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现象的文化意义

品具有一种优雅的风貌。海外有人主张华裔子弟用作汉语教科书,诚有以也①。

当然,雅俗问题相当复杂,两方面既非泾渭分明,又时常彼此转化,故上述分析只就较为明显的方面,言其大略而已。其用意在于指出金庸小说兼具雅、俗两方面品性,无论忽视了哪一方面,都不是合乎实际的认识。

当代文坛上,写通俗作品而试图加一点“雅”的佐料,或写“雅文学”(或称什么正统文学、精英文

学之类)而试图披一层“大众化”的外衣,都不乏其人,但最终没有一个能在这方面望金庸之项背。究其原因,除却自身修养的欠缺外,未能使雅与俗水乳交融是最根本的一点。金庸的成功不仅在于把雅的文化要素引到通俗文学的样式里,而在于十分巧妙地把二者调和到一起,几至于如盐在水,如色在花。例如郭靖的降龙十八掌,将《易》理信手拈来,融入武技之中,不但使武技有了文化意味,而且也为人物性格颊上添毫。又如祖千秋之论酒论杯,为作品平添趣味多多,而毫无卖弄、隔阂的感觉,如是等等,不胜枚举。所以,要说金庸在文学史上的贡献,首先应归于他融雅入俗的努力与成功。一则这是他最为独到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二则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世界性的文化发展潮流——精英文化与大众消费性文化某种程度的合流。

古人常用“调和鼎鼐”“调和盐梅”,比喻良相处理社会政治矛盾关系的巧妙手段,就处理文学创作的雅俗关系而言,移此以评价金庸,当非虚誉。

金庸现象的文化意义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瑞山

“金庸现象”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虽然因与古典传统的密切联系而引发了古代文学学者的浓厚兴趣,但它似乎更是一个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无法绕过的课题。传统与现代的纠葛,使论者困惑其间,而近两三年来的论辩,其涵义更加繁复。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金庸现象”,至少包含下列义项:在50年代的恰适机缘中,作为报人的查良镛,利用并发展了武侠小说这一通俗文学形式,创作了成系列的互文性的作品(不仅指人物、情节,更牵涉意象、观念),以媒体连载方式发表,复经70年代的精心修订,旋即渐次席卷港、台、东南亚等地的华人世界,并自80年代起风靡大陆;其读者圈无远弗届,既有市井细民、青年学子,亦不乏政要名流、学者教授;“金庸武侠”逐渐成为一著名品牌,衍生出系列派生物:续作、仿作、盗版、改编,不一而足。电影、电视、漫画、卡通、网站,蔚为大观,足以构成一项文化产业,其间的种种事件又不断掀起一波波风潮;与此同时,金氏武侠进入文学史叙述,并被誉为“经典”,获国际会议研讨,作者被命名为“大师”,多所著名高等学府相继延聘,其风光尊荣,一时无两;在90年代末期,大陆又有少数论者重弹旧调,指其为“俗”、为“毒”,报刊、网络上唇枪舌战,引人注目。以上种种,恰为近年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好例。各层面的文化意义隐含其中,对文学史家、文学研究者发出诸多提问,极富研讨价值。粗粗想来,其中可辩证处即不止数端:

金庸的产生可以说是一个异数,其与当时香港“殖民主义、冷战年代、边缘空间”

(郑树森:《谈四十年来香港文学的生存状态》

)的特殊历史语境有何关联?此点论者殊少注意。金庸提升了武侠小说的文化地位,他的小说是否还是单纯意义上的武侠作品,是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武侠小说的类型束缚?金庸的创作洵为武侠小说的光荣、通俗文学的骄傲,但脱离了彼时的独特空间,这种奇观还・3・2001年第5期①据说,国内中学课本也将选入金庸作品片断。

能否复现?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创作能否在总体水平上超越金庸?其前景很可能是及身而绝?从此一角度而言,经典之论定,也正意味着该文类创作水准的难再超越。

谈金庸,似离不开雅俗之辨。雅俗之分与高下之别,本来并非等同。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可以超越雅俗之限,而跻身“高雅”文化之列,如《水浒传》雅俗身份之转换即是。其间既有历时的因素,也有品位的差异,而后者见仁见智,尤难论定,所谓高雅严肃文学,颇有不严肃亦非高雅者,君不见目下粗制滥造的长篇巨作比比皆是,罕有对旧作精心打磨使文辞雅驯如金氏者。精英阶层高自标置,独尊雅化,却往往无视平民阶层的文化需求,持论往往偏苛。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益发体认雅俗互动的张力,恰是现代文学发展的动因之一。超越雅俗之路,才是中国文学史论的坦途。

20世纪中国文学之弊,其一即在以写实是尚,而想像贫弱;以政治文本、革命演义等国家民族叙事为圭臬,而摒弃其他;文学史叙述也曾斤斤于主流 支流 逆流、中心 边缘之辨,一些论者总是抱持某种莫名其妙的大陆文化、主流文学的优越感,视香港为文学沙漠,视大众文化为洪水猛兽,视武侠小说为出身不明的私生子,与“新文学”的同生共长的现代武侠作品即因此被贬为“旧派小说”。是否可以再思:香江宝岛之文学 文化别树一帜,极大地丰富了现代中文写作、中华文化的内容与格局;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是市民阶层和中产阶级的精神食粮,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是构筑现代公共空间的要素,岂可一厢情愿地一笔抹煞;武侠写作的一大特点即是具超凡想象力,可以极大地开拓读众的思维空间,以补一味写实之偏;而所谓“旧派”武侠,产生于现代中国,本就是文学现代性的一脉,并且是“新派”武侠得以产生的直接源头。武侠所写虽为前现代之事,却不意味着其不具有现代性。“新”“旧”之辨,岂能如此轻易。我们对此的研究,其实还很不够。王德威论近世小说之现代性,所以特重晚清,就是因为晚清孕育和预示了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由政治、谴责、科幻、公案侠

义等诸种小说组成了众声喧哗、多腔复义的文学景观(《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亦应作如是观。并非排斥感时忧国之思,关注的是其面貌有异、百舸争流。时至多元文化的今日,仍公开贬斥武侠,秉持如此偏狭的文学观,不亦怪哉。

金庸小说内蕴丰富,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性。从最普通却也最遭人忽视的方面来看,它反映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心理的重要方面,在接受者的心理机制上说,是其拒绝和逃离平庸的心理补偿。不同人生经历、不同年龄的人在不同的心境下读金庸,会有不同的感悟。对少年读者来说,金作中对侠少年在困苦、逆境中成长的历程、青春期反抗中的挫折与收获、以及敌友、师徒、男女之间复杂关系的描写,在在启人心智。而其中侠之真正涵义,对自由精神的追寻,现代人生的感喟,又使阅读金庸甚至成为知识分子寻求精神寄托、纾解心灵苦闷的一种方式。你自可以讥之为犬儒心态,但这不也恰好说明金庸小说的精神内蕴和其营造“白日梦”从而医治精神创伤的功用吗?在一个民主法制健全、公民心理成熟的社会里,武侠不仅无害而且有益。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样的金庸。其作品思想内蕴之发现与发扬是与读者之水准直接关联的。关键在于如何读,人称金之作品为“成年的人的童话”,则需有“童心”者读之。历久不衰的“社会效果论”之所以可笑,实在是因为其不懂得如何为“好玩”,不懂得“好玩”中恰有其念兹在兹的“教益”存焉。

对金庸的酷评,很有一部分是将“衍生物”与“主产品”混为一谈而引起的。其实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金庸的侠义书写及其借助现代传媒作用的流行,是典型的大众文化现象;但它既借助于大众文化,其“源文本”却又超越了大众文化,达至汉语文学至深至高之境界。而其他不论戏仿还是正剧,均难得其神韵。金庸之“掉价”,此类伴生物难辞其咎。所以真正的金庸迷,除了金氏原作,其他均是不屑一论的(也许只有网络上关于“葵花宝典”的段子意境不俗,尚值一哂)。看眼下不论是港台

还是大陆的传媒改作(即便是曾被金庸看好的“央视”

)多难以尽如人意,则思过半矣。・4・南　开　学　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