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的苦难主题

作家杂志Writer Magazine2009No.5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摘要本文以余华小说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余华作品《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总结了余华小说中的苦难主题，并指出了余华小说苦难主题的存在学意义及其最终的价值体现。

关键词：余华苦难存在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进入90年代以后，余华先后创作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三篇标志性的长篇小说，形成了其新的小说创作风格。其小说主题仍沿继了80年代的苦难，余华笔下的人生，是充满苦楚、灾难和悲悯的生活本相；余华笔下的人物，叙写着血泪、艰辛与死亡的厄运之书。苦难一直是余华迷恋的主题，追溯苦难产生的渊源，执着于对苦难的表述，以及如何面对存在意义上的苦难，是余华作品的价值所在。

一苦难产生之渊源

在作家以其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初涉文坛之时，就以其独特的视野、迥异于传统的艺术天地而备受关注，其后的较早作品更是表达了他所感知到的世界的真实。“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这种真实在余华笔下呈现了一个欺诈、暴力、杀戮、荒诞的罪恶世界，深深植根于人性的恶被发掘无遗，世人皆处于苦难之中难以自拔，苦难是人生的宿命。

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生活、社会环境的变化，余华对世界的看法发生改观，改变了那种“伤痕即景、暴力奇观”的苦难叙写，转而将叙述视角更多的投向广阔的民间，关注平凡的伟大，“余华的小说是塑造英雄的，他的英雄不是神，而是世人”。普通的民间的人们，只有他们才真正的体验了苦难生活的真谛，并通过对这些社会底层人物真景实况地生活原生态描写，透析出民间世界永恒的苦难主题。

苦难在余华的笔下，具有双重涵义：它即在人物的现实境遇层面呈示为生存（命运）之难；同时又在人物的生命体验层面表现为存在（灵魂）之苦。进入90年代后，余华小说中的苦难更多的是对生存（命运）之难的延伸，体现为一种人生终极的生命悲剧和直面的生存困境，前者以《活着》为代表，后者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得到具体体现。

二《活着》——

—终极生命悲剧的苦难呈现

《活着》其实就是关于死亡的极端叙述，是一首死亡进行曲，他以福贵身边的亲人死亡来构架全文。通过一桩接一桩的亲人死亡和生命的丧失来彰显命运的残酷，借以表现苦难下民间世界永恒的心酸与悲伤。

福贵是徐家的地主阔少，一夕之间，家产、田产悉输于他人，自此厄运便如影随形不离其左右。先是父亲被活活气死，紧接着母亲也在贫困交加中撒手西去。沦为佃农的他承受了命运的捉弄，负担起家庭的重担，但变故却接二连三的袭来：女儿因病致残，儿子献血丧命，妻子得软骨病卧床不起，更有后来的亲人一个个相继死去。死亡，一个终极意义上的悲剧，带给福贵的只有最深重的苦难和最大的折磨，这个终极意义上的消散带走了福贵所有的希望和最低程度上可期待的幸福。死亡原本就是人类无可逃避的终极悲剧。死亡结束了生命，也终止了一切的意义和价值，留给生者的不是恐惧，而是活受这生的凄凉、悲哀。

作为幸存者，福贵承受了巨大的不幸：长而无妻，老而无子，人生的三大悲其已有二，除了必须承受死亡带来的悲痛之外，还得忍受苟活于世的悲凉、无尽的苦难以及形影相吊、孑然一身的孤独。

福贵，一个经历了诸多磨难的平凡生灵，一个早就该死却不得死的老怪物，能做的只有“活着”罢了。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忍受一词，就是福贵的生存哲学，由于他面对的是不可捉摸的死亡，是人生终极意义上的悲剧，所以即使他反抗、挣扎也是枉然，因为他们是无形的主宰，是行而上的生命哲学。所以他能做的只有忍受，忍受苦难，让生命在苦难中延续；去活着，活着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好活自然要活，赖活也得活，活着，活下去，不怨天，不尤人。

其实，福贵的“活着”便是对苦难命运的反抗，试想一个遭遇如此不幸的老人，在亲人一个个的离去之后，自己孤单一人勇敢的活着，这本身便是不屈服于命运的表现。死亡容易，活着却很难，只要活着，不放弃生活就是生存的永不绝望。福贵正是始终保有自我，生命才没有在苦难的伤痛里停滞。

三《许三观卖血记》——

—生存困境的苦难叙写人只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就必须直面这样或那样的生存困境，这是为人的根本，尤其在小人物身上体现地更加鲜明和具体，也更加淋漓尽致。

《许三观卖血记》就反应了小人物的生存之艰，作为一个城里丝厂的普通送茧工，许三观的命运可谓坎坷跌宕、一波三折。为了结婚，为了付方铁匠的医药费，为了渡过饥荒之年，为了改善儿子在乡下的苦境，为了筹集一乐的医药费，为了正常的生活，这个一无所长的人只能靠卖血来拯救困境。“血”成了滋养人伦、延续生命的维系；“血”成了许三观生活上的摇钱树，克服苦难的法宝。

“血”是凡人生命的具体表现形式，“卖血”这一象征透支生命的行为在被作者上升到拯救困难的仪式时，字里行间便透露出一种人生苦难无穷的意识。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卖血，但是人只要活着，就需要解决生存意义上的吃、穿、住、行、用，这是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事实上，人生的苦难更多的还是来自生活的压力，生活的艰辛以及必须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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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生存困境，人都需面对这样或那样的生存困境，要担负压力而生存，这是无法逃避的。

由于不同于福贵所面对的命运无常，三观遭受的只是生存境遇上的艰辛，对于这个具有形而下的生活哲学韵味的苦难交响曲，许三观通过不断丧失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来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料，以此在苦难的汪洋中挣扎。可贵的是，三观对待苦难采取的不是消极的忍受，不是被动的遗忘，而是以幽默、戏虐来面对，来消解。

每当生存处于困境时，三观想到的只有卖血。对于卖血本身，三观也有其自己的逻辑，卖血是身子好的作证。这样以来，卖血这个人间最大的苦难本身变成了自己健康的利好，以至于不去卖自己心里就不舒服，也许他的资本并不厚，因为他倾满腔碧血所凝成的功绩仅仅是为一家子糊口，“活着”而已。诚然如此，但三观为成家、保家、养家、救子屡次卖血本身就足以证明其为人父为人夫的成功，因为他尽到了责任，他有自慰的理由。

三观虽然可以聊以自慰地通过卖血来消解苦难，但他最大的苦难不是来自于物质匮乏或亲情的维系，而是来自于信仰的崩溃，选择的无奈。他确信自己有血可卖，用他的话说他身上的血，就是一棵摇钱树，但当他目睹同伴暴毙的时候，当他去上海的路上，因卖血过频而晕倒时，他不可能不对自己的生存观发生怀疑。但这一切仿佛无关紧要，因为在变化无常的社会中，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不堪一击，但是除了卖血他又能用什么方式来抗争苦难。这种无奈本身比任何的苦难都让人感到生活的悲哀，同鲁迅先生所言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悲哀如出一辙，卖血是其自我救助的唯一方式，也是其人生价值的具体体现。

四苦难的存在学意义

余华90年代小说中，人性恶可以说是造成一切暴力、血腥和杀戮的根源，也就是说人性恶是导致苦难的重要因素。同时苦难又将人性之恶凸显出来。进入90年代以后，余华小说中的苦难依旧是深重的令人窒息，但导致苦难产生的根源不再是人性的劣根性，而更多的是来自于生命本体意义上的深层悲哀——

—死亡，命运的捉弄与不幸以及现实的甚至时代的因素。

人活着注定要受苦，这是余华的人生价值观。由于人需要与周围的环境、他人进行交流，而人总是被共在和他人挟持，这是悲剧苦难命运的根源。正像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就是此在作为存在者向来已曾在其中的‘何所在’，此在无论怎样转身而去，但纵到天涯海角也还不过是向之归来的‘何所向’”，人终究逃脱不了苦难，这是人生的宿命。

《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的题材均来自民间，民间是一个包罗万象，瑜瑕互见的世界；同时民间对生命的坚韧与温厚无疑是一切生命的根基。“民间以它宽广的胸怀孕育着世间的美德，以其沉稳静穆去承受、缓释政治功利的飘浮与激烈，抵制和消融意识形态的狂热与虚构”，毋庸置疑，现实的民间也是辛酸惨烈的。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人如何生存？如何去承受不可预料的灾难？如何去保有尊严？哲人曾将人生归结为生命、爱与欢笑。

也许福贵、许三观们不知道有什么过去、将来，但他们知道要好好珍惜眼前，珍爱现在。英雄们追求的是一番壮烈的大完成，而凡人们遭遇的却是苍凉与伤残所带来的无尽小启示。他们知道，生者将死者埋葬之后，死者将永远躺在那里，而生者将继续走动。这是真实而简单的道理。时间可以抚平创伤，太多的悲伤与辛酸终要过去，人心的宁静与安详才是终极。对于苦难，他们隐忍求存，以死求生，以生拒死，从不抱怨。对于命运，他们没有感激，也不仇恨，而是以一颗达观、超然的平和心去对待。世间在他们心中呈现出一种理想的温和，这也是面对苦难现实他们反而温情对待的原因。因此，余华90年代小说苦难主题的哲学体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存在”的回答。“存在”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问题，海德格尔认为对存在的理解本身就确定了此在的存在，余华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可以说就是用文学的文本对这个行而上的哲学问题进行的回答。纵观这两篇小说，作品中大量的生活、生存环境的描写，无不是对生活的领悟，对生存的体验，对存在的理解。这使得作品具有了超越性和哲学意义上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不是世俗的，而是超越的；不是针对某一个体的，而是面向全人类的。

余华正是以《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存在”这个世界性的话题，体现了他对“存在”的本真性和终极性的关怀。他描述的是世俗的民间故事，但目的是为了超越世俗，指向人“存在”这一终极，追求一种永恒。人的整体生存境遇而不是个体的生存成为作家思考的中心，而思考的结果就是对“存在”的回答：他认为人生无疑是一场悲剧，因为人生所谓追求、所谓幻想的终极却不过是死亡前的微笑，渗透着一种人生苦难无极的意识。人的奋斗、挣扎，却改变不了终极意义上的悲剧——

—死亡。这样，余华90年代的小说就蒙上了行而上的哲学色彩。

第二点就是作品蕴涵的悲剧精神。海德格尔认为，一个人在世界上必须同其他人打交道，他和其他人的关系是“麻烦”和“烦恼”。同其他的人相处，必将产生无限的烦恼，他或者与其他人合谋，或者赞成他人，或者反对他人，这应该就是人生悲剧的深层次原因。

余华作品几乎都是悲剧，这固然是与作者的生活体验有关，同时也是作者的哲学观念，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悲剧具有拯救意义上的能动选择之后，悲剧精神才在作品中真正地显现出来。《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之所以是伟大的，并不是由于他们讲述了苦难，描写了人生存的困境、艰辛，而是对苦难的反抗，对生存的挣扎，这在本质上是属于真正的悲剧精神的。悲剧精神意味着人在面对无法摆脱困境的时候，并不是软弱无力的妥协，被动的承受，而是通过自己的奋斗、挣扎，走向一个较好的所在。人的存在不仅意味着活在这个世界上，更是超越存在以获得自由。

余华借助命运的无常、生存的困境成功地将人生之苦、人世之恶表现出来，但他的目的不是为我们营造一个残忍、暴力和死亡弥漫的阴森、绝望、悲惨的世界，他是想通过撕裂这个罪恶世界的外衣，让人认清这个非理性世界的荒诞一面，警惕人性的沉沦，从而寻找温情的精神家园。这就是余华小说苦难主题的最终价值体现。

参考文献：

[1]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2]王安忆：《王安忆评〈许三观卖血记〉》，作家出版社，1996年。

[3]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

[4]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

[5]陈琳：《民间理想的温情营构——

—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作者简介：闫兰娜，女，1974—，河北博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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