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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

一、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理论溯源及实证分歧

所谓经济增长收敛性(convergence)是指在封闭的经济条件下,对于一个有效经济范围的不同经济单位(国家、地区甚至家庭),初期的静态指标(人均产出、人均收入)和其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落后地区比发达地区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导致各经济单位期初的静态指标差异逐步消失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逐步成为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热点问题之一。Bernard(1995)认为,“新古典模型最激动人心的特征之一是其在收敛现象中的应用”。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假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而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没有使这一假说得到统一的确认,甚至还对这一假说的技术方法产生质疑。但是,经济增长收敛性假说蕴涵的独特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为其作出更加广泛细致的研究。

Ramsey(1928)等的研究表明,在新古典框架内,对于一个封闭经济,各地区人均增长率可能与人均收入或人均产出水平存在反向关系。特别地,如果存在相似的技术结构和偏好,落后地区比发达地区增长的速度要快,经济收敛现象就会出现。Baumol(1986)在收集整理16个工业化国家1870年至1978年的人均收入数据加以回归研究后认为,自1870年以来,经济收敛现象在这些国家表现得非常明显。Delong(1988)则通过两个疑问证实Baumol的结论不可信:其一,Baumol的实证样本时间跨度太长,一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其间已衰落为不发达国家;其

二,实证检验误差太大,对1870年有些国家的人均收入估计是不准确的。出于以上原因,难以证实收敛现象的存在。

20世纪90年代,对收敛性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虽然在新古典框架内增长的收敛性得到确认,但是有关研究的实证分析过程却遭到了激烈的反对。Rebelo(1991)认为体现新古典思想的收敛现象在世界经济中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另一方面,他强调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特别地,Mauro和Godrecca(1994)用Barro和Sala-I-Martin的分析方法研究了意大利地区的收敛现象,结论却完全相反,收敛假说在意大利被拒绝,数据检验发现意大利的南方和北方存在着经济双元化特征。Pagano(1993)研究了欧共体国家的产出率和收入的收敛现象后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冲击以来,这种收敛过程已经停止甚至走向发散。此外,Bernard,Durlauf(1995)提出用新的时间序列分析技术来研究收敛假说,他们认为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是短期动态波动和长期稳定增长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如果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包含着一种随机的增长趋势或特征值,这意味着在不同国家的产出收敛中有相同的不变成分,而协整理论提供了检测这些成分的适宜途径。根据这种思想,他们实证分析了1900年至1987年15个OECD国家的数据,证明了收敛假说的无效性。深尾京司、岳希明(2000)整理分析了日本1955—1973年间各县的数据,认为日本地区间收入水平存在收敛现象,但新古典框架内的索洛模型收敛机制在日本并不存在。

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比较少,针对收敛性假说在中国的实践论证并不充分。研究成果中有代表性的是魏后凯(1997),较全面地研

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沿用Barro和Sala-I-Martin分析方法计算了自1978年以来各地区省份产出差距收敛(β收敛)和部门产出差距收敛(σ收敛),即无条件收敛和有条件收敛,认为中国各地区GDP差距大约以每年2%的速度收敛,但从发展阶段来看,1978—1985年各地区人均GDP的收敛速度相对较快,而1985—1995年则不存在显著的收敛性。宋学明(1996)也认为1978年各地区人均收入与1978—1992年经济增长率呈反向关系;把国有工业生产总值占工业生产总值在1978年超过80%的省份与其他省份分离以后,新古典增长理论仍然适用。申海(1999)分析了1978—1996年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数据,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存在比较明显的β收敛,并且分别采用四组数据计算β系数,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是人均GDP收敛快于人均收入的收敛。Chen,Fleisher(1996)用部门截面(panelsection)数据分析了中国各省1978—1993年的人均GDP后认为地区间存在条件收敛,收敛速度主要取决于资本系数、就业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外国直接投资和沿海区位。但是,笔者发现,以上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地区间是否存在收敛现象,收敛速度如何,收敛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而对索洛模型的收敛机制在中国的运用没有涉及,对产生收敛的原因也没能给出完满的解释。本文在分析各地区时序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做出对中国1981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独立判断,并研究新古典的收敛机制在中国的实现问题。

二、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实证分析

(一)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静态指标分析

首先解释一下数据资料的选取情况。本文集中分析中国各省份1981年至1998年间数据,样本长度是18年,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年鉴》。考虑到样本的选取对收敛性的检验和结论有一定影响,本文选取划分样本区间的理由有两方面:(1)尽量与以前的研究成果保持时段上的一致性,但适当更新具体年份数据,以便既能与以前的研究成果相互印证又使得出的结论有一定的更新成分。(2)划分收敛区间主要根据宏观经济的波动状态和经济运行的体制环境改变来确定。分为两个区间,即1981—1989年和1989—1998年,前一时段总体上是宏观经济波动的平缓期,计划机制在经济运行中仍占主导地位,但正逐步走向衰落。体制改革主要在农村领域内展开,市场机制对经济运行只起着辅助性的调节作用。后一时段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期,而政府积累的宏观调控经验逐步成熟,计划机制的职能和范围逐步萎缩和减小,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逐步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从整个转型期的样本区间来看,以1989年作为分界点比较合理。

通过计算各年份各省经济产出增长的变异系数(标准差/平均值)和绝对差率(各地区产出最小值/各地区产出最大值)分析各省份的产出水平差距。自1984—1998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呈现明显的波动状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4至1990年期间,变异系数逐年减小,从0.76降至0.62。绝对差率同期同步增大,从0.11增至0.14,表明地区差距逐步减小。而此时段,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慢。1990年由于双紧措施的出台使经济增长急剧回落;1990年至1993年期间,各地区变异系数逐步增加,从0.62增至0·71,而绝对差率逐步减小,从0.14降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