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早期法律思想

章太炎早期法律思想
摘要：章太炎的法律思想零散而不成体系，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其一、平等非拨乱只要；其二、行藩镇可救中国时弊；其三、立法不厌酷而厌密。

关键词：平等；藩镇；立法
一、平等非拨乱之要
在《平等论》这篇论文中，章太炎认为”平等”并不是当时中国能否得救的关键，”然则平等非拨乱之要也”。

章太炎还认为，”佛之言平等也，盖亏盈流谦，以救时弊，非从而纵之，若奔马之委辔矣”。

他认为当时印度社会等级森严，”区人等为四等”。

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极端的不平等的状态，”夫圆颅方趾一也，而高下之殊至是”。

这是基于这种极端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佛教才创立了平等之说，”此释氏所以不平，而为平等之说以矫正之也”。

但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揉曲木者，不得不过其直”。

所以佛氏在创立”平等”之说时，并不是把”平等”的范围限于消除”等级分化”，而是把其放大到整个动物界，认为众生平等，”恣言至其极，则以为胎卵毛鳞，皆有佛性，其知识亦与人等”。

而有些人却不假思索，生搬硬套其”平等”之说，实在是愚不可及。

章太炎认为”平等之说，行之南北朝，则足以救弊，行之唐、宋以后，则不切事情”。

章太炎认为南北朝时期，中国政治上实行”九品中正制”，等级森严，在中国历史上可谓一个极端。

”当门第之族盛时，公卿不足贵，舆台皂隶不足贱，而一于种姓乎辨之。

”如
果在当时创立平等之说，则”其有助于政教”。

其后以至而今，中国已无等级制度，众人平等，”今也罪人不奴，民无童仆”，”昔之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稿者，今亦及身而息”。

既然此时中国社会已经是平等社会而无不平等的现象，自然也就不必再创平等之说，”复从而平之，则惟去君臣、绝父子、齐男女耳”。

而这在章太炎看来，显然是荒谬而又愚蠢的。

二、行藩镇可救中国时弊
章太炎认为，在满清末年这个内忧外患的时期，”与不得亡，官制不及改，则莫若分镇，分镇尚已”。

中国古代就有分镇的历史，也即封建的历史，更有”封建”与”郡县”的差别。

总体上而言，在中国古代是否定”封建”而肯定”郡县”的。

究其原因，其中一个最大的忧虑就是担心”封建”之后会尾大不掉。

章太炎举例说，唐太宗时曾想过要分镇，但被马周、李百药以”亲属且不可以领土宇”劝止。

章太炎认为推行”郡县”在清明时期固然无可厚非，”属时清明，未有外侮，其议论固足以自守也”。

但是在社会动荡之机，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时，”分镇”将会显出其无比优越的功效。

比如”宋之季而祸发于穹庐，州郡破碎，墓无完槥，里无完室，则李纲始有分镇之议，虽未竟行，南宋卒赖是以自完其方部”。

通过对中国历史的观察与思考，章太炎得出”封建之说未必非，而郡县之说未必韪也”，只是因时而异而已。

而针对当时中国的情形，章太炎认为无疑是应该”行封建以救时弊”的，把中国划分为若干方镇，”道各以督抚才者制之，冠名以地，无以虚辞美称，行政署
吏，惟其所令，岁入贡于泉府者数十万，有缺失，扶寸地失，惟斯人是问”。

而且在与外国交往时，则可以声明”斯吾封建之国也，交会约言在是，天室弗与知”。

这样的话，”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从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

针对当时反对封建者提出的”东方之国，莫善于立宪政，熟有立宪政而使藩镇得以自擅者乎”的说法，章太炎也给予了驳斥，”化有进退，时有险易，其世不同者，其法未可以一也”。

要根据社会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政治策略，在社会动乱的时期，立藩镇是行宪政的条件，没有先立藩镇则无法行宪政，”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

章太炎还认为，虽说当时有很多人主张当在中国行宪政，但考其心思，大多数主张消弱藩镇以行宪政的人并不是想真的去立宪政，而是另存私心，企图消除制肘，”且今之斥拟藩镇以为跋扈者，其志果在宪政乎？抑他有所为乎？”在章太炎看来，这显然是要有所怀疑的。

”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

章太炎认为，在当时的中国立宪政，”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

基于中国当时的情形，先在中国行藩镇制度，等都合理的时机，藩镇将可能成为建立宪政的一支重要力量。

”若皇德贞观，廓夷旧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如日本之萨、长二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患自擅”。

能够利用藩镇在当时的中国推进宪政的建设自然是最为完美的状态，这可以说是当时
章太炎的理想，但退一步将，即使没有能够建立宪政，藩镇制度对清末的中国也是有利而无害的，并不一定会出现很多人所说的藩镇跋扈之局。

”若犹是无害也，方将倚依以为屏辅，使内慑全要，而外保分地，跋扈之议，其未可宣也”。

三、立法不厌酷而厌密
章太炎不仅仅在宪政方面有所思考，而且在立法方面也有自己的观点，在早期章太炎的立法观点中一个比较明确的就是”立法不厌酷而厌密”。

针对中国古代的儒法之争和尊儒抑法的事实，章太炎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虽说后世之儒者”闻管仲、申、商之术，则震栗色变”，而”其术亦无以异于管仲、申、商也”。

故曰：”儒者之道，其不能摈法家，亦明已”。

章太炎认为，虽说古代中国儒、法两派的政治观点有差异，但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也不能完全不理会法家重法的那套理论，他们都习惯于吸收自己认为正确的法家的一部分理论，比如，在现实的统治中都比较重视法律的作用。

但是章太炎却发现儒者制法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即他认为当时中国的法律的一个重大的弊端在于”密”，而不在于一般人认为的”酷”。

而法家之法却不然，”夫法家不厌酷于刑，而厌密于律”，刚好与儒者之法相反。

而在章太炎的眼里，显然是非前者而取后者的，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应该修改法律，而修改法律的一个指导思想应该是法家之法而非儒者之法。

章太炎举例说，在汉文帝时”三族法犹在，刑亦酷矣。

然断狱四百，几于兴刑措之治者，其律疏也。

”认为在制定法律的时候，相对于法律的严酷，更应该警
惕的是法过于繁密。

章太炎认为法律过于繁密的损害会远大于法律过于严酷的损害，法律的严酷可以因为律疏而相对的消除它的负面影响，但是出于良好愿望的繁密的法律却往往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

”律之密者，不欲妄杀人，一窃分数级，一伤人分数级，钩釽分析，虽离朱犹眩目，自以为矜慎用刑，民不妄受戮矣。

”但这些只是立法者的良好愿望，甚至可以说是一厢情愿，然而事实是，美好的愿望换来的却是不能让人满意的现实。

章太炎还认为当时中国的现实就是如此。

”不知上密于律，则下遁于情，而州县疲于薄书之者，日避吏议，娖娖不暇给，其极上下相蒙，以究于废弛，故德意虽深，不足以化民成俗，今日是也。

”章太炎考察我国古代法律，认为法律过于繁密不但是法家的弊端，儒家制定的法律同样也是不能避免此一缺憾，”仲舒之决事比，援附格令，有事则有例，比于吕候《九章》，其文已冗，而其例已繁，已用之斯焚之可也，著之简牍，拭之木，以教张汤，使后之廷尉比而析之，设法如牛毛，其卒又以为故事。

然后舍生人之能，而行偶人之道。

悲夫！儒之戾也，法之弊也。

”繁密的法律并没有实现立法者的良好愿望。

虽说也拿法家举例子作批评，但章太炎并不是反对所有的法家，相对来说，章太炎还是比较认同早期法家的，他认为，作为法家鼻祖的管仲、商鞅等人制法都是不求法的繁密，而能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是制定法律时应该借鉴的，”吾观古为法者，商鞅无科条，管仲无五曹令，其上如流水，其次不从则大刑随之，贵其明信，不曰较轻重。

”“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这才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参考文献：
[1]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m]（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 作者简介：陈留锁，男，（1987- ），河南上蔡人，湘潭大学法学院2009级法律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