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当代国际关系中国家外交制定影响因素--以中菲争端中的民族认同困境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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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和我国建立起外交关系，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开始走向了一个新的起点，特别是进入21世纪这个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并伴随着我国在国际舞台影响力的增强，新的对外政策也陆续出台，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与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随着其它国家不断强大起来和美国企图在世界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再有最近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我国对外形势依然严峻，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的体系下，了解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因素是必然的，特别是以后作为接班人的我们更需要清楚知道这些因素，同时随着世界走向和平，国力影响外交政策将不断削弱，所以我们更应该把眼光聚集到非政治经济军事等非国力因素上来。

然而，要解决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进一步提高与完善的问题。

什么是“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国家所属国民对公共形态上的制度和法律权威的效忠。

具体来说，就是效忠于政府、政党、宪法、法制、经济生活以及产生这些公共权威的人民。

“国家认同”可以表现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对国家公共权力的接受和尊重；二是对国家地域范围内共同经济运作形态和经济活动的接受与服从；三是对形成一个国家的公共权力与公共权威密切相关的历史、传统、文化、价值以及民族特性的尊敬与忠诚。

在现代民族国家系统中，塑造和维系国家认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民族主义。

因为现代国家都是以同一民族人群为基础的“政治—文化—经济共同体”中发展起来的政治与社会单位。

没有强烈的民族认同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

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是相对于国际关系而言，在影响国际关系因素中，除了以国家力量作为后盾来计算，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差异成为最重要的因素。

在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中，民族文化的差异始终制约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实施，即使是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也同样受这个因素的影响。

制约中菲外交的民族文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本世纪的最初十年里，南海局势保持了大体稳定，中菲关系也经历了少有的蜜月期。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菲关系的基础是脆弱的。

阿基诺三世政府下的菲律宾，无论是国家还是民族，中菲南海争端过于依赖与美国，菲美两国之间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联系非常强大，美国对菲律宾的影响已经渗透到菲律宾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层面，无论中国
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这一态势。

美国通过多种手段影响着菲律宾的政治和社会发展。

实际上，美国驻菲律宾的大使一直巧妙地影响着菲律宾国内的政局，美国大使的支持对历任菲律宾总统而言都是非常关键的。

大量来自美国的NGO和各种组织，也对菲律宾社会施加和产生着复杂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通过各种方式巧妙的含蓄的表现出来。

基于此，菲律宾国内存在强大的亲美势力，他们对美国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而菲律宾自建国以来就存在的民族主义力量，未能改变这一根本点。

相比之下，中国对菲律宾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中国对菲律宾的投资一直不振，2011年的直接投资甚至还不及对日本同期的十分之一；中国品牌在菲律宾的形象一直不佳，而美国和日本的公司及品牌在菲律宾广受欢迎，日本流行文化也受到菲律宾年轻人的追捧。

在与菲律宾的交往中，我们也过于重视官方层面的往来，而忽略了民间和公共外交，无法有效地影响菲律宾民间社会。

而日本通过接收菲劳、提供奖学金、广泛资助菲律宾国内的各种文化活动（主要通过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实施），在菲律宾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

中国在菲律宾的软实力不仅远不及美国，甚至还不如日本。

因此，当危机来临之际，就会发现中菲关系其实只是表面繁华而已，民族认同差异明显。

然，南海问题一直是困扰中菲争端的焦点。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激情却值得关注。

民族主义，根源于人们对本民族的传承与价值理念的认同。

认同感越强，民族的凝聚力也越大。

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强盛，离不开民族主义的激励与支撑。

必须认识到，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源起。

西方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胜利与现代国家的建立而来，成功的喜悦与自豪，使得西方的民族情绪中有着更多的自信与自负。

而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却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逆境中喷发出来的。

悲情与悲愤同生，自卑与自强共存。

这使得中国民族主义包裹着十分浓厚的政治情绪，其宣泄在两种情况下尤为强烈：受到挑战时的激愤；取得成就时的自豪。

在理性的正确引导下，激愤能进一步激发民族的同仇敌忾，不屈不挠；自豪则能促进民族的自信与宽容，遇强不卑，逢弱不亢。

如果放任民族情绪的恣意宣泄，激愤将导致狭隘偏执；自豪则蜕变为狂妄自大。

其结果，必然是民粹主义的滥觞，对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民族认同影响国家认同，但必须建立在国家认同之下。

我认为中非争端的合理解决，在保证主权和经济领域完整的同时，在民族认同之下，建立合理的中——菲——美共赢体才是关键。

影响国家外交制定的因素将不仅仅只是国力和利益因素，特别是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快，非国力因素将起大的影响，但不管怎样，随着世界和平发展趋势的加快，各国对外政策也会走向采取和平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