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技术革命

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技术革命
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技术革命

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技术革命,可称为第三次科技革命,它是在20世纪自然科学理论最新突破的基础上产生的。

新技术革命的产生和迅速发展有着多方面的背景,首先,现代生产迅速发展的需要,以及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多方面需要,是现代高新技术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其次,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为现代高新技术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战争和国家间的对抗,是刺激高新技术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并列入21世纪重点研究开发的高新技术领域,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1)信息技术主要指信息的获取、传递、处理等技术,包括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等。在新技术革命中,信息技术处于核心和先导地位。(2)生物技术是应用现代生物科学及某些工程原理,将生物本身的某些功能应用于其他技术领域,生产供人类利用的产品的技术体系。现代生物技术主要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和蛋白质工程。生物技术,被认为是有可能改变人类未来的最重大的高新技术之一。(3)新材料技术主要研究新型材料的合成。新材料技术在高新技术中处于关键地位,高新技术的发展紧密地依赖于新材料的发展。(4)新能源技术主要进行新能源的研究和开发,从多方面探寻发展新能源的途径。目前正在研究开发的新能源主要有核能(原子能)、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能、氢能等。(5)空间技术又称航天技术,通常指人类研究如何进入外层空间、开发和利用空间资源的一项综合性工程技术,主要包括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空间站、航天飞机、载人航天等内容。空间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和基础工业的高度集成,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6)海洋技术包括进行海洋调查和科学研究、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空间利用,涉及到许多学科和技术领域,它主要包括:海底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技术、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海水淡化技术、海洋能发电技术等方面。海洋技术将是大有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

关于新的科学技术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到目前为止还难以作出全面的概括。但是,可以看出这一新科学技术革命本身有以下几个基本趋势: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学科在高度分化的同时,出现了高度综合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出现了如列宁所说的“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列宁全集》第20卷189页),如激光技术、电子计算机科学、遥感技术等已经渗透到考古、勘探的工作领域,探明古代地下遗址和地下宝藏的准确位置和容量。此外,由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相渗透,也产生了一些新兴学科,如数学、电子计算机应用于经济领域,出现了技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二是多学科互相交叉,形成了综合性科学。诸如,环境科学、能源科学、海洋科学、材料科学等。这些科学涉及的面很广,以海洋科学为例,它涉及到气象、水文、地质、物理、化学、生物等等。由于交叉科学的产生,这一次新技术革命也不是单项的技术革命,而是一个新的技术革命群。三是两门学科交叉,形成了边缘科学。诸如生物物理、地球物理、量子化学、量子生物学等。这些边缘学科的迅速发展,对解决经济和社会中的重大课题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恩格斯所预见的:“在分子科学和原子科学的接触点上,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都承认自己没有能力,然而正就应当在这点上期待最大的成果。”(恩格斯《自然辨证法》第247页)事实证明,许多生物、化学现象,由于与物理学结合,用物理学的理论观点得到了准确的解释,因而使物理、化学和生物等的基础理论开始出现统一的趋势。

“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大量的新兴技术应用于生产,使生产科学化。因此,这一次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与前两次相比,特点就更加明显:它从体力的解放到脑力的解放;从单项技术革命发展到了多项技术和综合技术的革命;从利用第一自然资源为主发展到了创造第二资

源为主;从征服地球发展到了征服海洋和宇宙空间。因此,有人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的革命。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新技术革命对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如信息技术对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面貌起了重要的作用。计算机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将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又如,新材料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将加速社会发展的进程;生物技术的进展,使人类获得了主动创造新生物和新生命的创造力。

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新技术革命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新技术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技术革命通过对社会生产力各要素的变革,充分体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使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技术革命推动了传统产业部门的改造,使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并且推动了第三产业迅速发展。

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新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人类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还引发了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更新。新技术革命为人类生活提供了先进而高质量的物质条件。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还对人类的传统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对人类的未来观和传统的伦理观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此同时,人们的思维方式的改变、视野的拓宽使人类更加重视创造性思维,富于创新精神。总之,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领域,提高了人类向自然作斗争的能力,把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进到一个前人所无法想象的新高度;另一方面也带来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如: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以及核灾难的威胁,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使人类的处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困扰。

编辑本段新技术革命的主要变革

随着知识密集型的“朝阳工业”取代劳动密集型的“夕阳工业”,人们的劳动方式主要的不是靠增加能源、资源的消耗和延长劳动时间、强化体力劳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靠人的智力,利用新技术使生产自动化、现代化,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减轻人的脑力劳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据统计,在本世纪初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有5%—20%是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取得的,而现在已有60%—80%靠科学和技术取得。在高技术工业部门,工人的劳动技能不是以体力为基础,而是以知识和智力为基础,劳动的内容也将是在生产过程中去控制、监督、调节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发挥机器人的作用。据国外新闻界预测:在本世纪末,专业和技术人员应在职业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比例也将大幅度增高。科学家、工程师成为了技术决策的“心脏”,大学、科研和智力机关成为社会的中轴,工厂从劳动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整个社会知识生产将成为首要的“工业”。可谓出现了社会的知识化。

新技术革命

将使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依然存在,各国、各企业之间争夺新兴工业的市场竞争必将进一步加剧,企业之间的互相排斥、吞并不会停止。因此,会使资本世界更加动荡。而社会主义将在新技术革命的进程中,把握时机,充分利用科学和技术的伟大力量,进行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使人类走向文明的共产主义时代。以上对于新的科学技术特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作了概括地描述,但这不是全部。我们只想从这些趋势中给人们以启示,那就是未来的社会要求每一个成员都有知识,都有技术,因而要不断地学习和不断地进行知识与技术的更新。教育应该适应这种客观形势的要求,主动承担这方面的光荣任务。

自20世纪60年代末

自20世纪60年代末新公共行政理论诞生以来,一直对公共行政领域产生着显著的影响。乔治·弗雷德里克森作为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先锋者,其思想对于公共行政的实践活动起着具有相当价值的指导意义。本书作者从公共行政的本源——“公共性”谈起,对涉及公共行政领域的公正、公平、公民精神及自由裁量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当今公共行政在动荡的变革环境下,必须在政治、价值与伦理方面进行恰当的定位,从而构建公共行政官员所应遵循的价值规范和伦理准则,对于建立现代民主政府和增强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弗雷德里克森认为追求社会公平,重视全体公民的合法利益是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第2部分)在美国,效率和经济是公共行政理论的两个支柱,尤其是公共选择和政策分析的公共行政理论,都把效率和经济作为评估政策或政策执行的正确尺度。虽然效率和经济对于知道公共行政是必要的,但仅此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理论支柱。要探讨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第一个要回答的是行政自由裁量权这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如果不存在自由裁量权的话,那么很多社会公平的观点都将悬而未决。 关于行政自由裁量权,即公共管理者如何将公共决定应用于实践方面,本书作者弗雷德里克森认为是在社会实现正义的多种可能方式之间做出选择,但在实际执行任何法律的过程中,官员们必然将遇到一些立法者根本未能料到的问题,原则上,官员们在诉讼问题上,始终面临着做出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他认为允许行政机关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也是适当的。 然而,任何权力都可能导致滥用,自由裁量权也不例外。公共行政官员们在做出不可避免的自由裁量决定时,必须充分理解指导他们行为的命令的精神。为了防止行政失当,公共官员在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时,一定要注意过程的公平,即公平、公开、公正地裁决每一件事,保证全体公民的合法利益。因此,只有社会公平和效率、经济三者一起,才能作为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指导方针。 接着,弗雷德里克森对“社会公平”进行了解释,他认为,社会公平是作为民主公正社会的基础,影响组织成员行为的因素,是分配公共服务的法律基础和实践基础,是理解复合联邦制的知识来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从法律和研究的角度来考察公共行政领域中的社会公平的基础——“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理论包括个人公平、分部化的公平、集团公平,也包括代内和代际的公平,预期的机会公平和手段的机会公平以及公平的价值。该理论为公务员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指导。在他们执行政策使用自由裁量权时,公正、公平一直是指导行动的共识。也正是这种社会公平的原则指导着我们对公共行政精神的理解。 其次,作者还认为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仅是技术或管理的问题。公共行政的价值往往和伦理(道德责任)相联系在一起。(第3部分)因此我们研究公共行政问题,最根本的是从价值的角度去考察。一般在缺乏控制和强制标准的情况下,政治人往往会在公共行政中追求个人的利益。 公共行政伦理要求公共管理者关注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这进一步要求公共管理者持有公民精神的倾向。作者认为,公共行政除了需要有教养的、以功绩为基础的公共服务,还需要谙熟宪法、热心公共事务、见多识广的公民,这导致了公民精神的觉醒,说明了公民精神在公共行政中的重要性。 公共行政精神中涉及的公共行政伦理的问题包括公正与非公正、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等基于价值的选择,也包括爱国主义和乐善好施等高尚的伦理。公民精神和公共行政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公共行政伦理追求的目标。一般那些具有公民精神倾向的人具有更高的善和公共利益的观念。如果政府组织中的主导精神或者集体观念是公民倾向的,那么组织强调的重点会集中在服务、公共利益和有效的政府上。由此观之,公民精神有助于行政伦理的实现,进而有助于公共行政的实践。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正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刚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的时候,新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思潮等矛盾不断冲击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改革步伐不断的加大,社会中的各阶级的社会心态也不断的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国人的心态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了。 社会心态,指的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反应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方向,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 20世纪80年代,我国面临着两大方面的矛盾对立:改革与保守,开放与封闭。实行改革开放势不可挡,但我们必须重新去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看待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就成为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阶层的经历和价值观利益观的不同,对这一时期的看法也不同,社会心态也各有不同,我们下面主要是研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当时的社会心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头条上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此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了。从78年到80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而且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所以人们当时的社会心态就更多的反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上。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这一时期,迷惘、悲观、怀疑、逆反等情绪瘟疫一样在青年群体中互相感染,造成青年中三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信教青年急剧增多;二是自杀青年急剧增多;三是偷渡港澳台的青年急剧增多。尽管这些现象只是滞留在少数青年的行为中,但却反映出这一时期广大青年的总体的心态特征——在深感人生缺憾的痛苦中产生的失落感、惶惑感和迷茫感。从他们的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得出经过文革的影响的他们,社会心态是厌世和消极的,产生的极度不信任感才致使他们这么做。但是与选择自杀相比,绝大一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在伤口上进行反思的,他们站在现实的角度上逐步形成了积极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唾弃迷信中的误导,用自己的眼睛重新看待人生。 从思想方面来说,当时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去触及以往那些被奉为禁止的东西了。他们的心态开始逐渐变得更包容更开放,对于文艺创作和美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开始追寻人性、人道主义等方面的美。从真理思想大解放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慢慢发生改变,开始用自己的思想去看待问题,改变了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一刀切的心理。对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没有局限在那些条条框框的理论上。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心态也变得更加的开放和包容起来。开始引进外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来促进本国的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来社会上流行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与美国的经济与贸易关系取得长足的进展。据中国商务部网站提供的数据,1979年中美贸易额为24.5亿美元,2005年中美贸易总额达2116.3亿美元。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顺差为1147.7亿美元。根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激增24.5%,达2016亿美元。在中美贸易中,1979-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6年贸易逆差达395亿美元。中国方面的统计则表明,在1979-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自1993年转为顺差,1996年顺差为105亿美元。显然,中美两国关于双边贸易平衡状况的统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一、中美贸易逆差的实际规模究竟有多大? 美方统计方法高估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国把中国香港转口贸易额笼统地计算在中美贸易之中,但它实际上有很大比例应归于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香港的贸易转口;另一方面,它在计算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时,出口金额按离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按到岸价格计算,从而将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的双倍数额计入中美贸易逆差。中美双方在最近5年的官方统计数字如表1所示,它表明双方计算的贸易逆差的偏差虽有逐年减少之势,但仍然很大,美国现有的统计方法严重高估了中美贸易逆差的实际数额。 即使考虑到统计方法的差异而对中美贸易逆差进行修正(介于二者之间,但更接近于中国官方数字),经过调整的贸易逆差数额仍然远远高于其真实值,其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贸易模式。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由于生产成本相对较低而存在明显的比较优势,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逐渐向中国转移,它一方面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发展。目前,中国的加工贸易占总贸易额的50%以上,其中大部分是由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的。加工贸易模式属于两头在外的生产与贸易方式,即原材料依赖进口、最终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并且,由于劳动成本低、对外资企业的税收等优惠措施大,大部分附加值进入了外商的口袋,中国政府和中国员工的所得非常有限。 从美国贸易逆差的地区结构看,欧盟和中东等地区所占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而作为整体的东南亚地区对美逆差则呈下降趋势;美国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而把它们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由于中国劳动工资较低、对外资存在税收优惠,这种产业转移和贸易顺差的转移的大部分利益由外商及其母国获得,但在国际收支中则表现为中国顺差的上升。 从中美经济发展水平和中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中美之间存在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按照国际贸易的正常模式,中美双方各自集中于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并通过贸易互通有无,可以极大地促进两国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美国政府通过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向中国的出口,造成了中美合理国际分工的人为扭曲;同时,由于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的加工贸易模式,使得中国尚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快速上升,事实上超过80%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是由两头在外的外资企业进行的。 因此,中美巨额贸易逆差的形成,主要由于三方面的原因:美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加工贸易模式实质上扩大了中美贸易逆差的数额,而美方的统计方法则进一步严重高估了中美贸易逆差的规模。 二、美国得自中美贸易的巨大利益 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经济规律的作用,美国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和制造业在GDP和就业方面的比重日趋下降,美国经济正进入信息化和服务化的后工业时代。在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美国通过进口廉价的日常消费用品、出口附加值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享受到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同时,美国经济和美元的霸权地位,不仅使美国能够充分享受这种利益,而且可以获取巨额的“铸币税”收益。 根据国际贸易利得理论,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美国不仅享受到了国际分工的好处,还获得了参加国际贸易后的利得分配。首先分析中美贸易中美国所获得的交换利得。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低,但资金短缺,科技相对落后。美国是经济发达国家,资本充足,科技发达,但劳动成本高。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纺织品、服装、鞋、玩具、家用电器和旅行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主要向中国出口飞机、动力设备、机械设备、电子器件、通信设备和化工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粮食、棉花等农产品。贸易产品结构的互补性和互利性,有力地推动了两国贸易的发展。 中国向美国市场提供的价廉物美的商品,不仅可以满足美国广大消费者的需要,而且可以为美国经济带来两大利益:其一,美国可以将大量的资源转向高新技术产业,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并维持其国际领先地位;其二,这些价廉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国内经济与对外扩张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国内经济与对外扩张 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运用国家贷款筹集资金的方式来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军事工业,这种经济模式极易使日本走上战争之路。同时,为摆脱危机,日本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在全世界进行商品倾销,挤占了英美等国的市场,引起英美的抵制。倾销失败后,日本逐渐走上对外战争之路。 标签:日本;军事工业;商品倾销;贸易摩擦 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由于“现代大工业的扩张性和整体性世界形成对建立公平、合理、开放、有序的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秩序的客观要求与帝国主义的强取豪夺、殖民地瓜分以及国际无序状态之间的矛盾无法协调”,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后,各个国家为应对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只着眼于维护本国或特定经济区的利益,从而引发了国与国之间的摩擦和对立,经济上的摩擦引发了国际关系的紧张和对立,一定程度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火苗。 一、日本的国内经济 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日本经济上呈现繁荣,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1932年底时,日本的预算亏空和通货膨胀现象并存,农业出现困境,物价上涨,经济危机并未结束。财政赤字包括公共贷款(为筹集资金所发放的债券集资),在不断上升。日本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增加,工业和贸易同时在发展,商业银行运用闲置的资金来购买政府债券,日本政府提供了工业和贸易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部分工业,如交通化学工业和钢铁生产存在新问题,与军事有关的产业得到发展,与东北问题和侵华战争有关的产业得到发展,其他产业在这一阶段处于缩减状态。日本的资本仍然没有完全市场化,债务在不断增加,财政面临困难。在1932年工业和贸易开始萧条时,银行持有巨大的闲置资金,日本政府开始运用通货膨胀和自由花费政策来解决危机。日本政府推行贷款型政策,创造良好的经济形势,在世界经济危机退去时,出口贸易变得繁荣时,物价保持稳定。日本政府采取措施来解决失业问题。 日本经济也存在很大问题,尽管工业产量不断增加,但各个工业部门生产差别很大,因为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赖于军火制造业的发展。军火制造严重依赖于日本政府的支持。尽管没有反常的失业,但是在许多农业地区存在严重的贫困问题和不充分就业的征兆。尽管工人们的群体收入增加了,资本和工人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换句话说,日本的繁荣只有一部分人受益,农业阶层没有享受到,大部分工人(除了那些特别支持的贸易,特别是军火业)也是仅仅不失业,却没有增加收入。农业阶层构成了近一半的人口,他们在国内市场的消费依然很低。如果我们将小生产者和国内的小商人统计在内,至少一半的人群处于低收入或接近失业状态。 从日本的经济状况,可见,日本当时的经济严重依赖于军火工业,这种特点

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史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算起,中国社会史研究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这七十多年的社会史研究,大体可以分作三个阶段:解放前是一个阶段,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一个阶段,80年代以后是一个阶段。1926—1928年北伐战争时期,我十六七岁,已稍稍懂事。这是一次革命高潮,在革命高潮中,处处可以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是这次革命高潮的灵魂。当时,上海出现很多小书店,争着出版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书。我是这些书的贪婪的读者。随后在思想界出现三次论争:当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当代农村社会性质的争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对前两个问题的讨论,我兴趣不大,很少接触。对社会史论战,我兴趣很高,各派的文章我读过很多。当时神州国光出版社把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文章集结起来,先后出版了几大厚册,大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骂别人为非马克思、反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20—30年代之交出现的这三次论战,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次高潮,是一次影响很大的高潮,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解放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每个人的政治任务,这是思想改造的大问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从苏联进来的,教条主义也跟着进来。在史学界,范老(文澜)的西周封建说正独步天下,郭老(沫若)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也有很多人支持。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口号的感召下,我也大胆的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注: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8月。),提出“东汉以来,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和封建社会的成立”。文化大革命后期,郭老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代替了范老的西周封建说,成为中国社会史分期的主流。当然,残酷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谈不到学术文化的,更没有什么历史、社会史分期问题了。粉碎“四人帮”后,学术再次解放。1978年,在长春召开了中国社会史分期讨论会。当时分期说的主流是郭老的春秋战国封建说,但西周封建说又东山再起,魏晋封建说也卷土重来。我在会上也作了“汉魏之际封建说”的发言(注: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改革开放以来,大气候在变化,西方科学技术涌向中国来,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也涌向中国来。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子,一向生活在闭塞圈子里,忽然门窗大开,看到外部世界,什么都是新鲜的,贪婪地吸收学习。我理解这情况大约和七十多年前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时我们那一代人的境遇一样,看见新东西贪婪地学习。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了,但方向大有改变。辩证唯物史观少了,不见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兴起了。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已不是社会结构、社会形态,而是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家庭、宗教等。内容、理论和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社会史研究已是两代了。思想理论转化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随着改革开放,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也传入中国。新思想、新理论总是有吸引力的。大家争相接受新思想理论;二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某些共产党员的贪污腐败,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感情,也就伤害了对辩证唯物史观的感情;三是教条主义伤害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宽容性和发展性,它以它的狭隘、专横代替了辩证唯物史观的宽容和发展。此三者,促使中国社会史研究离开了辩证唯物史观,离开了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研究。如果我说的这三种原因不差,就可以看出,这种转化主要是学术外的原因而非学术本身。我认为辩证唯物史观仍是研究中国社会史、认识社会实际的最先进的方法。辩证唯物史观并没有落后。这问题且待后面分解。 二、《食货》半月刊的应运而生《食货》半月刊是1934年12月创刊的,主编陶希圣。《食货》的出现是应“运”而生的。这个“运”,就是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理论之争,参加争论的人中国书读的不多,争论半天也争不出个结果。读书、搜集材料成为需要。《食货》应运而生。我现在回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战士,真正研究中国史的人很少,大都是些理论家,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论战虽然很热烈,但争来争去多半是些理论问题,很少真正涉及中国历史的实质。可以肯定,很少人读过二十四史,遇到问题临时查查《文献通考》之类的书就写文章。因此,争来争去,也没有争出个名堂。“临渊

20世纪60年代服装风格要点

读书笔记 ─关于20世纪60 年代西方时尚时装潮流 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姓名:李芬 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 学号:14121030130

关键词:年轻风潮、迷你裙、连裤袜和平底靴、沙宣、比基尼、波普艺术、嬉皮士、摇滚风、安德烈库雷热、未来主义、中性服装、伊夫圣洛朗、 20世纪60年代作为服装史上的重大变革时期,其基本改变了20世纪上半叶高级时装一统天下的格局,在这样一个时期里,多种不同的艺术文化和不同的服饰风格都得以共存,成衣业兴起并大力迅速发展,几乎主导20世纪后期的服装产业。现在的人们都称这个时期为“成衣时期”。设计理念的转变,特别是Mary Quant推出的迷你裙的出现,是整个时装界的重大革新。 ◆“年轻风潮”─西方社会在经历了二战之后,经济迅速发展战 争后的人口急剧发展,于是一个巨大的年轻消费群体出现。再 不用担心物质的缺乏,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至此,由高级时装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时尚的引领者 也有高级时装设计师和贵妇名媛转变为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嬉 皮士与摇滚风也在这个时期诞生。 ◆“迷你裙(mini skirt)”─50年代末,Marry Quant 开始进行短裙的实验,这导致了1965年迷你裙的出现。这种 长度在膝盖20厘米上的裙子被称为男女平等、女权运动的标 志。这种裙子在当时的代表人物有名模Twiggy、美国第一夫 人杰奎琳。现在的人们,即使是年纪较大的人们,对于日常生 活中的超短裙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种裙子 对整个时装界、整个社会的女性产生了多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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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三大社会思潮及转型

【摘要:作为现代性理论,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本来有其共通的思想原型,此即关于“平等”的观念。但在20世纪思想史上,这种共同的思想原型却发生了“分裂”: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它被解释为“个人自由”;在社会主义者那里,它等同于“社会正义”或“社会公平”;而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那里,它就是兼顾“自由”与“公正”。其实,任何社会思想作为社会乌托邦都可以区分出其思想的“意义”与“涵义”,就此点说,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皆可以作为建构现代民主社会政治的思想资源。未来中国社会政治的建构应当是:以自由主义作为社会秩序安排与社会实践原理,以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与终极信念作为思想导航与制约原则,并且在现实的社会行动与社会政策中,以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调节原理。这样三者并进,相互补充,相互为用,不失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最好的一种思想整合思路与社会行动整合方式。】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大动荡与变迁。这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少有的观念纷争、“道术为天下裂”,并且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时代。当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人们理应跳出历史的牢笼,对思想观念在变革人类自身社会生活方面的功能与作用进行反省与认识。应当说:处于21世纪的今天,意识形态对峙与斗争的时代已经终结;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这三大曾经左右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社会思想应当达成和解,并且实现它们从意识形态到社会理论的转变。 一、现代性理论的“分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用以进行中国社会与政治变革的思想理论,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即使一些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实行创造性转化,从中国本土思想中提炼出现代性的社会改革思想的20世纪中国思想家们,其思想的灵感也都来自西方而非纯粹的本土文化。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其说是归结于西方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而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接受西方这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不如说由于中国近现代的社会改革是一种走向“现代性”的社会变革,而西方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地区与国家,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理论,为中国这

15 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doc

江苏省阜宁中学2010届历史一轮复习教学案 必修一·专题五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 考点二、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 【内容标准】 简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基本史实, 概括我国在外交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的主要史实, 探讨其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教学要求】 1.简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基本史实。 2.概括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重大外交成就。 3.感受新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 4.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的主要史实。 5.探讨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6.认识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有利于世界和平,也有利于各自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考试说明】 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 1、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2、中美关系正常化; 3、中日建交; 4、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考点解读】 1、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最主要标志。) (1)背景 ①20世纪70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独立并在国际事务中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②美国坚持了20多年的孤立新中国的政策逐渐破产; ③中国综合国力上升、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国家,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根本原因) ④是中国长期坚持和平外交的结果。 (2)重返联合国的经过 ①美国“双重代表权”方案的破产。 ②联合国2758号决议: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3)意义

①这是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的破产,是中国外交事业的重大胜利. ②它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③它大大地增强了第三世界在联合国的力量. 2、中美关系正常化(70年代外交突破的关键) (1)原因: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要求 美国方面:①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根本)②孤立中国政策的失败③与苏联争霸中处于守势(直接)④陷入侵越战争的泥潭。 中国方面:①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②有利于牵制和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③有助于实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2)、经过(最敏感问题:台湾问题) ①“乒乓外交”,以民促官。(1971第31届世乒赛,日本)②基辛格秘密访华:1971年7月 ③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在上海签订《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美国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④1978年,《中美建交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⑤中美建交:1979年1月1日,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3、中日建交(最敏感问题:历史问题) (1)原因 ①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日本国内产生影响(根本)②中美关系的改善直接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改善(直接)③日本许多对华友好政党和团体的推动 (2)过程 ①田中角荣访华:1972年9月②中日建交:1972年9月,田中角荣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中日联合声明》,“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日本早于美国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③1973年,中日两国互设大使馆,互派大使。 (3)阻碍中日关系的问题 ①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②日本不承认侵略历史,篡改历史教科书③日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④慰安妇问题 4、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1)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 ①结束了长期敌对的历史,揭开了两国友好交往的新篇章。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缓和世界紧张局势。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打破了中国50年代以来的外交困境,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2)中日关系的改善的意义 ①、结束了长期敌对的历史,揭开了两国友好交往的新篇章。②、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缓和世界紧张局势。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尽管民生凋敝、战乱不止,在都市化的上海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有纸醉金迷的生活,有明争暗斗的算计,有趋炎附势的各色人物。 开丝厂的吴荪甫带乡下的父亲吴老太爷避战乱来到上海,扑朔迷离的都市景观使这个足不出户的老朽——吴老太爷深受刺激而猝死。吴府办丧事,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都来吊唁。他们聚集在客厅,打听战况、谈生意、搞社交。善于投机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找到吴荪甫和他的姐夫杜竹斋,拉拢他们联合资金结成公债大户“多头”,想要在股票交易中贱买贵卖,从中牟取暴利。杜竹斋心下犹疑,赵伯韬遂向他透露了用金钱操纵战局的计划。吴、杜决定跟着赵伯韬干一次。这次合作,小有波澜而最终告捷。 因为金融公债上混乱、投机的情形妨碍了工业的发展,实业界同仁孙吉人、王和甫推举吴荪甫联合各方面有实力的人,办一个银行,做自己的金融流通机关,并且希望将来能用大部分的资本来经营交通、矿山等几项企业。这正合吴荪甫的心意。他的野心很大,又富于冒险精神。他喜欢和同他一样有远见的人共事,而对那些半死不活的资本家却毫无怜悯地施以手段。很快地,益中信托公司就成立起来了。 这时,吴荪甫的家乡双桥镇发生变故,农民起来反抗,使他在乡下的一些产业蒙受损失。工厂里的工潮此起彼伏,也使他坐立不安。为对付工人罢工,吴荪甫起用了一个有胆量、有心计的青年职员屠维岳。他先是暗中收买领头的女工姚金凤,瓦解了工潮的组织;当事发之后,姚金凤被工人看作资本家的走狗,而工潮复起的时候,他使吴荪甫假令开除姚而提升那个把事情捅出去的女工。这样一来,姚的威信恢复,工人反而不肯接受对她的处置。接着,作为让步,吴收回成命,不开除姚,并安抚女工给予放假一天。吴荪甫依计而行,果然平息了罢工。 交易所的斗争也日渐激烈。原先吴荪甫与赵伯韬的联合转为对垒和厮拼的局面。益中信托公司,作为与赵相抗衡的力量,形成以赵伯韬为“多头”和益中公司为“空头”之间的角斗。赵伯韬盯上吴荪甫这块肥肉,想乘吴资金短缺之时吞掉他的产业。几个回合较量下来,益中亏损八万元栽了跟头而停下来。此时吴荪甫的资金日益吃紧,他开始盘剥工人的劳动和克扣工钱。新一轮的罢工到来,受到牵制的屠维岳分化瓦解工人组织的伎俩被识破,吴荪甫陷入内外交迫的困境。 赵伯韬欲向吴荪甫的银行投资控股。吴决心拼一把,他甚至把自己的丝厂和公馆都抵押出去作公债,以背水一战。他终于知道在中国发展民族工业是何等困难。个人利害的顾虑,使他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买空卖空的投机市场来。 公债的情势危急,赵伯韬操纵交易所的管理机构为难卖空方吴荪甫。几近绝望的吴荪甫把仅存的希望放在杜竹斋身上。千钧一发之际,杜竹斋倒戈转向赵伯韬一边。吴荪甫彻底破产了。

2019届历史冲刺试题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外交 含解析

一、选择题 1.[2018·云南月考]中苏建交一个月后,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就兄弟国家来说,我们是联合的,战略是一致的,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该材料反映了当时中国实行的外交政策是( ) A.“一边倒” B.“一大片” C.独立自主D.“另起炉灶” 答案 C 解析“一边倒”是指新中国在两极格局下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体现不出“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A项错误。“一大片”是20世纪70年代外交方针,是指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办法处理国际事务,与“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符,B项错误。由材料可知,中国在建国后虽然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坚持独立自主,不是毫无原则地倒向苏联,故C项正确。“另起炉灶”是指不承认原来旧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的外交方针,与材料不符,D项错误。 2.[2018·江苏宿迁模拟]六十多年前,周恩来访问印度时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个印度记者很感兴趣地提问:“国家有大有小,怎么才能够和平共处呢?”周恩来说:“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这则材料主要表明新中国奉行的外交原则是( ) A.“另起炉灶” B.互相尊重主权 C.“求同存异” D.互不干涉内政 答案 D 解析根据题干中周恩来的回答可知,要想两国和平共处,就应该尊重其选择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即实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故D项正确。“另起炉灶”是指新中国不承认国民政府建立

的一切旧的屈辱的外交关系,要另行建立新的平等外交关系,是我国的外交方针,不符合题干主旨,故A项错误;题干主旨不涉及国家主权,故B项错误;“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故C项错误。 3.“这是新中国外交政策从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边倒’,转向较多地考虑国家现实利益而开始走向务实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做出这一评价的依据是( ) A.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B.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 C.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D.中美关系正常化 答案 C 解析结合所学可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日益成为国与国之间解决利益纠纷的国际准则,与题干信息“考虑国家现实利益而开始走向务实”相符,故C项正确。A、B、D三项与题意不符,排除。 4.[2018·河南周口期末]1955年,万隆会议后,有外电评论说“周恩来是万隆会议的灵魂人物和真正主角”。这主要表现在周恩来( ) A.提出了“求同存异”主张 B.消除了与会各国疑虑和分歧 C.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D.避免了会议偏离正确的轨道 答案 D 解析题干材料反映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功绩,结合所学可知,美国对万隆会议产生了很大的干扰,使会议杂音时起,出现波折和争吵。就在会议可能偏离正确轨道时,周恩来发表极具针对性和说服力的重要演讲,并广泛与各国交流意见,使会议朝着正确轨道前行,故D项正确。A项虽然是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对抗文化初探

第19卷 第6期Vol.19 No.6 重庆工学院学报 Journal of Chongqing I nstitute of Technol ogy 2005年6月 Jun.2005 【文化视野】 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对抗文化初探3 苏红莲1,刘雪玲2 (11陕西理工学院大学外语部,陕西汉中 723003;21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上海 200083) 摘要:青年对抗文化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的一大特色。繁荣的经济,如火如荼的黑人民权 运动,“越战”和“新左”思想是对抗文化产生的重要因素。消极的嬉皮士文化和积极的青年学生 运动是60年代对抗文化的主要形式。相同的目标,使这两股力量在必要的时候联合起来。他们 的努力取得一定成果,成为牵制美国对越战争的主要力量,但是随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经 济的衰退和右倾势力的强大,学生运动和嬉皮士文化都走向衰落。 关键词:青年;对抗文化;嬉皮士;学生运动 中图分类号:C9121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0924(2005)0620114204 Pr i m ary Explora tion on the Confron ti n g Culture of Am er ican Y outh i n1960s S U Hong2lian1,L I U Xue2ling2, (11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Depart m ent,Shaanxi I nstitute of Technol ogy,Hanzhong723003,China; 21English School,Shanghai I nternati onal Study University,Shanghai200083,China) Abstract:Youth confr onting culture is a character of American s ociety in1960s.The p ri m ary fact ors f or the appearing of confr onting culture involves p r os per ous economy,the intense black civil right movement,the V ietnam W ar and the Ne w Left thought.The main f or m s of the confr onting culture of1960s are the negative hi ppy culture and the positive young student movement.W ith the same target,the t w o powers united when necessary,made achieve ment with their ef2 forts and became the main restraining f orce in America launching war against V ietna m.However,with the econom ic re2 cessi on and the m ightiness of R ight opportunist tendencies in the late of1960s and early1970s,the student move ment and hi ppy culture faded. Key words:youth;confr onting culture;hi ppy;student move ment 20世纪60年代是西方青年文化特别繁荣的时期。美、英、法、德等国的青年遥相呼应,在艺术表现方式、政治思想、道德、宗教等方面对抗本国的主流传统价值观。美国则是60年代青年对抗文化的“精神家园”。在西海岸的旧金山和东部的纽约,前卫艺术家推动着艺术往流行、通俗方面迈进;嬉皮士追求自我的行为风格成为这个时代典型的时尚;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中心的青年学生运动也在60年代如火如荼。激进的学生组织组建自己的民主组织S DS,借鉴黑人民权运动的静坐、绝食等方式反对学校的冷漠管理、社会不公、技术化社会对大自然和人际关系的破坏等。“越战”则成为诸多矛盾的焦点。 随着60年代末美国经济的衰退,黑人民权法的通过以及通俗艺术被吸纳进主流艺术范畴,对抗文化逐渐衰弱。60年代末,70年代初学生运动首先退出这一波澜壮阔的青年对抗潮流,接着嬉皮士文化也在过度的毒品和性的放纵中走向衰落。 3收稿日期:2004212222,修回日期:2005206222 作者简介:苏红莲(19782),女,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大学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1

20世纪60年代

20世纪60年代,那时候我三岁。半夜,我突然被喝醉的爸爸踢门的巨大声响吓醒,而且他还用烤鸡肉串的棍打了妈妈……这是爸爸、妈妈和我在故乡小仓生活时短暂而又幸福的回忆。 爸离家出走,妈带着我回筑丰的老家。妈一边在妹妹的小料理屋帮忙,一边养育着我。妈每天晚上爬起来搅拌着酱菜的米糠。每天吃着老妈精心制作的米饭,我逐渐长大。昭和煤矿坑中的手推车变成了我们游玩的道具。 妈有时和住在附近的邻居玩着纸牌打发时间。最近好像也交了男朋友,因为妈还是个很年轻的女人。学校放长假的时候,我会偷偷去爸住的地方。有一次爸帮我把船的模型做好了,那时还是未完成品。 70年代,筑丰的煤矿坑和小仓的制铁场,当烟囱都不再升起烟的时候。那时我上中学三年级,非常想离开这个萧条的城市。妈也想早点自由。当大分的美术高中合格时,春天,我开始一个人过寄宿的生活。妈到车站给我送行,还帮我准备了一个包,里面有新的内衣和便当盒,而且暗藏了一封信,里面放着一万日元的纸币。在火车上,吃着老妈做的饭团和酱菜,15岁的我哭了起来。 春天的东京,像吸尘器一般不断地吸入垃圾一样地把日本各地的年轻人聚集到这里。黑暗的小软管,像是通往梦想到未来的隧道。可是穿过隧道的话,可是那里积蓄的是垃圾。 80年代,来到了憧憬的东京成为美大生的我,想成为追求现代的年轻人,但每天却过着昏昏噩噩的堕落日子。“如果在这样下去就毕不了业了!”我对每天操劳工作为了供我上学的妈妈这样坦白地说。可是妈还是很坚强的说:“还有一年,妈会努力的工作。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到毕业。” 为了留级而向妈撒娇,让妈高兴而想办法毕业,但是我对以后的人生道路却没有考虑。当然完全没有就业的想法也不能告诉妈,只好和爸商量。“什么都不尝试看看,五年后也是完全一样不是吗?”原本游手好闲的爸却说出最有影响力的话。 90年代,因为一直没有工作而积欠了债务,也找不到工作,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作为插画家兼专栏作家才能有饭吃。 我从阿姨那儿得知“妈得了癌症,住院去做手术。”手术成功了,不过妈还没痊愈。只有持续用药控制癌细胞。尽管如此妈还是留在那个萧条的乡下打算工作着。为了回避她我到了东京。从十五岁离开她之后又过了十五年,我和妈在东京的杂居大楼,又开始二人生活。妈拿来世世代代继承的米糠,我像从前一样地每天吃着妈煮的饭。不久我的女友和朋友、同事等,为了吃我老妈亲手煮的菜而聚集到我家来。自从来了东京第一次才觉得每天是幸福快乐的。 2001年4月1日,樱花盛开的季节却飘起了雪花。透过医院的玻璃窗,我和妈妈遥望着东京塔……

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社会主义

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社会主义? 世界形势 二十世纪50年代的世界形势是这样的:资本主义陷入空前的危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局部战争演化为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初一革命的边缘,因此毛主席无可辩驳的说明中国只有选择社会主义而别无选择。 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现状 中国必须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社会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在民主革命时期已经明确。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过渡到社会主义,充分考虑了具有实现的可能性。第一,我国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由于现代工业的固定资产中官僚资本占80%,国家没收这一部分庞大资本,不仅建立起了在国民经济中起领导作用的社会主义经济,而且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物质基础,因而成为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 第二,土地改革完成后,为发展生产、抵御自然灾害,广大农民具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内在要求。一般规模较小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没有大机器,主要靠协作,也可以增产。事实上,与个体农业相比,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增产一般比较明显。这也为党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三,建国初期,党和国家在合理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创造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这些措施,不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有效的利用和限制,也很自然地加深了它们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的联系,引起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国家在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这也成为党提出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总路线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有利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显示出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朝鲜战争停战使世界的形势开始和缓。这为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毛泽东正是在科学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生着的深刻变化及发展趋势,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历史条件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世界历史深入发展的结果。一方面,落后国家跳跃性发展的可能来源于文明的相互借鉴和效仿。世界性的交往和竞争,不但使文明的成果得以普遍交流,而且也使各个民族或国家可以在科学技术、经济生产、甚至政治制度上,直接借鉴已有的文明成果,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方式。这样,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后,跳跃性发展就成为历史的一个常规和普遍的现象。避免重复和少走弯路正是后起国家能够很快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还同两极性的世界分工密切相关。两极性的世界分工也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发展的直接结果。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世界日益走向整体化,但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在整体化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不平衡性。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对落后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从而造成了世界性的两极分化,使落后国家依附于先进国家, 使殖民地依附于宗主国。两极性的世界分工为落后国家实现跨越发展提供了必要性。由于在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落后国家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道路来富强自己,这就促使它们打破常规、另辟蹊径发展自己。这正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原因所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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