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传统文化精神(最新整理)

浅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传统文化精神
黄岳
摘要：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是指在中国文化中起主导作用，处于核心地位的那些基本思想和观念，它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个包含着诸多要素的思想体系。

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中尚和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

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深刻而且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留下了深长的影子，影响着古典文学的基本文化特征。

本文试图以人为本，诗教传统，中和之美，天人合一方面窥探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些文化特征。

关键词:传统文化精神；古典文学；人本精神；诗教传统；中和之美；天人合一
前言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是历史的结晶，它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具有鲜活的现实性与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推动和思想家们的概括提炼，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传统，而这些优秀文化传统的相互凝聚和整合，便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或固有传统，长期爱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

也就是在中国文化中起主导作用，处于核心地位的那些基本思想和观念，它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个包含着诸多要素的思想体系。

我们认为，天人和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中尚和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

［1］
中国古典文学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学之一，它历经了长达3000多年的没有中断的发展历程，以其辉煌成就而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中的瑰宝。

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深刻而且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中尚和，刚健有为等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留下了深长的影子，影响着古典文学的基本文化特征。

本文将试图从以人为本，诗教传统，中和之美，天人合一四方面窥探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些传统文化特征。

1.关注现实的人本精神
所谓人本精神就是以人为本，就是肯定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
以人为中心。

在这种以人为本的传统精神影响下，中国古典文学从上古神话开始就呈现了关注现实人间的人本精神。

［2］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特别鲜明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

即使在上古神话中，中华民族的先民崇拜的也不是希腊，罗马诸神那样的天上神灵，而是具有神奇力量并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人间英雄。

例如在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和大禹治水三则最著名的古代神化中，女娲，后羿，大禹等神化人物其实就是人间的英雄，　氏族的首领，他们的神格其实就是崇高，伟大人格的升华。

他们以巨大的力量克服了自然界的种种灾难，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他们与希腊神化中那些高居天庭俯视人间，有时还任意惩罚人类的诸神是完全不同的。

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故事则反映了先民们征服时间，空间阻隔的愿望，体现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

其实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无论是抒情文学还是叙事文学，作家总是把目光对准作家总是把目光对准人间而不是天国，他们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中的悲欢离合而不是属于彼岸的天堂地狱。

这种关注现实的文化习惯尤其体现在对现世民生的关注，因此古典文学中充满了忧国忧民的人文关怀。

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1忧国忧民的传统
首先，在西周晚期王室衰微，戎狄交侵，征战不已，长年兵役，以致父母失养，兄弟分散，夫妻别离，这在《诗经》里也有广泛的描述。

感慨于“山川悠远，维其劳矣”的《渐渐之石》；还有叙写征人解甲归田途中抒怀的《豳风·东山》，《何草不黄》凝结着征夫之泪，《王风·君子于役》表达山村农妇想念久役不归的丈夫，渴望过和平生活的美好愿望。

汉末董卓，持国柄，杀君主，焚毁洛阳宫殿，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同时被驱遣的还有数十百万的中州百姓，造成了历史上一场空前浩劫。

曹操《薤露行》真实记载了这场大动乱，并抒写了诗人对王朝倾覆、生灵涂炭的深切悲悼。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悲惨之状可见，号篊之声如闻。

《蒿里行》更以泪和墨，画出中原劫后的惨状：“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明朝钟惺在《古诗归》称这首诗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这种反映时代动乱及民生疮痍的诗歌，到了杜甫那里，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广大百姓在战乱中不仅遭到一次次的劫掠，还要承受兵役徭役的重荷，不仅“儿童尽东征”（《羌村三首》之三），而且“垂老不得安”（《垂老别》），新婚的男子、力衰的老妪、无家的翁叟，都被征去从军服役。

这样无止境的征发下，农村凋敝，民不聊生，日甚一日。

千村万落是一片家破人亡的惨象。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

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

……久行见空苍，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无家别》）较之杜甫《三吏》、《三别》的类型化描写，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更有个性化特色。

运用外貌、服饰、心理活动等细节描写刻画人物，塑造了一系列劳动人民形象。

如“左手秉遗穗，右臂悬敝筐”的贫妇人，而卖炭翁尽管“可怜身上衣正单”，却“心忧炭贱愿天寒”；新丰折臂翁尽管“至今
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但却“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

这种内心描写，不仅使人物有血有肉，而且更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

以后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与愤怒。

《三国演义》中的“分”与“合”凝聚着多少滚滚的血泪，回荡着千军万马的呼啸，意味着山河的破碎和大地的一片荒凉。

［3］［4］
1.2对广大妇女命运的关切和同情
女人的不幸命运，从《诗经》的《氓》到汉代《孔雀东南飞》都有反映。

汉末《古诗十九首》的相思怀人之作，大量是从女性角度着笔的。

例如《迢迢牵牛星》、《行行重行行》等。

由于宗法社会中，女性因其特定的处境，只能把全部的生命寄托于爱情和婚姻之中，一旦爱情、婚姻受到威胁，她们作为社会存在的惟一价值便可能完全丧失。

故爱情、婚姻悲剧之于女性，尤为感人。

而汉末文人在君臣僚属的人身依附关系中历尽辛酸和屈辱后，他们对女性依附于男性的悲剧性命运有了较多的理解和同情，以男女之事比附君臣关系，先前还停留在简单的类比联想的层面上，汉末文人则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了与女性世界作心灵沟通的现实基础；他们抒写女性的不幸，不仅有真诚的理解与同情，也融入了自己饱经忧患与痛苦的人生体验。

这种对妇女的深切关注，在李白诗歌里也有所反映，他成功地塑造了侠女、织衣女、采莲女、当垆女等妇女形象，杜甫也创造了“日暮倚修行”的哀女形象。

白居易的《琵琶行》更是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身份一洒同情之泪。

这种关注女性命运的传统，在以后不断得到加强，如关汉卿的《窦娥冤》、《望江亭》，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明汤显祖《离魂记》等，而到了《红楼梦》，曹雪芹对于少女的思索，超出前人的水平。

在他看来，少女不仅有造物主赋予的集天地之精华的美丽，而且她们比男性更热烈地拥抱生命自然，代表着人间的道德向度。

可是这种天地间最美的生命却如黛玉《葬花词》所说，“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5］”人间至真至美的生命，却又最脆弱、最短暂，最易遭到毁灭，这真是人间的大悲剧[6］。

1.3怨刺时政的传统
文人在关注民生的同时，往往对造成生民痛苦的根源进行揭露、抨击，这又形成了古代文学的怨刺从《诗经》开始，就有很多作品针砭时弊，指斥昏君。

如《大雅·民劳》是召穆公刺厉王，《大雅·桑柔》为芮伯刺厉王。

屈原的《离骚》责数楚王的昏惑，痛斥群小的谗邪，无不闪耀着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

诗人怨怪楚王变化无常：“初既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汉末的赵壹作《刺世疾邪赋》斥责历代帝王以天下为私，不恤国计民生而争斗杀伐：“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

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如其怨酷。

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

”唐玄宗天宝末年，宦官权势日重，为中唐宦官专权种下祸根，李白最早对此予以讥刺：“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

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

鼻息干虹蒩，行为皆怵惕。

”在《梁甫吟》中，则以“力排
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隐喻李林甫之流的歹毒阴险。

杜甫的《咏怀五百字》中，揭露阶级压迫和剥削，正是造成广大农民饥寒交迫的根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同。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此外，元代的公案戏，明清小说，直至清末四大谴责小说，都对统治者作了入木三分的批判。

1．4风雅精神［7］与博大的胸怀
后人把《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成为风雅精神，中国古代文人在风雅精神的影响下面队现实还表现以一种博大的胸怀。

中国的文人往往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当这种理想落空后，就不免有
“日不平之鸣。

而尤其可贵的是，一些诗人即使落魄时，也不改其志。

李白一生为理想而奋斗，为苍生忧”，［8］却失败得一次比一次惨，直到临终绝笔，他虽已大鹏“中天摧兮力不济”［9］，却还坚信其“余风激兮万世”［10］。

杜甫在诗中更表现了一种“穷年忧黎元”情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范仲淹的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联系到他及第入仕以后仍保持青少年时期养成的艰苦的生活作风，可知其已把“安社稷”“济苍生”的政治理想付诸行动。

2“文以载道”的诗教传统［11］
中国文学历来有“文以载道”之说，它体现了孔子提出的儒家基本思想之一“刚健有为”，的有为思想，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中国人积极的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

古代的文学家中国都是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治国平天下”的人世思想是大多数作家共同的人生目标，而：“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互补的人生价值取向则是他们的共同心态。

在这种背景下，以诗文为教化手段的文学功用成为古代最重要的文学观念。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就积极提倡诗教，企图以文学作为推行教化的有力工具。

其他诸子的观点虽然势若水火，但他们著书立说的目的也都是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设计，同样体现了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注。

可以说，先秦诸子的“文”都是为其“道”服务的，“文”只是手段，“道”才是目的。

这种传统后来被唐宋古文家表述为“文以载道”或“文以贯道”，不但成为历代散文的共同准则，而且成为整个古代文学的基本精神。

我们应当看到“文以载道”的有为思想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

首先，这种思想强调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为古代文学注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使作家重视国家、人民的群体利益，即使在纯属个人抒情的作品中也时刻不忘积极有为的人生追求。

例如在唐代诗人中，杜甫蒿目时艰，忧国忧民，对儒家仁政理想的
不懈追求，对国家人民命运的关注成为杜诗的核心内容。

即使是浪迹五岳、神游九垓的李白，也在诗中强烈地表达了追求功名事业、要在外部事功的建树中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而且明确地以孔子作《春秋》为自己的文学事业的典范。

至于唐宋古文运动的巨大成就，更是在“文以载道”思想的直接指导下取得的创作实绩。

其次，“文以载道”的思想也给中国古代文学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它使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沦为政治的附庸，从而削弱了其主体意识和个性自由。

这种消极的影响不但体现在士大夫的诗文作品中，而且体现在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中。

例如元杂剧虽然高扬了针对黑暗势力的反抗精神，歌颂了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珠民主思想，但它往往以道德判断作为审美判断的核心价值参数，而且这种道德判断中常混杂封建伦理说教的糟粕，这就严重地损害了其思想意义。

3天人合一的美学理想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哲学发端于原始儒家和道家，无论是以“仁”为基本观念的儒家还是以“道”为最高追求的道家，最后都殊路同归，强调个人与无限的宇宙的契合无间。

与儒家努力尽自己的人伦义务和社会责任，积极入世的主张不同，道家通过否定一切外形式的束缚，包括儒家仁义的束缚，以化解人生之忧。

这种思想渗透到的文学创作和理论上，呈现出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风韵和气质。

3．1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古典文学中的影响
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主要是按照人道的理想来塑造天道，当然也不排除借助天道规范人道的努力。

孟子所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者则知天矣”（《孟子》）。

以人心体天心，以人道体天道，从而以人合天，天道与人德合而为一。

这种思想，反映在文学批评上，必然是重道德批评。

主张“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旨，以封建伦理纲常、道德规范为文学批评准则，强调文学创作在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

强调审美活动在人格培养中的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认为通过精神的感奋，情感的共鸣、沟通、渲导，人便能提升到一种较高的人格境界。

将艺术归结为“人心”、“人情”，必然导致诗言志说。

由于强调文学艺术美的功利作用（善、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特别注重作家的人品与人格修养。

刘熙载的《诗概》提出“诗品出于人品”之说，沈德潜《说诗蒣语》，“有第一等襟抱，有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

”强调诗品，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是中国文学独具的民族文化性格的表现。

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学表现人伦的文学名著数不胜数。

曹植《送白马王彪》，李密《陈情表》，潘岳的《悼亡诗》，元稹的《遣悲怀》，王维的《渭城曲》，韩愈《祭十二郎
文》等。

而中国最杰出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则是以表现家庭为内容的。

如果说，在人伦领域，儒家强调“仁”，体现了追求主体自由的价值取向，那么，在非道德领域，人的自由常常为天命所抑制。

就个人而言，其生命存在，穷达贵贱等，均非自我所能主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就社会而言，人固然有弘道的能力，但道究竟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外在的天命。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表现了一定的宿命观。

虽然古人也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更强调“畏天命”（《论语·季氏》），力求去理解这冥冥之中支配人的命运的至上力量，并去顺应它，而不是反抗它。

人要知命顺命，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

这种情况在文学作品里时有表现。

窦娥三岁丧母，七岁别父，十七岁结婚，不久就守寡，她把自己悲惨命运归为八字不好，命中注定，一世忧愁。

“莫不是八字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如《玎玎当当盆儿鬼》中主人公杨国用被算命先生告知百日之内有血光之灾，唯一破解办法是到千里之外逃避百日。

杨国用于是出外避难，但因思父心切，第九十九天便赶到离家四十里的瓦窑店寄宿，被店主盆罐赵夫妇谋财害命。

在剧中，主人公尽管煞费苦心与天命抗争，仍无法摆脱冥冥之中的超自然力——天的操纵。

这种“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宿命思想，在四大名著里都有生动的描写，就不再一一枚举。

3．2道家“天人合一”思想在古典文学中的体现
与儒家“天人合一”中体现人的主体性不同，道家认为，由于人类社会建立了种种制度和规范，破坏了自然本性，造成了天与人的对立，要恢复人性之自然，就必须破除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极力主张“无以人灭天”，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在东汉末年儒学受到沉重打击之后，老庄这种思想在魏晋时期兴起，摆脱了世俗礼法的约束，得到精神的自主和自由，从而表现出一种人性化的人生观。

这种精神，以其虚静为怀，进入一种空灵之美的境界，于是产生了“虚”、“静”、“味”、“神”、“韵”“意境”等理论批评范畴，从而促进了新审美观念和审美方法的产生。

这对儒家过分强调善，而相对不太注重艺术，是一种很好的修补。

［13］
个性化人性观的觉醒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追求山水情趣。

怡山乐水、追求自然，从山水得到愉悦，从自然中体认人生的闲适情趣，把审美体验带入山水鉴赏之中，在自然山水的欣赏中体认自我的存在，并试图通过艺术来表现，这成了魏晋士人的文化生活方式。

如金谷赋诗和兰亭集会等。

这相对于儒家的比德是一大进步，儒家以自然景物的某些特征来比附人的道德情操，不能引导人们专注于自然景物本身的欣赏。

魏晋文人徜徉山水，促进了自然审美观的形成，欣赏山水，不是因为心中预存的思想方式在山水里有某种映射，而是
自然山水契合于欣赏者的澄明心境。

从此以后，山水意识发展为山水文化，于是产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陶渊明的田园诗，唐朝的王孟诗派、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等等。

中国文人作品中，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没有创作山水方面的作品。

由此可见山水文学之盛。

儒道互补，中国文人自由地出入儒道已是不争的事实。

天人和一思想增添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潇洒和深刻。

4中和之美［14］的审美追求
儒家倡导的中庸精神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深刻的影响，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中和之美。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作品中很少有剑拔弩张地表达狂怒或狂喜的作品。

多数古代诗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诗教”的精神，以“怨而不怒”，婉而多讽的方式来批判现实。

诗人在抒写内心情感时总是委婉曲折，含蓄深沉。

［15］4．1 中和之美在古典文学中的表现
首先是情感的适中。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种以抒情为主的文学，中国古代的诗歌，即使是叙事诗，都表现了跌宕起伏的情感，戏剧、散文也注重抒情，就是小说，也不时插入诗赋。

所以，古代文论注意情感表现问题。

孔子评《诗经·周南·关睢》，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6］”，《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其实是要求表达喜怒哀乐等情感不可过分，要有节制，去建造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和谐的形式。

一方面，“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礼记·乐记》），另一方面，“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

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

乐由天作，礼由地制。

过制则乱，过作则暴。

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

［17］”也就是表达情感要保持“和”的基本规范。

这个“和”字既是满足于人人皆有的快乐要求，同时又要节制它，不可任其发展。

这就要求表达的情感不能是自然情欲，“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

［18］”这就是说，艺术表达的情感是止乎礼义的有德之情。

而郑卫桑间一带的音乐描写男欢女爱，“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

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

［19］”郑卫桑间之音自孔子开始，被当作滥淫放纵的典型，一直受到排斥。

注意情感节制，从优点方面看，“由于自觉地、坚决地排斥、抵制种种动物性本能欲求的泛滥，使自然情欲的人化、社会化的特征非常突出：情欲变成人际之间含蓄的群体性的情感，官能感觉变成人际关怀的细致社会感受。

从而情感和感受的细致、微妙、含蓄、深远，经常成为所谓一唱三叹、馀音不尽的中国艺术的特征。

［20］”
其次是多样的统一。

中和之美的这种多样性的统一，在文学理论上有生动的体现。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

”［21］只有风骨与文采融为一体，才称得上艺苑中的凤凰。

这里重
在指明对立双方互相补充，而构成和谐之美。

中和之美允许可对立两端式多端因素尽力去发展而达到极致境地，达于极致后的这些对立或不同因素仍处于和谐关系中。

比如清人刘熙载推许疏与密的极致：“太史公文，疏与密皆诣其极。

”“太史公时有河汉之言，而意理都细入无间。

评者谓‘乱道其好’，其实本非乱道也。

”［22］（《艺概·文概》）“河汉之言”是极疏，“细入无间”是极密。

司马迁文章之所以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既将某些可取的对立因素（如疏密）推向各自的极致，又始终保持和谐统一
中和之美有力贯穿了古典文学的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范畴如“气韵”、“意境”都包含着中和之美的内核。

而且，也推动了艺术形式的自身发展、成熟。

中和之美有力促进了中国诗歌从非从格律向近体诗的发展。

从写作技巧看，中和之美对诗文的谋篇布局也提出了可行的方法，比如清朱庭珍《筱园诗话》中说：“七古起处宜……高唱入云，有黄河落天之势，而一篇大旨，如帷打匣剑，光影已摄于毫端。

中间具纵横排荡之势，宜兼有抑扬顿挫之奇，雄放之气，镇以渊静之神，故往而能回，疾而不飘也……”论是七言古诗的布局安排，在他看来，七言古诗是个有机和谐整体，各个组成部分要相互照应。

古典小说创作中有“笙箫夹鼓法”，以笙箫的优美柔弱与钟鼓的激越壮烈配合演奏，来比喻小说结构布局的方法。

《水浒传》第二十二回写武松打虎，是“钟鼓之响”，壮烈异常，而二十三回写他遇嫂，却又柔美之极。

长篇小说可以这样调整节奏，短篇小说也可作同样安排。

李朝威的《柳毅传》写钱塘君替龙女报仇时，是“大声忽发，天坼地裂，宫殿摇簸，云烟沸涌”，气氛之壮烈，撼人心魄；然而，“俄而祥风庆云，……红妆万千，笑语熙熙。

”气氛变得轻柔而优美，真是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

4．2古典文学中和之美的现实意义
情感宣泄的适度与表现方式的简约使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具有含蓄深沉，意味隽永的艺术特征，这正是中华民族和平，宽容，偏重理性的文化性格特征在古代文学中的积淀。

古代文学的中和之美，对于今天培养和谐精神的人有着重要意义，中和之美既是古代文学的审美标准，也是中国人伦理实践中的理想和基本标准，今天我们应培养、发扬中和的人格精神——直道中行、刚柔相济、外圆内方。

这对于国家稳定，社会的进步是有益的。

结语
由于中国古典文学以生动而具象的方式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又由于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着传统文化其他部分的内容，所以它的审美功能和认识功能历久迷新。

中国古典文学是传统文化中最容易为现代人理解，接受的一种形态，因此对古典文学的文化精神特征的了解和研究可以成为沟通现代人与传统文化的桥梁，也是世界其他文化背景中的人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