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基本特征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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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基本特征与功能
【摘要】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研究是研究农村建设的一个新视角,“公共空间”起源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研究,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研究随着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研究而起步。本文旨在论述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基本内涵与特征,了解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基本功能,从而为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奠定基础。
【关键词】农村社区公共空间基本特征功能
中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始终是贯穿始终的必须长久解决的大问题。近年来,农村社区公共空间问题研究成为不少学者专家的焦点,他们通过理论构建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试图为解决三农问题开辟一条新路径。笔者从社区公共空间的基本概念入手,将最新研究加以整合,探索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理论构建及其功能。
一、“公共领域”理论与农村社区公共空间
不少学者认为,公共空间理论起源应该追溯到杜威和熊彼特,但是对于这一概念的溯源,更多的学者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哈贝马斯(juergne habermas)所开创,他明确指出公共领域是“政治权利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哈贝马斯意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①
公共空间,从内涵上讲,可分为物质的、可见的、有形空间和不可见的、无形的、社会与心理空间。②讨论中国地域之内的公共空间,我们必须将城市与乡村的公共空间加以严格区分。城市公共空间相关研究不是此篇文章讨论的范畴,中国乡村公共空间之研究,目前研究成果也不是很丰富,同时关于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概念也没有统一的界定。学者朱海龙认为“农村公共空间”是指具有“公共领域”的某些精神要素,又具有自己的特质,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要体现中国农村社会的公共价值和公共精
①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91页
②李华伟在乡村公共空间的变迁与民众生活秩序的建构——以豫西李村宗族、庙会与乡村基督教的互动为例第二段中提出。
神,反映出当今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多元化的公众自觉精神。他还认为农村公共空间并不单是一个拥有固定边界的实体空间,它同时也是一个被附加了许多外在属性的文化范畴。著名学者仁怀玉指出,农村公共空间是指在农村基于一定物质与技术上发展起来的稳定、信任、参与共享、获取资源的社会关系。
同时,一些学者从各个方面对农村公共空间加以研究。苏和平从两方面对农村社区公共空间加以探究,首先是对乡村社会空间中所关联的社会关系研究,并细化到从农村社区公共空间中所包含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关系方面,从而强调其内部的变化;其次是现代媒介对乡村社会空间的介入研究,强调外部力量的作用,试图通过描绘乡村社会空间变迁来揭示其社会关系的发展。吕效华以皖北农村为例,提出培育乡村公共空间是实现村民自治的必要条件,培育社会组织,鼓励村民参与和搭建村民自治的舆论平台是培育公共空间的路径选择。
二、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基本特征
中国农村社区差异很大,因此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基本特征不可一概而论。而众多研究农村公共空间的学者也没有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探究。基于此,笔者通过多方查阅资料,找寻其中的规律,大致总结如下:
(一)乡村精英掌控公共事务,引导、制衡群众舆论
在广大中国农村的土地上,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个体联产承包制度的产生,在农民对于集体福利需求更新的前提下,村民自治制度产生。在权力方面,农村大多数情况是“皇权不下乡”,也因此使得农村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管理都处于真空状态,这为推行农村自治制度提供了条件。①随着村民委员会等乡村基层自治组织的产生,乡村精英分子也应运而生,乡村精英与普通意义上的精英不同,他们一般不在体制内,大都属国家政权体制外,王汉生就提出“乡村政治精英”这一概念,“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发挥着‘领导、管理、决策、整合的功能’”的人。他们是沟通民众和国家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因此在农村社区中,精英通过个人的能力,调动各方面的资源为社区服务,促进社区的发展。
乡村精英大多数在本村具有一定的威望,见多识广,深谙农村人情世故,相对来说拥有的知识比普通民众高,个人能力较强,善于沟通上下级,组织能力较高。这些精英们掌控着社区公共事务的权力,他们周旋于民众之间,沟通百姓,拥有较高的政
①潘屹在《家园建设——中国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分析》第53页提出这一说法,她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组织解体,出现管理和文化的断层,在贫困地区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形成“村民委员会”。
治、经济等优势。在信息掌控方面也比普通民众广,他们善于处理信息,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上级下达的指令与政策都会由这些精英操控,他们在公共空间里持续互动,引导民众,同时制衡民众。他们依靠权威来维持社区公共秩序,满足民众需求,而这种权威一部分既来自国家,也来源于自身。
(二)公共空间布局分散,规模小,形成自然
很多农村基本公共设施不是很健全,因此由于农村本身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公共空间布局没有规律性可言。在广大南方山区,村庄本身地理形势就十分复杂,很少的村庄拥有广场等设施,更没有多少较为开阔的空间,同时某些地区因为历史原因或者行政划分,使得公共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规模也大都较小,在农村这样的一个熟人社会之中,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相互之间的交流比较频繁,对居住的空间归属感十分强烈。而大多数村民的交流都是较小规模的,他们往往利用“串门”以及“走亲访友”的形式传递信息,发生婚丧大事或者逢赶集、庙会的时候才较为大规模的聚集,平时则以家庭为单位辛勤劳作。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成千上万的农民进入大城市或者经济发达的地区,成为农民工。这样使得农村地区更为萧条,从中衍生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以及留守老人等群体,因此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显得更为分散。
在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形成上来看,多数为自发行为,人为组织公共活动的行为不是很广泛。如上述所说,在农村地区,村内发生婚丧大事的时候才会大规模聚集,平时很少会在公共场合聚集。而这些公共空间的形成,大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村民依照千百年来留下的传统生活着,没有刻意做作。
(三)公共空间里的成员自觉意识不强
农村社区里的百姓大多数淳朴而厚实,对外交流的机会不多。由于家庭模式稳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封闭意识仍旧十分浓厚,导致民众自觉意识薄弱。他们习惯于沉默,很少在公共场所内发表言论,提出诉求,公共政治参与意识十分薄弱。
在平时自发形成的公共空间里,他们也是基本按照传统行事,拥有固定的模式,千百年来很少有变化。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农村社区的传统遭到前所未有的压迫,而广大村民的自觉意识却远远没有跟上,这使得农村社区公共空间也处于极度收缩的状态。
从长远角度来看,农村社区由于本身素质的地下,社会意识不强,同时教育资源的缺乏,这种公共空间成员自觉意识也一时难以跟上。农村社区民众自觉意识不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