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瓷器店里的猛牛

许纪霖：瓷器店里的猛牛如今的读者，对蒋廷黻大约已不甚了了，只知道他写过《中国近代史大纲》，其它还有什么呢？当年，他与胡适一样，曾经可是个风云人物。

在他的履历表上，有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中国驻苏联大使、台湾蒋介石政府驻联合国大使。

此外，上不了履历的，还有《独立评论》的发起人、“新式专制”的鼓吹者等等。

然而，看一个人履历，依然无法窥得他的全貌，我们还是从头说起罢。

大致来说，蒋廷黻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中属于弃学从政的那一批人。

早在二十年代末，当清华改制为国立大学，他被校长罗家伦从南开挖到清华，领导了一个重镇的历史系。

中国史学当时还是乾嘉的天下，刚到清华，他就碰到一件怪事。

他想找众所公认的汉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教授汉朝历史。

他问：“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杨先生面露难色：“我从未想过这些，书中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

”[注1]蒋廷黻发现，西方的史学经过若干年积累，已经形成了一套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知识。

但中国的史学只有丰富的史料，对历史却没有一个整体的理解和共同的规范。

每个人都是专家，研究都是开天辟地，从头开始，往往重复别人的工作，进步有限。

他决定大刀阔斧地改革，发掘了一批年青有为的学者如张荫麟、吴晗等开新课。

前年，何炳棣先生访问上海，曾经谈到，当年的清华历史系在蒋廷黻和雷海宗先后领导下，隐约形成了一种学派，这就是与清华国学院的王国维、陈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清华学派：重分析、重综合、重对历史的整体理解。

蒋廷黻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

你看一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将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之中。

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度身制作的“煌煌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小册子的份量。

什么叫经典？这才是经典。

李济之先生说过，蒋廷黻的著作虽然不多，但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

”[注2]不过，从骨子里看，蒋廷黻与其说是一个学者，还不如说是一个士大夫。

这是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通态。

他们不会仅仅安于治学问，还要走出书斋，匡治天下。

这也与蒋廷黻对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有关。

民国以来，政治坏得不得了，知识分子常常痛责知识分子自己不争气。

没有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责任。

蒋廷黻也这样认为：“中国二十年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

”[注3]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文人—知识阶级重文字而轻事实，多大道理而少常识。

[注4]中国知识分子太怕清议，爱惜羽毛，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

[注5]他甚至咬牙切齿地说：“我国几千年来最无贡献的阶级是士大夫。

我心发火的时候，不免要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鼓掌。

”[注6]这当然是气头话，当不得真，但从中可以看出蒋廷黻对宋明以来士大夫空谈心性、大弹道德高调的痛恨。

李敖对多少前人长辈嗤之以鼻，偏偏对蒋廷黻赞不绝口，说“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所要求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

[注7]李敖说得不错，蒋廷黻心目中理想的人物正是那种敢于担当、敢于牺牲、敢于行动的经世之士。

曾国藩可以说是他最崇拜的英雄，但又可惜曾文正公生得太早，对西洋文化、现代化不甚了解。

[注8]他认定，知识分子要做现代人，而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

[注9]所以他不会满足于清华园内的安谧与舒适。

他听到的，常常是校园外隆隆的炮声和饥民的啼哭。

这使他良心不安，坐立不宁，很想动动，走出去有所作为。

九一八事变以后，蒋廷黻、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常常聚在一起，讨论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蒋廷黻建议办一个周刊，胡适很是犹豫，因为《努力周报》留给他太多的教训。

蒋廷黻一再坚持，并取得了丁文江的支持，最终胡适也同意了。

每个发起人每月捐出收入的百分之五，作为经费。

这样，便有了那份著名的《独立评论》。

胡适虽然是刊物的灵魂，但蒋廷黻当之无愧为《独立评论》之父。

纵观蒋廷黻《独立评论》时期的言论，最引起争议的自然是免战论和专制说了。

姑且不论其中的是是非非，它们的背后实际体现了蒋廷黻的二个最基本的信念，就是现代化和理性精神。

蒋廷黻坚定地认为，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现代化程度不够，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中国之所以老是挨打，就是因为太落后。

所以他坦承自己“一直不能像其他的国人那样仇恨帝国主义”。

[注10]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自家的腐败、传统和不争气。

这样，当日本鬼子欺负到家门口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上街抗议，而是检讨中国为什么这么弱，有无可能开战，为了开战，要具备什么样的实力和条件。

蒋廷黻与胡适等其他《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一样，最厌恶的是唱高调，他们推崇的是理性，是剔除了情感或愿望的客观分析，是冷静到了冷酷的知识判断。

因此，他们有胆量冒天下大不韪，大唱抗日低调，反对情绪化的速战论。

一腔热血的青年学生当然不要读《独立评论》，不愿听蒋廷黻、胡适等人老气横秋的冷冰冰声音。

他们更爱买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后者有一把燃烧的火，看了可以大过其瘾。

如果说在抗日问题上，蒋廷黻与胡适是合穿一条裤子的话，那么在民主与独裁问题上，他俩却成为了死对头。

大敌当前，本来应该全国一体联合抗日，但让蒋廷黻痛心的是，放眼神州，看到的依然是连绵不绝的内乱。

大大小小的军阀依仗武力，割据一方。

令国不成国，政府不成政府，中央不成中央，地方不成地方。

在哥大念博士期间，蒋廷黻就受到邓宁和海斯两位教授的影响，相信国家之重要和政治秩序之重要，决不亚于民主和自由。

他是学历史的，从欧洲近代历史的演进之中，更坚信现代化的发展要分为两步：先是建国，建立集权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社会秩序，随后发展和建设。

与其分为各式各样的小专制，还不如用一个大专制取代小专制，先将国建起来。

不过，他没有忘记补充一句，这个大专制越开明越好。

[注11]胡适读了蒋廷黻的文章，写信给傅斯年说：“廷黻论专制的文发表时，此间省市党部中人皆大欢喜！我听了真悚然以忧。

”[注12]于是，胡适与蒋廷黻、再加上丁文江等，在《独立评论》上，围绕着民主与独裁，轰轰烈烈地干了场笔仗。

如今的人回过头来看蒋廷黻，一定会觉得他迂腐不堪，难道在中国搞专制，还会有开明这一回事？然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一讲到民主，却会不由自主地记起不久之前民初那段丑陋的议会民主，蒋廷黻心有余悸地谈到：“我们愈多谈西洋的主义和制度，我们的国家就愈乱了，就愈分崩离析了。

”[注13]身为历史学家的蒋廷黻，也许有他的一点道理：民主在中国，假如是民初式民主或民粹式民主的话，未必不比专制更可怕。

蒋廷黻因为鼓吹专制，引起了世人的颇多误解。

后来，为他作传记的陈之迈先生，为他作了一个辩护，说蒋廷黻所心仪的独裁，绝对不是希特勒或斯大林，而是土耳其现代化的开国领袖凯末尔。

[注14]这应是公平之论。

不过，蒋廷黻作为一个国家主义的热烈拥护者，确是一个不易之事实。

他有句名言：“倘若道德与国力相冲突，我们应该即刻修改我们的道德观念！”[注15]蒋廷黻虽然是个自由主义者，却是一个社会自由主义者，相信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他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政治，而是经济，不是宪法和议会，而是发展与公平。

[注16]一直到四十年代，当他在苏联和美国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并有实地的观察以后，他对民主和专制的看法才有所改变。

1944年，他为《大公报》写了一篇《观美国并回观祖国》的文章，重新检讨自由主义的价值。

他说，美国人现在发现，老祖宗留下的自由主义遗产，其实是立国的至宝。

自由主义能够发挥极大的保卫国家的力量，即使我们需要经济自由，也不能够和不应该废除政治自由。

在文章中，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固然不能说就是天堂，一个无政治自由的国家确是地狱了！”[注17]到四十年代末，他对专制的反思似乎更坚定了，一再表示：假使人生的一切都由政府控制，纵使政府是最贤明的，依然不过是作牛马。

只要在全能主义政府下生活过的，就更加能体会到自由的可贵。

[住18]办《独立评论》，还仅仅是影响舆论，按照蒋廷黻的经世大伦，知识分子最后的理想，是影响国策。

这样的机会来了。

九一八以后，蒋介石多次召见自由知识分子上庐山谈话。

蒋廷黻也是其中一个人选。

他对国事的见解和行政的干练，给委员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5年末，蒋廷黻突然收到南京急电，原来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将组成“人才内阁”，邀请他担任自己的政务处长。

这个位置差不多相当于如今的国务院研究室主任。

而行政院秘书长由先期入京的老朋友翁文灏出任。

两个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成为最高领袖的内管家和左右手。

当消息发表以后，不少朋友纷纷劝蒋廷黻三思而行。

劝者中，有的是对政府的“诚意”深怀疑虑；有的以为政治是污浊的，搞不好会身败名裂；有的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学者的清高，以在野之身议论时事。

蒋廷黻呢，却有一套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政治与教书一样，也是一种清高。

[注19]当然，他是学历史的，何尝不知道从政的风险、在野之悠闲？但他认为，民国政治虽然还有许多不令人满意之处，但比起专制时代已经有进步，不会再像古代那样，得罪了君王就被遭贬谪，推出午门斩首，并夷九族。

再说，万一不得道而行，还可以回大学教书。

[注20]他的老朋友兼老对手胡适倒很体谅他，在他晋京之前，送了他两句诗，那是刚刚故去的丁文江留下的：“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

”蒋廷黻想必很有些知音之感，后来发表文章，还用过“泉清”作笔名。

在衙门里面当官，真的可以做到“泉清”？这就要看是追求功名利禄，还是将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了。

蒋廷黻显然属于后者。

他有一段话说得很斩钉截铁，可以视作他做官的座右铭：“我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是该打倒，我们要作事。

-----吃苦要做事，捱骂也要作事。

官可不作，事要作。

别的可牺牲，事业不可牺牲。

作事的人，我们要拥护。

要崇拜。

说便宜话的人，纵使其话说得十分漂亮，我们要鄙视。

”[注21]怀着作事的决心，他一入政府便大刀阔斧地倡导改革。

翁文灏比他早入阁，且位置更重要，但翁一直以稳健、保守的技术官僚形象出现。

虽然都是好朋友，但两人的性格和抱负差异很大。

蒋责怪翁太消极、太“费边”了，而翁又觉得蒋是一只不知深浅的“磁器店中的猛牛”。

两个人“官司”一直打到胡适那里，要胡适来裁决究竟谁对谁错。

[注22]蒋廷黻在政府的头三个月，主要是研究政府部门的结构，他很吃惊地发现，机构臃肿、叠床架屋的现象之严重，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

尤其是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与行政院的功能交叉重叠，互相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