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近五十年易经研究的发展

欧美近五十年易经研究的发展

从1960 年代后期，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研究所开设易经哲学课程并积极提倡易经研究以来，西方的易经研究有了新的活力而走向一个极其多元的发展。我可以用16个字来表达这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对易经研究的状况：重视考证，研讨文史，挖掘影响，哲思匮缺。这表示我对西方易经的研究有带动的作用，引发汉学家与历史家的兴趣，但由于西方汉学学者对中国哲学的修养尚未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更未能在整体哲学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故专业哲学家未能脱离西方哲学传统的思考，而一般汉学家或历史学家则只能用力于历史考证与文字传译工作，是以易经哲学方面的研究尚处于一个方兴未艾的状态。但我倡导的《本体诠释学》却有把易经哲学与西方形上学联系起来思考的作用，因而反而促进了易经哲学的研究，见之于较为年轻的一代。

我们可以把这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易学的研究划分以下三个阶段：

1、1960- 1980 新版易经的英文翻译逐渐出现，在原来James Legge 与Richard Wilhelm 的翻译的基础上发展了多项翻译，展现了易经翻译的热潮。其中Blofeld的翻译流传最广，因为他的翻译主要为了普及占卜之用。

2、1980-2000 由于出土资料的流行，更专业的易经翻译也逐渐出现了。如Schaunenessy 所翻译的《帛书易经》及相关文本。虽然极其粗糙，但却启发了对出土资料的研究。更大型的翻译本也出现了，如Richard Lynn的翻译王弼的《周易注》，十分细致。

3、2000-2008 更多学者接受我所主张的易经思考为中国哲学发展之实际起点与嗣后发展之源头活水的说法，开始进行探索易经在中国思想传统与政治及社会各面的历史发展过程与重要实际影响，如Richard Smith在2003年出版的《易酌》一书所示。这都预设了从本体上做出相关于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诠释能力。因而易经的精神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最近我在Internet网上看到有学者重点大量引述我于今年出版的用英文写的有关“易经作为中国哲学的创造发展的根源”（Yijing as Creative Incep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的文章，可以想见这是一个更为深化的易经哲学发展的大方向。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克波杰夫( A、Kobzev)介绍了《在西方的周易》。

在清朝末期的中国，渴望保留国家传统与积极吸取西方理论开始结合起来。结果在二十世纪初，像两面派的周易/易经的形象形成了。一方面，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最有权威的、起源最神秘和流行的占卜书。另一方面，这是全科学方法论最古老的基础和万能的工具。一方面，这是位于所有古老遗产之首的过去的象征（即十三经的第一书），另一方面，这是现代化和转变的保证，依照其名称和主要意义。所以清代时易学有了很急剧的发展，既作为古老者，也作为革新者依赖周易。

二十一世纪思想的这个范围如此的广泛，使其一个结局是承认周易作为杰出科学（数学、逻辑学、理论模型）文献的地位，有助于西方科学的进步和计算机技术的产生，能够成为中国以及全世界未来科学的基础；而另一个结局是作为喜剧漫画或者易学占卜术的纸牌出版。

在西方，认识周易的演化与中国原始的方向比较是相反的。在欧洲（慕尼黑市）意大利耶稣会员马尔契尼先生（马尔奇诺马尔契尼、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1658 年）第一次发表了六十四卦。法国耶稣会会员兼传教士，学者布韦先生(J、Bouvet，1656–1730年)作为宫廷的数学家在中国康熙皇帝的宫殿里工作，他认为周易不但是中国文化的“圣经”，反映出古老启示录神秘的形象（即卦)，而且是古代世界全部“象形文字科学”的展现，它代表“数的形而上学或者普通科学方法”，它“含有其他的一切知识”。布韦的信徒被称为“易学家”或“形象学家”

在启蒙时代开始的智力环境中，按布韦先生从北京写来的信(1700–1704年)中的信息，雷布尼茨(G、W、Leibniz，1646–1716) 承认，在译密码伏羲八卦(六十四卦)次序作为二进位密码方面布韦是他的合著者，雷布尼茨先生又把周易的占卜算命解释叫做“忙乱”，他以为伏羲又作为中国建立者又作为周易作者在他的作品叙述了二进位制，即万能的科学方法论(1716 年)。在西方这些思想继续发展，结果，创造了逻辑机器和电脑技术。不太有名的德国学者加薪巴里德先生(J、H、Hasenbald)在1745年发现了周易还含有普通的科学方法论，叫三段论法学。可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最有名的汉学家（戈鲁别V、Grube，1855–1908，扎伊雷斯H、Giles，1845–1935，维戈尔L、Wieger，1856–1933）都只把易经看作是占卜算命的书。

到最近，西方最流行的周易译本是1924年一位传教士兼道德修社教派拥护者维尔格里穆先生(R、Wilhelm，1873–1930)翻译的，他首先立足于以周易解释为宗教占卜意义的阅读文章，“文章一开始用于占卜算命或者给予良好的祝愿，一定范围问题的否定答案”。这个方法一方面取得了与维尔格里穆要好的朋友尤恩格先生(C、G、Jung，1875–1961)心理学上的发展，他鼓励自己的女学生白恩斯女士(C、F、Baynes)把他的德文译文翻译成英文(1950年)，并给这个译文写了序言(1948年)；同时，尤恩格先生独立地用周易占卜算命实践了几十年，他是一位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尤恩格先生根据心理上和体力上的同步性（或平行性）作为自我认识论法解释周易的占卜星术的功能。另一方面，维尔格里穆和尤恩格两位所表现出的周易的潜能在文化原始意象结构上被杰瑟先生(H、Hesse，1877–1962)在他的空想小说《小朱子游戏》（1943年；俄译1969年）中艺术地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易学实践深入到了大众文化。维尔格里穆、尤恩格和白恩斯的周易解释曾鼓励过美国嬉皮士，而匈牙利幻想作家赫尔内狄女士在她的中篇小说《幸福的教堂》（1986年）的附录上体现了六十四卦，用作对现代生活的注释，这在改革的俄罗斯受到了很大的欢迎。

在这个趋势的轨道上，在俄罗斯第一个依靠原文译本由休茨基同志(1897–1938年)写的《周易》重要学术著作确定了他的人类哲学世界观。类似的形式在八十末九十时代初（后苏联和改革时期）的俄罗斯首次出现了作为占卦算命法的周易翻译本和注释，包括为家庭妇女和初学者使用的电子本，而二十一世纪初，不但这个方法的叙述成为所有的占卦算命书必要的特征，而且这种方法的实践也使用在日常生活上，连在证券市场进行算命试验也包括在内（巴库林先生）。再说，象中国和西方那样，周易在艺术创作中作为概念模式开始使用了，如：散文（维诺格罗茨基，佩列温）、诗歌（维诺格罗茨基，克拉西科夫）、绘画（布尔多诺夫）。1970–1980年这里形成了强大的从事科学方法论观点的研究流派（布尔多诺夫、维诺格罗茨基、达维多夫、叶列梅耶夫、济宁、卡拉佩强茨、克波杰夫、克鲁申斯基、斯皮林、雅科夫列夫等人），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它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音乐学都显示了自己基本的类似现象（巴赫基亚洛夫、格里戈利耶夫、马斯连尼科夫、佩图霍夫、汉姜）。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原所长克鲁申斯基介绍了《易学研究在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