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 许纪霖 第三卷 论战

第三卷论战

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王元化（275）

杜亚泉（自由主义思想家，带有很强的民主色彩）看来，保证社会不会发生专制集权现象的重要条件之一，就在于要有一个民间社会的独立空间（公共空间？？）277

杜亚泉认为知识阶级缺乏独立思想，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因而在文化上有双重性。一面是贵族性；另一面是游民性。282

东西文化第一次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两种文化传统做了周详的剖析，对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实开我国文化研究之先河。284

这场争论的问题核心在杜亚泉的调和论中有关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度言论的动静说是他的文化调和论的主要根据。动静互为其根，所以东西文化也缺一不可。

杜亚泉——东西文化个有不同特点，持调和论。

陈独秀——中西文化绝无相同之处，西学为“人类公有之文明”，反对调和论。

胡适——虽然主张整理国故，但以西学为主题，强调两种文化之共性，不主张调和论（指思想实质）。

吴宓——与胡适相反，以中学为主题，但亦强调两种文化之共性，不主张调和论（指思想实质）。289

“问题与主义”论辩的历史意义林毓生（296）

一、三重危机：论辩的历史环境

“问题与主义”是一次相当开放的辩论：双方都持尽量了解对方立场的态度：因为彼此都能严肃地看待对方，所以他们都相当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立场，从客观上来看，这次论辩把彼此立场之得失显示得相当清楚；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这样子的交换意见是很难得的。

中国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秩序均已解体，中国处于这三重危机之中。

当时的历史环境使得许多的知识分子被激进的意识形态所吸引，因为他们觉得激进的意识形态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才是真正切实的，才真正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

二、胡适与李大钊的基本论式297

李大钊把主义当做发动社会运动的政治性工具

认为在没有达到经由革命而获致政治上的基本变革之前，任何特定具体问题的解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胡适把主义当做解决问题的参考

认为许多特殊而具体的问题不可能由于政治革命便可获得解决，因为政治革命由于其本身性质使然，一定会使以开放心灵来找寻许多具体问题的解决之道受到限制。

三、中国乌托邦主义的异化p302

李大钊所发端的，把乌托邦主义当做发动政治革命的工具的思想，实是乌托邦主义异化的滥觞。当乌托邦主义被提倡与肯定到能够发动政治革命的时候，它相当简易地转变的贝齿自己了。

“乌托邦主义异化”的结果是：目标愈理想化、政治活动便愈不切实际，愈空洞化。然而，当政者却以为目标愈理想化（愈大、愈猛），便愈能动员干部与群众，就愈能办事。这一症候可以称之为“空洞化的政治现实主义”。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虽然它们之间有许多不同，却都呈现了这一“空洞化的政治现实主义”的倾向。

中国自由主义的乌托邦

——胡适与“好政府主义”论战许纪霖（304）

一、从“二十年不谈政治”到《努力周报》

这一转变是由胡适思想的自身逻辑所内在规定的，他是一个注重力行的行动主义思想家，他的实验主义哲学决定他势必要用世于外，追求社会事业的“有为”。

同时北洋政府对北京新闻界的舆论控制。使得自由知识分子尽管在主观上想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但面对基本自由的匮乏，再也难以保持原先的沉默。

知识分子面临着社会改造和政治改造孰为优先的现实悖论。由此形成了一个“好政府主义”讨论（政治改造）。

这一讨论围绕着三个主题展开：第一，政治改造是否是一个建立“好政府”的问题？第二，“好政府”是否可以通过“好人政治”来确立？第三，知识分子应该如何从事政治改造？

二、“好政府”主张与左右两方面的回应307

胡适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下称宣言）里阐释了“好政府”的含义：在消极方面是能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积极方面是一能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而能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为此，必须建立一个“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政府。

右的方面是北京的《晨报》和《益世报》。左的方面非难来自政治上左翼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人。

对于胡适而言，没有政府、丧失合法秩序是最为可怕的。他的“好政府主义”主张的是政治哲学基础即是他的“有政府主义”或“政府工具主义”。

三、游荡者“圣王”幽魂的“好人政治”312

胡适在宣言中肯定地指出：“好人”出来奋斗，是“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功夫”。因此像西方的自由主义与中国的儒家政治一样，胡适的政治思想中也充满着“精英政治”色彩。在他看来，“好人”的标准有两条，一是“人格上的可靠”，二是“才具上可以尤为”，“进可以有益于国，退可以无愧于人”。

“好人政治”成为中国传统“圣王精神”在现代的翻版，自由主义的内心深处游荡着道德理想主义的传统幽魂。

四、超然的自有议政及其角色冲突314

做一个超然的、独立的政治家，是胡适十分自觉的努力追求。

胡适参政方式面临着两种类型的角色冲突。一种是“知识精英”与“社会良心”之间的角色冲突；一种是“社会正义的主持者”与“合法秩序的维护者”之间的冲突。

五、“好人内阁”的破产与向五四的回归

总的看来，这场讨论参与者各方都匮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更多地是就是论事地争执救世的应急方案，没有兴趣也缺乏能力将讨论引向更深入的学理层次。

“好人政府主义”的讨论在理论层面上结束了，却在实践经验上戏剧性地展开了。但这个政府是在军阀受众的政府，主义以一种典型的实验主义方式证明了自身的破产。

“好人政府主义”是二十年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乌托邦。

从抗争到妥协：人权论战的困境姜义华（323）

一、人权论战的缘起

人权问题论战，发端于1929年。

发动人权问题论战，是以胡适为中心的平社成员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进行的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斗争。

导火索324：上海特别市教育部长陈德征向国民党三全大会提出一项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议案，称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之分子均属反革命分子，应不犹豫地予以严厉处置。

首先，他们指出，中国人权已被剥夺得几乎没有丝毫余剩，肆意侮辱人的身体，剥夺人的自由，没收人的财产，使个人的人权没有任何保障。

其次，他们指出，中国近年来政治上的紊乱，根本问题，是从中央政府的政权到各省政府的政权，从国的行政到党的行政，都受毫无政治智识能力的无人的支配、操纵、包办。

再次，他们指出，所谓以党治国、一党独裁，实际上是军人治党、党员治国，无非是将全体国民分为党员和非党员两类。

其四，他们指出，国民党所实行的没有宪法或约法的训政，只能是专制，决不可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之路。

起舞，他们指出，国民党统治当局所谋求所谓的思想统一实行的武断教育是愚民政策，所进行的宣传只能造成群众的盲从，所实施的利用政治或经济力量来排除异己的政策只能维持暂时的局面。

二、论战的深化

人权的问题从政治层面扩展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从政策、言论方面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