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长住院20年：被遗忘的精神病人

最长住院20年：被遗忘的精神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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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传奇》2017年第34期

在安定医院的病房区，将近800名住院病人，约有两成是长期住院的老病人，时间最长的超过20年。精神病人因家属的放弃、社会的歧视等原因，而“被住院”几十年的情况，并非个例，而是长期困扰精神病医院的一大难题。

“被住院”几十年的情况，并非个例

6月21日凌晨，北京安定医院病房区，86岁的李凤英闭上了眼睛。直到去世，她没能再见女儿和老伴最后一面。

她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很早以前就被家人“放弃”了。李凤英的家人此前曾多次明确告知医院：如果需要抢救，不可以使用气管插管、除颤等这些有创的急救措施。

如果家人同意，安定医院本可以将李凤英转到临近的综合医院抢救，但是家人也拒绝了。在相关责任书上，家人一次次写上“拒绝转院，承担所有后果”。

事实上，早在上一次肺炎危及生命的时候，李凤英的家属已经和安定医院周边的丧葬用品店联系好了一切。

因为精神分裂症，李凤英2003年住进安定医院，这一住就是14年，直到死去，她再也没能“回家看看”。凌晨三点左右，李凤英宣告死亡，丧葬用品店工作人员带了寿衣过来。随后，她的遗体被运往积水潭医院太平间。

李凤英的去世不是孤例。在安定医院的病房区，将近800名住院病人，约有2成是长期住院的老病人，时间最长超过20年。根据医护人员的观察，他们中的很多人早已满足出院的条件，却像是被家人“遗忘”了一样，只能在病房等待生命的终结。

对于李凤英这样被遗留在精神病院的病人来说，生命终结或许是离开医院的唯一方式；对于这些病人的家属，死亡或许更多的意味着解脱。

每天的时间以吃药开始，又以吃药结束

不同于其他疾病，精神病仍是一个极具标签化、令人恐慌的病症。

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亿，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数超过640万。

作为治疗精神疾病的专科医院之一，北京安定医院日均门诊量约有1500人。

没有人能够轻易接受自己有精神问题。7月14日，在安定医院门口，一位丈夫抱着他身穿红色上衣的妻子，几乎用拖拽的方式将她带入医院的门诊大厅。妻子情绪异常激动：“我不是精神病，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在丈夫挂号的空隙，女子快步走出医院，丈夫只能转身追上去，用身体保护她“别做傻事”。

妻子不理解丈夫的行为，耍赖式的瘫坐地上，喊着、叫着……

在北京安定医院，这样的一幕每天都在上演。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对此早已习以为常，每周三天的门诊，他的对面坐着各种各样的精神障碍患者。经过诊断评估，符合条件的患者会被安排住院治疗。

精神病专科医院的病房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出于安全考虑，对外的窗户只能打开几公分。从病房通往外面的世界，不到50米的距离，要经过两道门。医务人员小心翼翼地保管着钥匙，任何人进出都得锁门。

在这个精神病人生活的小世界里，每天的时间以吃药开始，又以吃药结束。闹钟指向七点，病人坐在病床上，等待着护士到床边去发药。晚上八点，护士按照医嘱，最后一次发药，吃完药洗漱睡觉，一天结束。有的病人一天要吃六次药。

医生介绍说，这些精神障碍患者经过治疗以后，一般病情稳定，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是所有的精神障碍患者都具有暴力倾向，大约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相反，长期住院，缺乏康复训练，对病人健康状况不利。

在安定医院工作了八年的张磊发现，因为长期住院，和别人缺乏交流，他照顾的病人王章涛对于正常的社会道德观念在减弱，原本人该持有的尊严开始缺失，会捡、要、偷别人的东西。

“这些不是精神病症状。首先病人拿东西是出于他自己的本能，有吃好东西的意愿，但是他自己的东西匮乏，没有，那么他可能会想其他的办法。”

很多家属将病人放在医院养老，但作为治疗性医院，环境其实并不适合养老。安定医院自身的条件有限，没有多少康复设备，出于安全考虑，病人出去活动的机会很少，一年四季不怎么见阳光。

社区康复匮乏、家庭支持不足等因素使得精神病人被视作累赘，“遗弃”在了医院。

“精神病人的康复问题缺乏足够支持”，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认为，因为我们国家的社区康复和家庭支持都不够，这些精神病人反复住院。各地的精神卫生防治所，应当承担起这个任务，但他们往往缺乏资金，也不愿意承担这样的问题。

家属的放弃、社会的歧视等诸多因素，一些病人最终留在医院度过余生。死亡，成了离开医院的最后方式。“被住院”几十年的情况，成为长期困扰精神病医院的一大难题。

仅仅将问题归咎于家属，显然失之片面

精神病人为什么“被住院”？

首先能想到的，自然是病人家属的原因。家庭不仅应当是血缘关系的集合，更应是给人温暖和慰藉的地方。家人的互相关爱与扶持本就是“家庭”这个词的应有之义。而精神病人，说到底和其他疾病患者并无根本性的区别，只是病情更为特殊。只要当病人达到出院条件、有能力融入家庭和社会时，家属就应当接其出院；不管不问、故意失联等行为，无疑是在挑战伦理道德的底线。

《精神卫生法》第九条明确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禁止遗弃精神障碍患者”。第七十八条明确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遗弃患者，或者有不履行监护职责的其他情形，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他公民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以家人为代表的监护人遗弃精神病患者，本身就是违法行为。

但仅仅将问题归咎于家属，显然失之片面。家庭觀念深重的中国人，如果不是现实所迫，谁会选择放弃家人？对精神病人家庭来说，或经济条件不允许，无法提供高于医院水准的生活和治疗条件；或迫于工作和生计压力，无法分身照拂精神病家人；或担心病情反复发作，危机其他家庭成员和社会的安全。这些都是极现实的问题。

因此對达到出院条件的病人，如何让其更好地回归家庭、融入社会，不仅是医院和家属的事，而要多方参与和发力。在这方面，并非没有解决方案。

《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就提出，要推行“病重治疗在医院、康复管理在社区”的服务模式，这也是目前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然而问题在于，由于资金、专业人员配备等现实因素的存在，我国目前的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或完善，无法让患者在院外得到有效管理，更无法承担起以康复训练以帮助精神病人恢复生活技能和社会技能，从而回归家庭、融入社会的重任。

这个话题近年来也引发了代表、委员的关注。山东肥城市政协常委范贤就曾建议，将精神卫生工作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加大重型精神病患者的救助力度，建立心理危机干预中心，设立精神卫生防治专项经费，运用社会的力量，真正做到让精神病人“病能有医，疯能有控，家能有安。”

当然对社会而言，还要摒弃那种“谈精神病色变”的心理，不要一提到精神病人，就自动联想到疯子、变态或无故杀人等。对精神疾病的鉴定、治疗，以及何时能出院等，当然有专业医生把关；社会更应该思考，如何通过优化的制度设计，让更多精神病患者获得好的治疗和照顾，不让他们在医院“呆到死”。（《中国青年报》 2017.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