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闭症患者的独白

幽闭症患者的独白

作者：包天花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05期

摘要：陈染在《私人生活》中通过女性与“个人”间的合谋以向内转的姿态为女性话语建构开拓了一个新的空间，只有寻得女性私人空间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结合部使女性与“个人”合谋的叙述获得更为广阔的可能性与自由空间，进而使女性文本呈现出更为丰富与深入的叙述形态，女性个人型叙述声音才能够更具权威意义。

关键词：《私人生活》；个人型叙述；幽闭症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91-03

20世纪90年以来围绕《私人生活》展开的种种评论与争议，足以说明主人公“倪拗拗”已经通过自己独立特行的叙述行为建构了一种具有权威意义的女性声音。本文认为陈染的《私人生活》之所以能够通过叙述主体成长的自我叙述获得话语权威，公开表述女性主体性和重新定义女子气质，是与其个人型叙述模式的选择密切相关的。

陈染在《私人生活》中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女性叙述主体形象。“我”拥有极强的自我中心意识，以一种优雅而决绝的姿态拒绝了主流话语及男性话语的干涉与遮蔽，告别了莎菲式的悲情宣泄，更不再有因为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而“错过你”的感伤与焦虑，而是沉静、不失幽默却执着地讲述自己那些离经叛道的成长故事。“我”在故事的叙述中所表现出的一种潜在的唯我独尊的自信，洞悉人性的智慧，自我抉择的勇气，都超出了传统男性文化对女性气质的规定与期待，极大地张扬了女性主体性。但由于社会历史语境的复杂及写作主体自身的局限，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叙述盲区与自我缠绕。

个人的宣言

《私人生活》中以“我”为称谓的小说主人公既代表着叙事行为，同时也代表着被叙述的事件的叙事特征，使叙述主体在“真”的名义下获得了一种叙事权威。由于文本中叙述者与角色的重合，叙述主体被人格化、具体化，其行为之一“叙述”显然是一种个人的声音。

在某种意义上，90年代以个体经验为内在支撑的个人声音更容易获得读者的信任。“文学形式的重大发展产生于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它们体现感知社会现实的新方法以及艺术家和读者之间的新关系”[1]，90年代文坛中个人声音的喧嚣，与社会格局的变迁有着必然的联系。随着一体化社会秩序的彻底崩解，中心化的价值理念也犹如昨日黄花不复存在，在变动不居的现实下蜿蜒着怀疑的精神暗河。在这个怀疑多变的时代，整体化感知的方式既不利于作家穿透光怪陆离的表层世界把握事物的本质，也不易获得读者的认同。就叙述形式而言，那些无所不知、高高在上的启蒙者与公众代言人的所谓的“客观公正”的叙述，不再拥有广阔的市

场。90年代，历经话语蒙昧与欺骗的读者，对话语已经有了一种警觉。面对那些由外在的“无主”的声音表述的人物与场景，读者也会发出质疑，“这是谁在讲话？”，即对这个声音本身的权威性进行追究[2]。反而是那些身份确定的叙述者以其真诚的袒露更易打动读者。因此，《私人生活》中那个独立特行的叙述者及其极具叛逆意味的成长故事以其主观性的真实俘获了读者的信任与同情。

此外，这种权力自限的叙述方式，不经意间为叙述者倪拗拗搁置公共空间、放逐集体记忆，进而从边缘处消解主流话语提供了技术性的支撑。读者可以依据自我经验怀疑“故事外的、集体的”叙述者不够客观不够高瞻远瞩，却不会指责人物视域的有限。这无疑是一种能够减轻语境对叙述者的压力的有效策略。而只有走出历史、民族、国家话语的阴影，叙述者才能从容地在个人体验的瞬间接近生命的本真。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种种集体话语的笼罩下，成长小说犹如流水线上产品，以极其相似的叙述面貌呈现主体生成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所表述的成长只是各种社会新人群体中的又一个，对社会历史的承诺遮蔽了个体的诉求，共性覆盖了个性，先验完全吞没了经验。庆幸的是，90年代以《私人生活》为代表的女性成长小说中的个人型叙述者自觉地疏离公共空间，通过“原初自明性”生活空间里自我成长经验的观照，以各种鲜活的女性体验拂去了长久以来笼罩我们的话语迷雾，以个人体验逼近了成长的真相。在《私人生活》第15章中叙述者提到流弹这一具有浓重政治意味的事件时，直言不讳地强调自己对政治不信任，以一种调侃的姿态，表现出其对“女英雄的故事”式集体叙述洪流的质疑与警惕。这颗不知黑还是红却承载着政治风云的流弹，对“我”的个体生命而言，只是一个偶然，远不及友人禾的离世，母亲的病患更具痛感。这种诚实而悲怆的个人体验的表述，在显现女性以个体生命为本位的历史观的同时，也消解了男性主流话语所谓的“社会决定个人”“时势造英雄”等大而泛的历史观。在这里，我们可以不无夸张地说，陈染正是以一种个人化手法的揭示了主流话语、叙事规范对经验世界的遮蔽与改写。

作为一名妇女说话

《私人生活》中叙述者与角色的在第一人称“我”背后的重叠，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女性话语主体地位的确立。毋庸赘言，既有性别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话语建构，而女性作为第二性在种种话语实践中则始终居于客体地位，女性的精神、道德、身体、欲望凡此种种一直在被男性所界定、阐释、规范，这种性别述行性行为转而强化着女性他者的性别境遇[3]。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作为话语系统的一部分，也毫无例外地呈示着男性在审美和象征意义上对女性的要求、想象和描述。女性的生存状态、生命欲求凡此种种都是由一个带着中性面具的男性声音来讲述的。偶尔在历史与时代的缝隙挤出的女性声音只是在国家、民族等集体话语的掩护下的低语，有个别出格想要呼唤者如莎菲则迅速被打入历史的冷宫。80年代，张洁、王安忆在社会历史层面对女性问题的探讨，为女性声音的生成奠定了基础，但也因其准男人的声音模式备受牵制，无法将批判的触角深入性别文化的腹地。而在90年代多元化的语境中，传统男性话语的式微及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推动则为一种较为纯粹的女性声音的生成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倪拗拗破茧而出，以沉静而决绝的姿态向男性世界宣告：我是我自己的。

从性别文化建构的角度看，陈染在《私人生活》中选择倪拗拗——一个思想气质、行为举止都有违传统性别规范的女性人物作为叙述者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这类作品中女性作为主人公与叙述人，在幻想的秩序中具有了话语主体的身份。从而有可能否定男性话语专制的权威，否定男权文化关于女性意义的解释、界定、命名，确立女性眼光、女性视点，解释并表达自身及世界的权力。”[4]首先，女性话语主体身份的确立，使叙述者倪拗拗凭借其结构上的优越，“名正言顺”地展开对男权文化的批判。由于《私人生活》中所有的人物与事件都要经过叙述者视点的过滤，倪拗拗可以凭借这种虚构的权力，通过对男性人物的展示、评说实现其批判既有性别文化体制的叙述目的。文本中“我”的父亲在外郁郁不得志，对家庭不负责任且粗暴专制，以致“索菲亚罗兰”愤怒地送给他一个无与伦比的耳光。至此，“父亲”这一象征权威的形象，被“我”不无幽默地颠覆了。在文化层面对“父亲神话”的消解与颠覆，于女性主体性的生成有着重要的意义，诚如倪拗拗所说“终于使我在这一场文明战场的废墟上，真正像个成年女人一样站立了起来”。在叙述者对父亲、T老师及祁洛等男性人物的身份设置及描述中，我们吃惊地发现，男性总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T作为老师“不仅控制着我的分数和德行的评价，而且还控制着我的言论、我的思路甚至我的情绪”，而作为医生的祁洛有权力指认我为幽闭症患者进而把我关进医院。这些男性多以话语权威压迫控制我，如老师的道德评估，医生的诊断书等，而“我”则通过自己的种种行动如与T的欲望舞蹈等，消解颠覆了这些男性权威。将性别角色与性别关系还原到权力的场域，进而揭示父权社会中既有性别秩序的不合理，这无疑是陈染的一种性别叙述策略或者圈套。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策略也有其偏颇之处。在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中男性个体是处于一种先验的阉割状态的，他们只是意识形态机器的齿轮，造成性别歧视的最根本原因是父权制本身而非个体男性。因此《私人生活》中将男性个体一一和权力联结在一起，单一凸出男性社会性别特征，而自然人性的流露如亲情、友情、爱情等，则一概被掩入叙述的盲区，使作品有观念化抽象化之嫌。同时，这一叙述策略也暴露了现阶段女性写作建构性别关系时存在的某种误区，即妄图以女性中心意识取代男性中心意识，把男性假想为敌人。然而，毋庸置疑，双性对峙绝不利于性别关系的建构与人类文明的进程。

其次，在女性成为话语主体的前提下，叙述者倪拗拗建构了利于表现女性主体性的女性视点。在“我”的女性视点观照下，《私人生活》中女性个体成长为主体的生命过程犹如一柄利器划破了男性话语虚构的女性人生，于此同时叙述主体也通过对女性成长真相的展现，进一步确立了自己合法正统的女性声音代言人的身份。《私人生活》中以女性为本位的视点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开掘并呈现了女性成长中隐秘的生命体验，从而颠覆了男性文化对女性的种种阐释。倪拗拗幼时目睹性交场面的惊异、初潮来临时的欣喜、同性亲密时的迷醉、初夜时对欲望的渴望与恐惧，这些以身体为中心的女性独特体验既冲破了男性文化最隐蔽的性别禁忌，又推翻了传统文化中女性刻板僵化印象。但男性话语的巨大的惯性与冲击力，使女性叙述主体意欲传达最具先锋意义的女性体验时，一不小心就陷落于语境陷阱。《私人生活》中对两性身体的描写，尤其是对女性身体及身体欲望的关注，其本意在于通过成长中女性自我身体的书写来抵抗“躯体作为女性的象征被损害摆布，却不被承认”[5]的历史，进而建构女性主体。但我们循着文本中“果实一样”的身体（文本中有多处将女性的胸部称为桃子、苹果、甘梨等）望去就发现这里隐藏着男性欲望的目光。女性经验与男性思维模式交织在一起，使文本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断裂。另一方面，由于女性身体的形态依旧是男性欲望与想象的投射，男权话语与消费文化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