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朔现象”

浅析“王朔现象”

——以《动物凶猛》为例

内容摘要：“王朔现象”是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坛上饱受争议的一个文学现象，他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它所处的那个特殊时代的必然产物，本文以王朔的作品《动物凶猛》为例，简要介绍王朔小说的特点，再从时代背景，文学背景，商业写作以及影视传媒的推动四个方面浅显的分析“王朔现象”产生的原因，之后思考“王朔现象”所带给我们的关于文学的思考。文学要代表一个时代的声音，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真实记录一个时代。

关键字：王朔现象，动物凶猛，调侃，反叛，

王朔是我国著名的作家、编剧，其代表作有早期的《空中小姐》，这是王朔第一篇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描写了一段非常纯美的爱情故事，然而这种过于纯美的写作风格似乎与王朔的风格并不协调，直到后来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动物凶猛》、《编辑部的故事》等作品与影视剧的出现，才使得王朔有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

王朔的小说曾经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一度成为人们关注和热议的焦点，形成了一股接近于疯狂的“王朔热”，其小说总是以当时生活在北京底层的人们的粗俗口语对严肃正派的政治话语进行独特的调侃和嘲讽，王朔小说的主人公也都是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和思想文化处于正统文化边缘的人物。在他的小说中，这些“边缘人”成为了生活的主角。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处于社会全面转型期的人们的价值观也跟着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市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开始逐步从一直以来的受压抑状态下苏醒了过来。王朔小说塑造的具有典型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和调侃的文风，正好与处于那个特殊时代大潮下的人们的反叛意识契合，从而引发了广受争议的“王朔现象”。

一、王朔小说的特点：

王朔，作为“中国小说后现代实践的第一人”，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一石激起了千层浪。下面以他的小说作品《动物凶猛》为例简要分析王朔小说的特点。

（一）、通俗幽默的语言

讽刺调侃式的语言是王朔小说最具特色的语言风格。一切占据了主流地位的美好而神圣庄严的情感和价值观在王朔的小说中都必然的受到了无情的讽刺与调侃，最终成为了一个笑话。正是这种桀骜不驯的语言风格，也是王朔饱受争议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作品《动物凶猛》中，王朔就是用他的黑色幽默，讲述了一群处于新中国解放初期，生活在北京军区大院的孩子们的成长历程。他们处于那个“学生获得了空前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知识”①的年代，

年轻的主人公们肆意的放纵着自己，从来不用担忧自己的未来。“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时自然会轮到我”。②看似肆意嬉戏与轻佻的姿态里，却也同样的隐藏着的是对所谓理想的嘲弄和挖苦。他们深知自己的认识已经是被禁锢在一个特定的范畴之内了，没有理想，没有奋斗的目标，甚至连思想的慰藉都无从寻觅。因此他们的生活中只剩下随处发泄的多余精力。“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避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有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③他们叛逆甚至于疯狂，无非是为自己那无处安放的自以为是狂傲，实则漂泊不定的灵魂寻找一处慰藉的土壤。

“京味”十足的口语化是王朔小说的又一大语言特色。其实王朔的本人别非是北京人，他笔下的主人公们也不都是纯粹的北京市民，所谓的“京味”只是以模仿北方方言为基调，融合社会各界时下流行的语言。这种口语化的语言风格能够表达出原有的标准书面语所不能表达出的精神内涵，更多了一些韵味。这种最接近平民的语言最能容纳一定社会时期的时代精神。

（二）、典型的人物形象

王朔笔下的主人公身上都带有浓重的“痞子味”，他们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代表了那个时代大部分年轻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的倾斜和断裂。他总是能准确的找出一个时代的诟病，在嬉笑怒骂中表达出自己对社会上的“伪崇高”“伪道德”的鄙夷和批判。

作品《动物凶猛》中以第一人称的“我”作为叙事的线索，牵引出了在“我”的世界里的山大王高氏兄弟，贰臣的王若海，狐狸精于北蓓，交际花米兰。他们每个人都是代表了当时社会上一类人的缩影。在这群成长在军区大院里的孩子们看似挥霍虚度的青春里，映射了多少被那个特殊时代所夸大的少年血性。“当人被迫陷入和自己的志趣相冲突的庸碌无为的生活中，作为一种姿态或是一种象征，必然会借助于一种恶习，因为与之相比恹恹生病更显得消极。”④就是这样一群在那个特殊时代大潮前显得无限弱小的孩子们，只能以一种拉帮结伙的群体游戏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空虚与惶恐。怀揣着英雄主义美梦的年轻人们，只能重复着从孤独到愤怒再到妥协的青春之路，成长在他们来说成为了一种冒险。

（三）、独特的反叛精神

王朔，作为八九十年代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围绕着王朔进行的争议从始至终就未停止过，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无论是“侃爷”还是“痞子”，但是王朔小说中所体现的反叛精神还是为大家所称赞的。如刘鸿鸣在《王朔现象》中所提到的“王朔小说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批评力量，他让我们领略了转型期社会激荡、碰撞和现代都市的斑驳陆离、眼花缭乱的生活色彩以及人生现世的纯洁、善良和娇美，更多的是荒诞、调侃、虚伪、暴力、色情和无耻。他对生活的洞察、感受、穿透和表现使其小说真正具有认识价值”。王朔小说的叙事总是以嬉戏、轻佻的姿态准确的揭示出知识分子文化中的一些劣根性，对那些迂腐清高、自我膨胀的精英文化给予最痛快淋漓的嘲讽和挖苦。例如《动物凶猛》中，“在院门口，我碰见了许逊的妈妈，这使我很懊恼。这女人在院里正直得出了名。对待我们这些孩子就像美国南方的好基督徒对待黑人、经常把我们叫住，当众训斥一顿。虽然她儿子和我们一样坏，可这并不妨碍她的正直。我敢断定她十有八九会把上学时间在院里看见我这件事告诉我父亲，从中不难得出我逃学的结论。”其中的许妈妈就是作为一个迂腐的知识分子文化的存在。主人公的控诉代表了一个特定

时代的声音。王朔小说的反叛精神引领了市民文化的日益崛起以及对精英文化和严肃文学的消解。

二、“王朔现象”产生的原因

“王朔现象”从其实质上说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他的小说从一开始就有着强烈鲜明的文化快餐性质，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一种特有产物，“王朔现象”的产生并非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那个特定的时代选择了他作为一个时代的表述者。

（一）、时代背景：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承前启后的状态，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也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带动着全国个领域进入了一个全面转型的时期，在文化领域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长期禁锢，八十年代成为了一个思想解冻的时代，文化开始翻身。思想上的解放比肉体上的解放更令人感到欢欣鼓舞。但是，过于放纵的自由也必定与一定的腐朽糟粕相伴而来，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不仅普通民众逝去了道德依据，就连一向自认为清廉的知识分子也匍匐在了金钱的物欲大旗之下。出现了一时间的“文化的失范”。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人文精神、纯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从社会的中心地位滑向了社会的边缘，文化逐渐趋向于大众化。文化大众化成为一种文学潮流。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王朔带着他独具特色的作品犹如一匹冷傲的黑马，一个不小心爆出了那个时代的冷门。王朔的小说真正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他的“顽主”系列，他的作品总是以颠覆性的思想叙事方式打退那些占据主流地位的知识分子文化，王朔在作品中对一切看似美好、崇高、正统的情感及价值观进行了调侃，使其看起来就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笑话。到了九十年代，对于八十年代来说也许是一次文化的锐变，是对于未来的一种奠基，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九十年代是道德失落，文学没落，“文化失范”的年代，这是的王朔作为小说家和一个文化现象逐渐浮出了文化的海面，一些学者称其为“痞子文学”，对于痞子文学的评论也是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面对在八九十年代国家政治影响下的社会转型、经济大潮冲击、拜金主义大肆盛行的土壤和环境下，崇高不再，深刻退位，文化大众化、地摊文学、快餐文学盛行，痞子文学的盛行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适应了那个时代的要求，应运而生的。一时间，“痞”成为了一种流行风尚，“侃爷”吃香。在社会上，严肃文学终究是跟不上时代的潮流，逐渐干枯。文化让位给了市场，一时间大众文化铺天盖地的流行起来。

（二）、文学背景

八九十年代的文学背景也是王朔成为一种文学现象的一大原因。以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为基奠，文学界长期处于的受压抑状态土崩瓦解，突然而来的思想解放是王朔作品迅速占据了读者市场的文化背景，使王朔现象成为了八十年代后期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使“新写实小说”思潮崛起。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粉碎，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宣告结束，经过了十年文革的动乱，无数被卷入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知情、知识分子、受到迫害的官员以及一些城乡普通民众从“四人帮”的专制拘束下解放出来了，人民怀着重生般的喜悦和义愤，揭露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所承受的悲剧性的遭遇。反应在文学领域就是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开端，一批揭露“文革”黑暗历史的创伤小说纷纷涌现出来，就此，伤痕文学正式登上了历史文坛，成为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占据了文学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

在多数的“伤痕”文学作品还仅仅是停留在对这个社会和对人生的伤痕表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