个极富挑战性的学术问题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看法。

该书从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发展、社会整合和科技进步等五个维度出发，深入浅出地探讨了中国从晚清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历史长时段内促进和阻碍现代化的因素，将中国历史上公认是恰如其分的两个分水岭年代——1840年和1949年连接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同时又分别对两个时期做了总结。最后，罗兹曼站在历史透视的高度，阐释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可能和曲折。本书对于现代化发展的现代性因素的五个维度分析方法，对我们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马氏文通·正名》云：“凡立言，先正所用之名以定命义之所在”。通读此书，我们首先应对“现代化”的定义有一个完整的界定，但作为一个纷繁复杂的系统，要对“现代化”进行准确的定义也着实不易。依笔者看来，可以从历史发展的旨趣来梳理现代化的内涵——现代化是在科技革命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它既是目标、过程，也是产物。同时，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又是作

为现代化的主体而存在。作者认为，中国政治结构固有的脆弱性及其后来遭到的腐蚀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罗兹曼把中国现代化的“失败”归咎于政治、经济、组织，乃至国民教育等多重因素的叠加，虽然有细化原因分析的功用，但中国的现代化既然属于“双半”国家现代化的范畴，它的核心里应少不了“民族化”（国家主权）。这不仅是由理论逻辑得出的结论，也是被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程所证实的结论。显然，抛开“民族化”去“坐而论道”，难免有失偏颇。

诚然，跨学科地审视中国的现代化，并从“五个维度”、按两个阶段进行比较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从多角度去理解现代化的属性（即现代性）。同时，作者就中、苏两国现代化进行多方面的比较，使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现代化进程有了一个更加客观的审视角度。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下，大刀阔斧地进行的。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中国现代化的现时代展示过程。只有抓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时代先锋”，才能真正阐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显然，这并不是“空谈主义”，而在于阐明时代的主流，不然我们就可能落入一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窠臼”。

此外，此书不言而喻的功用在于：“加深了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

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只有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才能找到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思考题：

作者为什么将中国历史上公认的两个恰如其分的分水岭年代——1840年和1949年连接起来？请详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