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乐府诗歌的艺术成就

论汉乐府诗歌的艺术成就

两汉乐府诗歌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最初用楚声演唱的乐府诗是《安世房中歌》。继《诗经》、《楚辞》以后，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两汉乐府诗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的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一下是对两乐府诗歌的艺术成就进行一次简单的概括。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关注现实，构成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

《汉书•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汉乐府诗歌作者关注现实、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激发乐府诗作者创造热情和灵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乐府诗所表现的大多都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当中的内容包括了对当时社会的苦与乐、爱与恨、生与死的人生态度，构成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

a、苦与乐：汉乐府诗歌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诗人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例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描写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疾苦，寄托了作者深切的同情，以恻隐之心申诉了下层贫民的不幸遭遇。在《东门行》中“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衣裳”，逼得男主人公不得不拔剑而起，走上反抗的道路；《妇病行》写妇病连年累岁，垂危之际把孩子托付给丈夫，妇病死后，丈夫不得不沿街乞讨，遗孤在家里呼喊着母亲痛哭；《孤儿行》写孤儿受到兄嫂的虐待，尝尽人间心酸。这些作品用白描的笔法揭示平民百姓经济上的贫穷，劳作的艰难，并且还通过人物的队会，行动，内心独白，表现他们心灵的痛苦，感情上遭受的煎熬。而《相逢行》、《鸡鸣》、《长安有侠斜行》展示的是与苦难世界完全不同的景象，反应的是富贵子弟的奢侈生活。《相逢行》描写的是一个黄金为门，白玉为堂的富贵家庭的生活。《鸡鸣》和《长安有侠斜行》则对富贵家庭地位进行了大肆渲染，“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展现了一个富贵家庭不只是一人做官，而是兄弟几人同时做官，所任官职也不限制在俸禄为四百石的侍郎，而是高达二千石的大官。一面是饥寒交迫，连自己的妻儿都无法养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群，一面是锦衣玉食、妻妾成群的富贵人家，两组诗形成对比鲜明，反差极大的两幅画面。让读者领略到人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两极世界。

b、爱与恨：汉乐府诗歌对男女两性之间的爱与恨作了直接的袒露和表白。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比较大比重，这些诗歌大都来之民间，或是出自下层文人之手，因此，在表达婚恋方面的爱与恨时，都显得大胆泼辣，毫不掩饰。例如《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当中接连例举了5种千载不遇、极其反常的自然现象来表现古代女子对自己意中人真挚、强烈的爱，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矢志不渝。《有所思》反映的是未婚女子发现对方移情别恋后由爱变恨的变化和表现。女主人公思念的情人远在大海南，她准备了珍贵的“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想要送给对方。当听到对方有二心，她就依然决定毁掉这份礼物，“拉杂摧烧之”，并且“当风扬其灰”，果断地表示：“从今以往，勿复相思。”女主人公爱得热烈，恨得痛彻，她的选择是痛苦的，同时又斩钉截铁，义无反顾。

c、生与死：两汉乐府诗还表达了强烈的乐生恶死愿望。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古人苦苦思索的重要课题，两汉乐府诗在这个领域较之前代文学作品有更深的开掘，把创造主体乐生恶死的愿望表现的热别充分。例如：《薤露》认为人的生命短暂，不如草上的露水。露水干了大自然可以再造，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死亡使生命有去无归，永远消失。恶死和乐生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在表达人们对死的厌恶之情的同时又以虚幻的形式把乐生愿望寄托在与神灵的沟通上。《日出入》就是一个典型，由太阳的升降联系到人的个体寿命。太阳每天东出西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远没有尽头。然而人的个体生命却是有限的，生为出，死为入，一出一入变走完了人生的历程，从而和反复出入、永恒存在的太阳形成鲜明的对照。作者大胆地想象，期待能够驾驭六龙在天国遨游，盼望神马自天而降，把自己载入进入太阳运行的世界。《艳歌》则描绘出衣服进入天国的理想画面。诗人自己幻想自己升上云霄，来到神界仙乡，

成为那里的贵宾。各路神仙纷纷为他而忙碌，诗歌超越个体有限的生命，到大彼岸世界之后的至乐。两首诗歌都把人神仙化，表达作者沟通天人的理想。

二、娴熟巧妙的叙事手法

两汉乐府诗歌中既有叙事诗又有抒情诗，但以叙事诗的成就更为突出，它的叙事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叙事诗的成熟。

a、两汉乐府诗叙事诗大多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当中大多数叙事诗多具有完整的情节，不局限于一两个生活片段，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描述的一般都是一个有头有尾、有连续情节的故事。例如：《孤儿行》通过行贾、行汲、收瓜、运瓜等诸多劳役，突出了孤儿苦难的命运。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情节更是波澜起伏，扣人心弦。通篇分三条线索进行讲诉，一条是刘兰芝与婆婆、兄长的矛盾及冲突；一条是刘兰芝和焦仲卿相互同情和日益加深的过程，这两条线索纠结在一起，情节跌宕起伏，让读者无形中去关注矛盾的发展和男女主人公的命运。

b、当中叙事诗详略得当，繁简有法。详与叙事而略与抒情诗其的一大特点。两汉乐府诗的作者具有比较自觉的叙事意识，在创造实践中努力吧叙事诗和抒情诗区别开来，是两者的形态呈现出明显的差别。当中的许多叙事名篇，都因叙事详尽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例如：《十五从军行》对复员老兵家园荒芜的景象渲染得非常充分，对老兵回家后的行动也有详细的叙述，老兵内心的感受病没有进行详细的描写，全诗以叙事为主。繁简有法表现如《陌上桑》中详写了众人观罗敷、罗敷夸耀夫婿的场面，其余则略写；《孔雀东南飞》首尾略写，中间太守家迎亲的场面详写，铺张扬厉，大肆宣扬。

c、叙事时注意场面描写，例如：《战城南》描写了将士战死后的景象：“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驾马徘徊鸣……”作者极力渲染战场变成牧场之后死寂、悲凉的战场画面，勾画出一幅近乎死寂的阴森画面，寄托对阵亡战士的哀悼之情。

三、促进中国古代诗歌诗体的演变

两汉乐府诗歌对于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向四言诗向杂言诗歌和五言诗的过度。相继出现了五言歌谣、乐府五言诗和文人五言诗。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样式的变革往往和流行乐曲的声调有关。两汉乐府诗最初是配乐演唱的，它之所以在诗体形式上不同于《诗经》的四言句，既是诗歌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有乐曲的因素发挥作用。

汉乐府用楚声演唱的诗歌，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三言句和七言句，从而导致诗体的演变，这种迹象在汉初就已经出现，例如《安世房中歌》就是用楚声演唱的，其中第六章是七言和三言相杂：“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大山崖，百卉殖，民何贵？贵有德”。这首诗是用楚声演唱的三言七言相杂之诗，是对骚体诗歌的改造。汉代楚声的流行，对三言和七言诗句的大量出现起了催化作用。除了楚声外，另外在北狄西域乐和中土流行的五言歌谣这两种乐声的催化作用下，对乐府诗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东汉开始就有较多的文人五言诗。从西汉五言歌谣到乐府五言诗，再到文人五言诗，早期文人五言诗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