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翻译标准演变史_王军

中西翻译标准演变史

王 军

(湖北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 湖北恩施 445000)

[摘 要] 翻译标准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得以进行的依据。从西方泰特勒的 翻译三原则 和中国严复的 信、达、雅 翻译标准的提出以来,中西翻译理论家们对于翻译标准的探讨一直在进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而至今尚无定论。通过对翻译标准的演变进行历时的描述性研究,发现翻译标准经历了从散论到系统、从感性到理性、从一元到多元的演变。当代翻译理论家们就翻译标准似乎已达成共识:翻译标准是一个以忠实和对等为核心的动态多元体系,忠实的程度和对等的层次随文本类型和翻译目的的不同而各异。

[关键词] 翻译标准;演变;翻译研究;发展;忠实;对等[中图分类号] H315 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144(2007)02-0117-04

一、导入

自人类开始以不同的语言交流,翻译活动就开始了。随着翻译实践的发展,翻译家们逐渐把实践上升为理论,但是在翻译理论的肇始阶段,主要是侧重于翻译方法的讨论。翻译标准的真正建立,在西方当推泰特勒的 翻译三原则 ,在中国则属严复的 信、达、雅 (姜治文,文军,2000:6)。自此,许多中外翻译理论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不同的翻译标准。翻译标准的演变,反映了人们对翻译活动认识的加深。为了便于比较研究,本文分阶段来回顾中西翻译标准的演变历程。

由于中西方在翻译标准真正建立之前,没有专题讨论过翻译标准,故在此统称为古代。中国古代的翻译理论主要是围绕佛经翻译的,讨论的中心是 文质之争 ,相当于后来的直译与意译之争。西方的翻译理论不仅涉及 圣经 翻译,也讨论了世俗文学的翻译,但其实质也是直译与意译之争,就不多谈。

本文把中西方从严复和泰特勒之后有关翻译标准的讨论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划分为近现代和当代两个阶段,依据是中国翻译协会于1982年成立,其会刊 中国翻译 创刊于1980年。中西翻译理论的发展阶段是不平行的,但为了比较和描述的方便,也以此为界。即从翻译标准的真正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为中西翻译标准建设的近现代期,之后到本世纪初的今天为当代期。

二、近代的翻译标准

鸦片战争后,五四运动前中国的翻译活动是以 救亡和启蒙 为目的的。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产生了许多颇有建树的翻译理论。就翻译标准的提出而言,最著名的当数马建忠的 善译 标准和严复的 信、达、雅 三标准。马建忠要求: 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陈福康,2000:89)严复在 天演论 卷首的 译例言 中把 信、达、雅 三字列为 译事楷模 。此理论体现了中国人重悟性思维、善于归纳推理、喜好暗示含蓄的特点。由于 信、达、雅 三字言简意赅,渊源有本,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与极大的包容性和伸缩性,可有多种不同而又合情合理的解释,所以一经提出,就在中国译坛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被人广为称道,并奉为翻译标准的金科玉律。虽然也有不少人对此理论提出批判和修正却终未能抹煞其强大的生命力。

西方在翻译理论探索期(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诠释主义学派(H er m eneutics)对欧洲中世纪愚昧主义进行挑战。德国的施莱尔马赫提出以文本的共时的共识为依据确定语义,反对武断;同时词义需以意境为参照。否定了对 圣经 的神权论教条主义的解释。他还提出了翻译的两种途径:让读者去接近作者或让作者去接近读者。(方梦之,2004:350,383)德国另一翻译理论家本杰明的观点是:翻译不是要再现原文的意义,而是移植原文的 意图模式 ,即再现原文的意义表达形式。译文应该透明,读者能透过译文看到原文的光泽,所以原作最理想和最佳的翻译应该是逐行翻译。(Schulte ,1992:82)英国的阿诺德与纽曼就荷马史诗的翻译展开论战,阿诺德坚持译品质量的优劣应当由那些 既懂希腊原语文字又能鉴赏诗文的学者 来评判的观点(A rno l d ,1861:252);而纽曼认为对译品质量的评价,应当看一般读者的反应,而不应看学者的反应,因为就作品的趣味和风格而言, 只有受过教育但无学识的公众才有权评判 (N ewm an ,1861:256)。

三、现代的翻译标准

民国时期短短三十几年,我国译学理论却取得很大进步,

收稿日期 2006-11-13

作者简介 王 军(1974 )男,湖北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

第21卷第2期2007年2月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Journa l of Chengdu U niversity(Educationa l Sc i ences Ed i tion)V o.l 21N o .2F eb .2007

许多文学大家兼翻译名家为翻译理论做出巨大贡献。有关翻译标准的论述有很多。茅盾对文学作品的翻译观点是: 文学作品最重要的艺术特色就是该作品的神韵, 在神韵与形貌不能两全时,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也保留了神韵。 (茅盾,1921)郭沫若提出 风韵译 ,成仿吾视译诗的 精神本质 为最重要。鲁迅强调翻译外国作品必须要有 异国情调 , 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易解,一面保存着原作的风姿 。(鲁迅, 1935)他主张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在不能信顺兼顾时, 宁信而不顺 。曾虚白认为翻译的标准只有一端, 那就是把原书给我的感应忠实地再现出来 。陈西滢提出文学翻译对于原文有形似、意似、神似的不同,认为 意似 的翻译超过 神似 的翻译,而 神似 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标准。林语堂提出了翻译的 忠实 、 通顺 和 美 的三标准。艾思奇认为: 翻译的原则总不外是以 信 为最根本的基础, 达 和 雅 对于 信 ,就像是属性对于本质的关系一样,是分不开的然而是第二义的存在 (艾思奇,1937)。朱光潜的观点是:理想的翻译就是文从字顺的直译。

乔治 斯坦纳把20世纪40年代末以及五六十年代称为西方翻译理论的现代期。这一时期以欧美结构主义发展为契机和背景,与之相应的是翻译理论中语言学派的兴起,翻译标准又有了新的发展。俄国的费道罗夫提出等值翻译,他在 翻译理论概要 中用的术语是 等价 ,等价翻译就是指将思想内容和修辞功能与原作完全一致地表达。(朴哲浩, 2006)美国庞德的翻译标准是:1)英语译文中地道的表达;

2)意义和氛围上对原文的忠实。理查德认为文学翻译的目的就是要在译文本中重现源文本中所蕴含的某种基本体验。举办翻译培训班的目的就是排除阻碍完全理解原文的一切障碍,使译者完全地理解,并正确重组原文信息。(Ed w i n G entzler,2004:14,22)处于描写语言学和交际理论阶段的奈达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理论 从语义到语体,在接受语中用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原发语的信息。英国的卡特福德将翻译定义为: 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 他认为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是寻找译语的翻译等值成分。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就是界定翻译等值关系的性质和条件(郭亚丽,2006)。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认为,文学翻译是艺术的再创造过程,译作不可能与原作等同,必然带有译者的风格,译者的目标应是使译文本身成为独立的艺术品。而且,文学翻译与专业翻译有本质的区别,前者应贴近原作,后者应更加顺畅自然,不能过于拘泥。(廖七一,2000:14)

四、当代翻译标准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都得到了更深更广的发展。对于翻译标准的讨论更多,也更具系统性、科学性。在中国,茅盾提出: 对于一般翻译的最低要求,至少应该是用明白畅达的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 而文学翻译应该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时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地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 (陈福康,2000:375)傅雷坚持 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 的翻译观。钱钟书提出文学翻译的 化境

把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许渊冲提出了中国诗词翻译的三美说 译文要传达出原文的意美、音美、形美。辜正坤提出了非常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他认为,由于翻译具有多功能,人类的审美趣味具有多样化,读者、译者具有多层次,翻译手法、译作风格、译作价值因而势必多样化,而这最终导致具体翻译标准的多样化。于是他提出了翻译标准系统:绝对标准(原作) 最高标准(抽象标准,最佳近似度) 具体标准(分类)。在这个系统中,绝对标准不可企及,最高标准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不能解决翻译中的问题,只好另立具体的标准,而具体标准不止一个,最佳近似度这个最高标准只是一群具体标准的抽象化。一个标准肯定是不够的,非得有若干相辅相成的标准不可,在整个翻译标准系统中,绝对标准一元化是和具体标准多元化既对立又统一的。(辜正坤,1989)罗选民将话语语言学的原则和方法运用于翻译研究,提出话语层翻译的七条标准:意图性、信息性、可接受性、形式连接、意义连贯、章际性和场合性。(罗选民,1990)柯平根据符号学理论,提出翻译质量的标准:在译语句法和惯用法规范以及具体接受者能够接受的限度之内,采取适当的变通和补偿手段,以保证特定上下文中最重要的意义优先传译为前提,尽可能多地和正确地传递原语信息的多重意义,以争取原文和译文最大限度的等值。(柯平,1993)范仲英从信息学角度提出了翻译标准:翻译是把原文信息的思想内容及表现手法,用译语原原本本地重新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能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范仲英,1994)冯志杰和冯改萍采用了模糊数学中的多级系统评判法,试图建立一个通过电子计算机对译文进行定量分析的标准,根据信息论,提出了翻译的二元基本标准。(冯志杰,冯改萍,1996)郑海凌认为翻译的艺术贵在 和谐 ,就实际效果而言,文学翻译应以和谐为审美标准。具体表现为:审美性、整体性、普遍性、辩证性和创造性等五个方面的要求。(郑海凌,1994)

进入21世纪,对于翻译标准的讨论仍然吸引着许多学者。王楠等从文化角度提出包括3个方面的翻译标准:1)不违背知识的客观性;2)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有效性;

3)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译者具有相对的自由,可以根据客观标准和主观意愿选择 归化 或 异化 的翻译策略。(王楠,李辉,2004)周庭华根据接受理论,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创造作用的角度出发,认为文学翻译标准只能是多元性的。(周庭华,2005)李金树从解构主义翻译观的角度出发,认定翻译标准的多元性、动态性和模糊性。(李金树,2005)李茂林和杨文文认为,在确定翻译标准时,应该考虑到读者的因素。针对不同的读者,可采取不同的翻译标准,因此,翻译标准是动态的、多元的;成功的译作必然是得到读者认可的作品。(李茂林,2006/杨文文,2005)司显柱和朱志瑜在对功能语言学经过深入研究后,从功能主义角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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