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历史渊源

中日韩的历史及渊源
同源同根/近亲近支，是中日韩三国人的共识，虽然还是有些人不会承认，但无论遗传学、生物学也好，确实是如此。

日本和韩国的导游都在说秦朝的徐福，东渡扶桑、为皇帝求长生不老药，随同的童男童女就成了日本人的先祖。

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说，日本人的来源无非是东北亚、通过朝鲜半岛渡海而来，土著的日本人是阿依努人在北海道，这些土著人个子矮、多毛，因为是从西伯利亚地区来的；再一支就是通过琉球群岛北移、还有部分中国、朝鲜犯人、流放者、异见者的后代。

朝鲜的来源，从历史上来说是朝鲜半岛远祖的马韩，辰韩和弁韩，加上东北亚的少数民族杂居、融合而成的。

韩指代领袖、或伟大，所以称大韩民国。

观看历史，日本朝鲜有未统一时代和统一时代，未统一时代就是英雄辈出、战乱频仍的时期，作为土地资源匮乏人口又少的农业小国，古代普遍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和中国一样，过着日出作日落息的日子，不同的是，一些小的城主、地主也要和他的家族一起耕种，不然来个天灾人祸，大家就都没饭吃。

在日剧《利家与松》中，这种辛苦和辛劳就特别明显，战国时代的目的就是大名、地主之前挣地盘和人口，争到的越多势力越强大、甚至可以控制天皇及皇室。

势力越小的或者被吞并、或像势力大的暂时臣服，送儿子做质子也可通婚，从而存有力量、以图再起，德川家康就是这样有城府的大军阀，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韩国经过诸小国、部落的合并，形成了新罗、百济、高句丽三个国家，高句丽王子朱蒙从东北的夫余国分裂出来，在辽宁地区单独成立了高句丽国，该国又被鲜卑所灭，所以东北民族又呈现了分离与融合的局面。

东北的四大民族势力——东胡、契丹、鲜卑、蒙古；高句丽新罗高丽朝鲜；靺鞨女真满洲及近支锡伯等；辽东的汉族势力。

在白山黑水、平原峻岭中成犄角之势，有征伐有屠戮、有和平有互市。

所以无论怎样理解，东北亚邻近的血亲都不会变。

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市民阶层的走向成熟是江户时期，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商人、市民、中下级武士形成利益群体，并帮助有为的明治天皇推进了成功的维新。

明治天皇也成为了民族英雄。

在朝鲜时期，印在韩元上的世宗大王也是民族英雄，他为朝鲜人民创造了文字，人们可以不再借用汉字而用自己的文字来写名字、著书立说。

朝鲜推崇“孝悌仁义”的儒家思想，如明朝一样以孝治国，并完善发展了自己的儒家伦理。

同时，中国的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也一并继承，只是他们以中秋节为大节，家人拜访并团聚。

我询问了朝鲜导游，他们对长白山的信奉历来如此，长白山是满族祖先爱新觉罗氏诞生的地方，同样也是朝鲜先祖诞生地、后辈们的圣地。

如果可以看到天池、观赏到长白山的全貌，那定是祖先显灵、福佑他们的。

而对于日本，3000多米的富士山是他们的神山，山中4-5月的樱花美得如此纯净，是他们心中美的化身。

可惜不在花期所以我没有看到，在富士山上看到天皇曾来拜祭，我们就在那里留了影，表示我们对其的尊重。

五合目以上的富士山依然是松林，再往上是皑皑白雪，似乎是雪山。

在山中，似乎伸手可以触碰白云，也可以欣赏山中湖水。

历史上大韩帝国的独立有日本人的唆使、俄国人的帮忙，但是没有守护的帝国没有几年便成为了日本人的殖民地。

皇宫被烧、北岳山的龙脉被钉上钉子，王室被杀或成为傀儡，被奴役的韩国人有的想办法打游击，有的则采取玉石俱焚的刺杀行动，比如民族英雄安重根，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志气，杀死了日本的东北总督，其像和手书字至今还在南山公园，供人敬仰。

日本的历史似乎是令人惭愧和遗憾的，从明朝时期、日本的丰臣秀吉开始，异想天开
的他就想侵略朝鲜和中国，她的母亲第一个出来阻止，就如同儿子要杀父一般，这是大大的不可。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以朝鲜为借口与中国开战，进而夺得朝鲜、台湾、大连等地，从此野心渐大、直到最终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开战、几近亡国。

中日韩的纠结历史就在于中国独大、日韩为属国、到中国韩国弱小、日本独大、再到日韩中相继崛起、成为强大的国家。

盛衰成败的关键在于把握历史规律、顺势还是逆势，这需要胸襟和气魄。

一个开放、兼容并包的、积极进取的民族、国家成为历史的主角是必然，当然这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中日韩新“三国演义”之文化渊源中日韩既是亚洲三大邻国, 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在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有着深刻的渊源。

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首次在2008年12月日本福冈举行了东亚三国峰会，标志着中日韩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位于秦皇岛海港区东南部的秦皇求仙入海处，传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曾在此拜海求仙。

秦汉及以前的战国时代，方士得到帝王的青睐，他们不仅通晓方术，而且熟知天文地理、医术、农业及航海等知识。

徐福作为方士中最著名的一个，2200多年前，秦始皇为了求得长生不老药，特命徐福携五百童男童女前往东海求得长生不老药。

不料徐福这一去便再无音讯，不见归来了。

据说是徐福求不到长生不老药，便偷偷的转去了一个孤岛，率五百童男童女在岛上繁衍生息，定居下来。

这个岛便是今天的日本岛。

按照部分日本史学界人士的观点，徐福，就是日本古代著名君主———神武天皇，他登陆日本的地点，便在日本的关西平原。

“神武东征”横扫日本的传说就是基于徐福登陆日本，南征北战的事迹。

与徐福同时代的方士，还有韩终、卢生、侯公等，他们也先后为秦始皇访求仙药。

韩终是到了朝鲜半岛东南部的辰韩国，辰(秦)韩这个名称也正是对它的创业者秦人韩终的纪念。

韩国古辰韩和弁韩居民来自被秦灭国的楚国（湖北一带），和楚国的罗氏、卢氏一样均为苗裔，罗、卢氏族是跟随着方士韩终到的韩国。

檀君神话是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出现的，韩终可能就是檀君神话中桓雄的原形。

新罗以熟练使用汉字的优势，创造并记录下来了开国神话，神话中融进了中国楚文化的色彩。

这解释了韩国文化与楚文化的相似，而且在日本和台湾地区也有许多和荆楚相象的风俗。

源于秦始皇的韩国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研究，可以开阔东亚文化同生共荣的研究思路，这对于东亚地区形成文化集合优势，扩大文化国际影响，开辟广阔的文化合作道路，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

一个大国的实力必然是以输出文化为标志的，而不仅仅是经济为指标。

日本茶道源于中国
“茶道”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它通过沏茶、赏茶、饮茶，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是很益的一种和美仪式。

茶道最早起源于中国。

中国人至少在唐或唐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唐朝《封氏闻见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这是现存文献中对茶道的最早记载。

在唐朝寺院僧众念经坐禅，皆以茶为饮，清心养神。

在唐宋年间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饮茶仪程都已很讲究，有了一些约定俗称的规矩和仪式，茶宴已有宫庭茶宴、寺院茶宴、文人茶宴之分。

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

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南宋绍熙二年（公元１１９１年）日本僧人荣西首次将茶种从中国带回日本，从此日本才开始遍种茶叶。

在南宋末期（公元１２５９年）日本南浦昭明禅师来到我国浙江省余杭县的经山寺求学取经，学习了该寺院的茶宴仪程，首次将中国的茶道引进日本，成为中国茶道
在日本的最早传播者。

在中国茶道一度失传,我们先看一看日本的茶道.
从唐代开始，中国的饮茶习俗就传入日本，到了宋代，日本开始种植茶树，造制茶叶，到明代才真正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其中集大成者千利休，他提出“和、敬、清、寂”为日本茶道的基本精神。

茶道是日本文化的结晶，是日本文化的代表，它又是日本人生活的规范，是日本人心灵的寄托，是应用化了的哲学、艺术化了的生活。

茶道内容是丰富的，在思想方面，它融佛教、道教、儒教为一体的一促精神文化。

在形式上，容括了各种生活艺术的总汇。

茶道中的“本来无一物”、“无一物中无尽藏”的哲学思想，不对称、简朴、素淡、枯高的美学思想，以及平等、互敬、恬淡的道德观念，独坐观念的自省精神，是日本茶道的特征。

径山茶宴与日本“茶道”
宋时由于径山(今浙江省余杭)茶宴名震中外，日本禅师慕名而来，比较出名的有圣一国师，南浦、昭明、明惠上人等僧人。

径山又是著名茶区，寺院里饮茶之风很盛行，而且有一套规矩，常以茶为待客的珍贵礼仪，设“茶宴”：僧客团团围坐，边品茶，边谈道论德，边议事叙景，还有对各种优质茶叶鉴评的“斗茶”竞争游戏；还有把粉末茶用开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

南浦、昭明到径山寺不仅学习佛经，而且带回了径山茶叶和饮用方法，把“茶宴”、“斗茶”、“点茶法”传入日本，广为传播。

据类《类聚名物考》记载：“南浦、昭明到余杭径山寺浊虚堂传其法而归，时文永四年。

”又说：“茶道之起，在正元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适入”(即1259—1269年间)。

《续视听草》和《本朝高僧传》都指出：“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

”最近日本出版的《茶叶技术研究》，同样也讲到这段情节。

自此可见，径山“茶宴”与日本“茶道”有直接关系。

为日本“茶道”丰富了内容，使之酝酿阶段发展到“茶道”的兴盛时代。

弁丹(丹尔圣一)于1235年也到了我国浙江余杭径山寺，他在那里住了六七年之久。

1242年回家带了径山茶叶种子和径山茶的“研究”传统制法回去。

今天日本静冈市安培川科川出产的“安培茶”(后改为“本山茶”)中，在大正五年“茶叶组合中央会议所”举行的日本全国第一次制茶品质评议会上，有静冈县清沃村山筑地光太郎生产的玉露茶，荣获一等一级奖赏。

日本茶业界，至今还悼念七百年前的弁丹，公认这是弁丹到中国传入茶叶种子和制茶方法的恩德。

真有“饮水思源”不忘恩德的人。

1500年，日本千利休禅师，把“茶道”从上层社会进一步扩大到民间，加以宣传普及，日本人民把千利休誉为茶道匠祖。

在珠光时代、武野沼鸥时代、利休时代，不同时代的精神含义，形成不同的流派。

现代日本“茶道”的表演
现代日本“茶道”一般在面积不大的“茶室”中举行。

茶室一般三间小屋，清雅别致，室内摆设珍贵古玩，名人书法，引人注目。

茶室中间放着供烧水的陶炭炉(风炉)、茶锅(茶)。

炉前排列着茶碗和各种饮茶用具。

“茶道”开始，友人到达时，主人已在门口敬侯，一待做定，先捧出甜点，送给客人品尝，然后在炭炉上开始煮水，把“抹茶”放入青瓷碗中，水沸后，由主持仪式者按一定的规程顺序冲沏，依次递给客人品饮。

点茶、冲茶、递接、加水、品饮都有一定的方式。

品茶时要吸气，并发出“吱吱”声音，将茶喝尽，用大拇指和纸擦干净茶碗，仔细欣赏茶碗。

日本茶道非常讲究茶具，有的选用历史珍品、贵重的瓷器，欣赏茶碗后，把茶碗放在自己的面前，连声赞美“好茶、好茶”，表示敬意。

女主人宽慰地点头一笑，将茶碗端走。

礼仪完毕，女主人跪在茶室的门侧送客，客人致谢。

整个茶道贯串了“和、敬、、清、寂”四种精神。

为了继承茶道精神，日本现有支部130处，培养大批茶人。

一碗绿茶虽小，但它是人们心灵的
绿洲.
日本的茶道精神
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国，却具有日本民族味。

它有自己的形成、发展过程和特有的内蕴。

日本茶道是在“日常茶饭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将日常生活行为与宗教、哲学、伦理和美学熔为一炉，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

它不仅仅是物质享受，而且通过茶会，学习茶礼，陶冶性情，培养人的审美观和道德观念。

正如桑田中亲说的：“茶道已从单纯的趣味、娱乐、，前进成为表现日本人日常生活文化的规范和理想。

”
十六世纪末，千利休继承、汲取了历代茶道精神，创立了日本正宗茶道。

他是茶道的集大成者。

剖析利休茶道精神，可以了解日本茶道之一斑。

村田珠光曾提出过“谨敬清寂”为茶道精神，千利休只改动了一个字，以“和敬清寂”四字为宗旨，简洁而内涵丰富。

“清寂”也写作“静寂”。

它是指审美观。

这种美的意识具体表现在“佗”字上。

“佗”日语音为"wabi"，原有“寂寞”、“贫穷”、“寒碜”、“苦闷”的意思。

平安时期“佗人”一词，是指失意、落魄、郁闷、孤独的人。

到平安末期，“佗”的含义逐渐演变为“静寂”、“悠闲”的意思，成为很受当时一些人欣赏的美的意识。

这种美意识的产生，有社会历史原因和思想根源：平安末期至镰仓时代，是日本社会动荡、改组时期，原来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失势，新兴的武士阶层走上了政治舞台。

失去天堂的贵族感到世事无常而悲观厌世，因此佛教净土宗应运而生。

失意的僧人把当时社会看成秽土，号召人们“厌离秽土，欣求净土”。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很多贵族文人离家出走，或隐居山林，或流浪荒野，在深山野外建造草庵，过着隐逸的生活，创作所谓“草庵文学”，以抒发他们思古之幽情，排遣胸中积愤。

这种文学色调阴郁，文风“幽玄”。

汉服对日本传统服饰的影响
中国服饰东传到日本，是中国对东南亚服饰产生影响的重要内容。

日本服饰主要受到中国隋唐服饰的影响。

在日本文化服装学院、文化女子大学合编的《文化服装讲座》一书中，编者将飞鸟、奈良以及平安时代前期称为日本服装的模仿隋唐时代。

无论从传世或出土的艺术形象看，这一时期的男女服饰形象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唐装。

日本受中国隋唐影响的时期，正是日本服饰趋于成熟的时代，而后顺利进人日本服装发展年代，再进入日本服装全盛年代，那已经是公元16世纪和17世纪的江户时代的事情了。

可以这样说，日本服装模仿隋唐服装时代，对于日本服装走向成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

日本古坟时代（公元4世纪至7世纪）。

当时中国的文化已经相当成熟，由于服饰最为外显，所以很快东传到日本，使日本统治阶层开始穿用上下分装式服装，女式称“衣裳”，男式称“衣裤”。

中国六朝时期(即公元5世纪)，曾有缝衣女工由百济去日本；雄略天皇十二年时，日本又派人来中国江南聘请缝衣技工。

《日本书纪》载：“十四年正月戊寅，身狭村主青等，共吴国使，将吴所献手末才使汉织、吴织、衣缝兄媛、弟媛等，泊于住吉津……三月，命臣连迎吴使，即字置吴人于桧隈野，因名吴原。

以衣缝兄媛，奉大三轮神，以弟媛为汉衣缝部也。

”汉织、吴织、兄媛、弟媛，即是中国的机织工和缝衣女。

日本人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中记述，在中国六朝文化的刺激下，日本雄略天皇曾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养蚕织绸事业的发展，企望日本也成为中国式的“衣冠之邦”。

在他临死时，因未能实现这一愿望而深感遗憾，留下遗诏说：“不谓遘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之常分，何足言及。

但朝野衣冠，未得鲜丽，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

公元593年，推古天皇即位。

十年后，推古天皇的侄儿圣德太子为改革氏姓制度和打破门阀之见，仿效隋制，颁布“冠位十二阶”，制定了宫廷用冠和参朝服。

他派遣使节来与中国建交；邀请中国技工去日本传艺。

著名的古画圣德太子像，画中的太子头戴中国式幞头，身着初唐时的服装，已清楚地表明日本上层人士对中国服饰的偏爱与推崇，同时说明了中国服饰东传给日本服饰发
展带来的巨大推动力。

据中国《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魏景初二年(公元238)，日本女王卑弥呼派遣专使来中国，向当时的魏明帝赠班布(韧皮纤维织的布)二匹二丈。

魏明帝赐赠了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厨十张、茜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五张、白绢五十匹等丝、毛纺织品。

日本使者除将这些珍贵的纺织品带回去以外，还通过参观和了解，把中国当时的提花、印染等技术也带了回去。

日本《古事记》记载：从六朝时期陆续到日本侨居的中国纺织工人，对日本古代的纺织、印染、缝纫技术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至今在日本寿命寺所藏的古画中，还保留有古代中国纺织女工的画像，寄寓了日本人民怀念和崇敬的深情。

日本法隆寺曾保存了一些中国隋代的丝织品。

其中著名的有四天王狩猎纹锦，图案以树为中心，配饰四个骑马的胡人作射狮状。

这种典型受希腊、波斯风格影响的中国丝织品在日本收藏，更说明了日本的服饰发展曾由中国为输入国，间接得到过丝绸之路的滋润。

在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唐锦中，有狮子唐草奏乐纹锦、莲花大纹锦、唐花山羊纹锦、鸳鸯唐草纹锦、狮子华纹锦、狩猎纹锦、鹿唐花纹锦、莲花纹锦、双凤纹锦、宝相花纹锦、花鸟纹锦、唐花纹长斑锦和花鸟纹晕涧锦等，更可以证实以上的结论。

毫不夸张地讲，日本服饰在对外交流中趋向成熟，其中对其影响最大的外国首推中国，特别是在日本的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日本服饰直接受到中国隋唐服饰的积极影响。

除了日本组织有关人士到中国观摩、聘请缝衣女工等主动学习以外，唐政府还给予有意扶持与资助。

因为当年往来于东海、黄海之间的日本遣唐使和学问僧很多，对此，唐政府每人每年赠给丝绸二十五匹及四季衣服，以资鼓励。

这些留学生或学经的人，在返归日本时，还要带回大量的丝织品。

有一个名叫城桑的僧侣，到过浙江台州，获得了珍贵的“青色织物绫”而归。

直到今天，日本著名的正仓院内，除珍藏着前述中国唐代传输过去的各种绚丽的锦、绫等名贵织物外，还有各种夹缬、蜡缬等印染品。

据《正仓院刊》记载：“唐代运去了彩色印花的锦、绫、夹缬等高贵织物，促使日本的丝织、漂印等技术获得启发。

”至今，日本纺织印染技术书籍中，仍大量沿用绞缬、蜡缬、罗、毡、绫、羽等中国唐代的汉字名称。

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701年)，政府颁布有律六卷、令十一卷的《大宝律令》。

在《大宝令》中明文规定制作衣服要仿造中国式样；宫廷朝服也模仿唐代朝服。

如天皇身穿红地绣有日月星辰和龙、山、火等花纹的“衮龙御衣”，这是典型的中国服饰古制中十二章冕服纹样。

文职官员头戴冕冠的变体，穿大袖上衣、小袖内衣，下着外裤、里裤，脚穿朝靴，腰佩腰刀，手捧朝笏。

宫廷女子也要在小袖内衣的外面罩正式唐装，这都是中国服饰古制的反映。

《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续日本纪》载：天平二年四月庚午，天皇下诏“自今以后，天下妇女，改旧衣服，施用新样。

”“施用新样”是学习推广唐装的进一步措施。

日本吉川弘文馆刊《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续日本后纪》中写道：公元719年，即日本的养老三年，宫廷曾下令“天下百姓右襟”。

这是使日本服装式样进一步向中国服式靠近的重要措施。

因为中国中原人自周代以后都是向右掩衣襟，并因此将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向左掩襟的习惯一律归为“胡服”方式，将西北边域人称为“左衽之人”。

日本当时显然是以唐服为文明象征的。

同时，日本在注释《养老律令》的《令义解》中，甚至对缝衣方法提出了具体要求。

承和九年(公元842)，仁明天皇又诏书：“天下仪式，男女衣服，皆依唐法，五位以上位记，改从汉样，诸宫殿院堂门阁，皆着新额。

”
奈良时代，曾经到过中国的遣隋、遣唐使节积极传播在华见闻，力主服饰革新。

就在颁布《养老律令》的公元718年，遣唐大使多治比县守回国。

第二年正月进朝贺岁时，他特意穿上了唐朝廷赐给他的朝服；天平宝字六年(公元762)，原遣唐使吉备真备在大宰府监造棉质袄、胄各20250具，完全仿效唐代服饰款式，连配色也参照中国的五行学说，按赤、白、青、黄、玄的顺序和寓意制定。

弘仁九年(公元818)曾到大唐学习的菅原清公奏请朝廷规定
天下礼仪，男女衣服悉仿唐制，五位以上的位记都改汉式。

在中国史籍《旧唐书•东夷传》中记载：日本文武朝时的遣唐执节使粟田真人来唐，衣着“犹中国户部尚书，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

1972年3月，奈良县明日香村发现了一座名为高松冢的古坟。

这座古坟大约建于7世纪末8世纪初，坟内壁画上的男子服装也完全是中国唐装样式。

汉服对朝鲜半岛传统服饰的影响
唐代时，新罗与唐朝交往甚密，服饰特点几乎与唐朝无异，李氏朝鲜中期之後韩服特别是女服朝高腰襦裙发展，同汉服区别逐渐增大，但官服，朝服，宫廷重要礼服仍一直保留较多汉服制度，并随汉服变化而变化，如唐朝时官员的乌纱幞头的後系带为下垂带样式，新罗官员幞头同为此样式，而明代之後改为展角样式，李朝也改为短展角；如李朝国王、王妃、文武官服饰即用明制（冕服、朝、祭服、补服等虽有变化，但大体保持明制，尤其冕服与文武官朝、祭服到朝鲜灭亡还大致还保留了明嘉靖八年服饰改制前的明朝样式）。

而现代韩服和汉服的主要不同之处：汉服一般是交领右衽，也有对襟的（V字领），而朝鲜服装（以交领类举例）的交领发展为小v领；女服裙子束的特别高，而且下摆十分宽大、蓬松。

长衣带也是其明显特征。

近年有改良韩服（又称生活韩服），一般以男服居多，在现今韩国比较常见，其与汉服距离更远。

中国与韩国传统服饰文化比较分析
中韩两国因其地理、气候的相近性以及哲学、美学的相通性,故服饰文化具有相似性,又由于文明进程、民族性格、社会习俗、政治制度等因素影响,其服饰文化又有其差异性。

一中韩服饰构成上的联系与区别
从地理环境上看,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文明,华夏民族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中生息繁衍起来的。

自古以来,儒家思想、道家哲学、佛教观念等相互碰撞,融会贯通,再加上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长期统治,形成了高度发达的中华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包括服饰文化波及并影响到的周边地区,如朝鲜半岛。

在西周以前,中国人的正式服装主要是上下两截式的上衣下裳。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一种服装,将上衣下裳合并成一件衣裳,名曰深衣,深衣属衣裳连属制。

衣裳连属指把上衣下裳分别裁剪,然后在腰间缝合。

汉代的袍是在深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袍服属于上下通裁制。

上下通裁制指上下身连贯一体,直线裁剪,腰间无接缝。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服装存在三种基本形制,即上衣下裳、衣裳连属和上下通裁,这三种形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交叉使用,相容并蓄。

韩民族服装历史悠久,从韩国大田出土的青铜器纹样和高句丽时代的贵族陵墓中的壁画里可以看到最初韩服的痕迹。

当时人们的服装样式受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穿“二重结构”的服装。

不论男女,上穿窄袖衣,下穿灯笼形裤,头戴帽,系腰带。

韩民族服装历经统一新罗、高丽和朝鲜王朝,最终定型并流传下来,其基本形制是上衣下裳、上衣下裤和上下通裁。

女装由短襦和高腰长裙组成,属于上衣下裳制。

短襦在前面交叉,由长带结成蝴蝶结系住,高腰长裙系在胸部,脚上穿白色袜子和船形鞋。

男装由宽袖短袄、背心和肥大的裤子组成,属于上衣下裤制。

有些场合需要穿上下通裁的长袍。

从中国服装的结构细节来看,斜交领、对开V领、直立领、衣服下摆两侧开衩、清代箭袍前后左右开四衩以及前开衣型的对襟、大襟、一字襟、琵琶襟等,都是典型的中国服装的局部结构特征,常被设计师用作表现中国服装趣味的处理手法,其中直立领和衣服下摆两侧开衩更为典型。

在交领系统中,有右衽和左衽之分,右衽指衣襟由左向右掩,多见于汉族古制,是汉文化的特征。

至于袖形,总体上属于平面结构,在造型上分为汉代的琵琶袖、隋唐的窄袖、宋代的大袖、清代的马蹄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