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茶诗看宋诗的“茶性”

从宋代茶诗看宋诗的“茶性”

摘要：进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陆羽《茶经》一出，饮茶之风遂起。由此，饮茶真正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出现在士人阶层，尤其是在宋代。其突出表现就是大量文人茶诗的创作。笔者认为，在这样长期的文化活动中，茶已经从审美对象转化为审美思维本身，乃至成为宋诗的根本属性之一。因此，本文拟就宋人茶诗切入，力求对宋诗中的茶性作深入的把握。

关键词：宋诗茶诗茶性

一、茶诗的盛行和茶性的浸染

虽然“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进门七件事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茶在中国人生活中的位置，但这里终究是作为一种饮品。究其作为一种文化元素乃至审美思维浸淫在民族血脉的根源，其实是在北宋初期广阔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经过唐时的一番洗礼与更进，品茗到了北宋已经成为一项具有代表性的文人活动，无论是在茶叶的烘焙、品茗的程序还是在茶理的总结上皆取得了显著成就。不用说像欧阳修、苏轼、黄庭坚这样的文人，就连皇室也不由得加入到这场盛事中来。早在宋太祖时就专门设立了专制贡茶的地点——北苑，并以模具为龙凤图区别于庶人之饮。到了咸平年间，丁谓始创龙团凤饼，四十年后经蔡襄改造又诞生了小龙团茶，成为无比贵重的茶之精品。欧阳修《归田录》中记载：“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小团，凡二十八片，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尝南郊致

斋，两府共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镂金花其上，盖贵重如此。”欧阳公辛劳一生亦不过蒙赐一饼，其重可知。

“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唯饮茶”（欧阳修《茶歌》）；“衰病万缘皆绝虑，甘香一事未忘情”（蔡襄《和孙子翰谢寄茶》）。仅从这两句，茶对文人的重要性就可见一斑。宋徽宗《大观茶论》有言：“荐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随着茗事的兴盛，茶诗的创作也达到了一个高潮。宋代许多名盛一时的文人如王安石、欧阳修、苏轼、梅尧臣、范仲淹、黄庭坚、秦观、陆游等，都留下了不少咏茶的诗作。文人对茶在“品”而非“饮”。饮茶得之快感，品茶得之美感；饮茶意在解渴，品茶意在情趣。正是这些与品茗相对的诗作使得茶成为了一种审美对象，而喝茶也从单纯的解饮转变为一种艺术活动。除却“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苏轼《汲江煎茶》），“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贡宜先百物新”（欧阳修《和原父扬州六题·时会堂二首》）这些对煮茶过程和茶本身的直接描绘，茶诗大抵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借物抒情的“托象”式展现，此外则是沟通物我天人的“神遇”式阐发。

所谓“托象”即是指将外物作为媒介，驰骋心目，托物言志，通过对外物的评述来抒发自己的情怀。作为性清且雅的尤物，茶自然是很好的选择。譬如范仲淹在其著名的《和章岷斗茶歌》中提到的“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

欲乘风飞”两句就化用了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之典并结合了茶泠然之性，其政治抱负跃然纸上。次又以饮茶比升仙，满溢着对高洁、自由的向往之心。又如苏轼《试院煎茶》中所言：“我今家贫常苦饥，分无玉碗捧娥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家贫而未弃饮，简约其具亦可得其真味。淡泊安宁、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以及贫苦生活中的达观心态由此表露无遗。这都是在借的茶的属性抒发自我的抱负与追求。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如“岂知君子有常德，至宝不随时变易。君不见建溪龙凤团，不改旧时香味色”（欧阳修《双井茶》），“要及新茶碾一杯，不应传宝到云来。碎身粉骨方余味，莫厌声喧万壑雷。”（黄庭坚《奉同六舅尚书咏茶碾煎烹之一》）等等。

宋人茶诗的另一种表达是“神遇”式的阐发，即以茶作为一种带有“灵性”的媒介进行与形而上的沟通，最终至于“与万化冥合”的境界。例如苏轼《参寥上人初得智果院》中的一联：“茶笋尽禅味，松杉皆法音”。这是说佛性自在万物之中，需从寻常处体味。在这里，茶显然具有了佛性，象征了朴素中的空寂豁达，正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表征。又如朱熹《咏茶》诗：“啜罢醒心何处所，远山重迭翠成堆。”表面上只是单纯的景物描写，实则韵味深厚。品茗方罢，茶香未去，内心清明之际一时似仙似梦，一抬头，窗外远山重迭，翠色空蒙。此刻，人与万化产生了微妙的呼

应，尘虑散尽，有的只是寄心天地的悠远与豁达。

品茶讲究妙和自然，超凡脱俗，而茶又具有“和”、“清”、“静”、“寂”等与中国传统哲学观念相吻合的性质，因此茶在文士中的流行也在意料之中。随着茶文学的长期发展，茶逐渐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具化的代表融入到文学创作的审美思维中，让原本作为审美对象的茶成为了审美本身。这样的转变使得不止是茶诗，就连宋诗整体都具有了一种茶性，最后甚至成为了宋诗的一个重要的审美追求。“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能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苏轼《送参寥》），这是苏轼对此的理解。然而这“由显入隐”的转变过程实非“空静”二字可以涵盖，下面就对茶性在宋诗中的体现展开具体的分析。

二、宋诗中茶性的体现

《大观茶论》有云“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矣。冲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在中国哲学中，天地自然可谓是至上的，而茶作为一种饮品恰恰正是天精地华的产物。且茶的醇厚蕴藉提供了丰富的形而上生成可能，因此关于茶性的定义也就不可能一概而论。故本章概择貌简意丰，淡泊清新，虚静广阔，苦韵内敛四方面探讨茶性在宋诗中的表现。

貌简意丰

随着品茗活动的兴盛，对于其过程与材料的要求也越来越繁杂。

器具、水源、茶叶本身乃至冲泡方式缺一不可，这当然是茶文化的重大发展。但如果执着于这些外在，则违背了品茶的本义。沸水入壶，翠叶翻起，讲究的是尘滓净尽，简约和畅。当茶水过齿入喉，却又蕴了无限意味在这简约之中。“茶笋”之所以演绎出“禅味”也正因了这貌简意丰。在宋诗中，这样的属性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苏轼的名篇《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几乎不见什么修辞，只以叙述议论完篇，然而在平淡简约之下却充满了一种哲思的圆融。又如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将读书之理喻为源头活水，简单而恰当，与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并非所有貌简意丰之作都有明确的意义指向，而正是那些不可言说的才更接近茶性本身。譬如蔡珪的《霫川道中》：“小渡一声橹，断霞千点鸦。诗成鞍马上，不觉在天涯。”简单的景物罗列，然而苍凉背景下达观的安闲却充斥于文字之间，氤氲自然，毫无斧凿之气。这便使貌简意丰最切合的体现。

淡泊清新

茶性的另一特点是淡泊清新。味虽淡却自有一种坦然与广阔，一种新发于枝的生命力漫荡其间。陆游有句云：“取琴理曲茶烟畔，看鹤梳翎竹影间。不为新晴宜着句，拟将幽事破除闲。”（《秋霁》）茶是清新幽雅之物，品茗使得日常生活的闲散单调变得充实而有

味。“取琴理曲茶烟畔，看鹤梳翎竹影间。”正是这般淡泊清新的雅趣才生出了如此淡泊清新的句子。然而不仅是茶诗，整个宋诗中，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苏轼《惠崇春江晓景》）简单的自然景物，清新的语句，淡泊的氛围下透出的是满纸的“春气”。又如“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南楼一味凉。”（黄庭坚《鄂州南楼书事》）的清新洒脱，了无尘心。除此之外陆游的《小园》，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等皆是这样的作品。“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如此香茗之功，于文字亦当有之。

虚静广阔

除了貌简意丰、淡泊清新，茶性的另一重要表现是虚静广阔。在学习茶道体味中国茶文化时，这一点往往最难把握。因其玄空，且具有丰富的形而上指向，所以对此的表述也因人而异。所谓虚静广阔是指在品茗过程中感受到的与万物为一的绝对安宁和与天地并

生的博大空阔。这样的氛围在宋代茶诗中有很明显的表现，如陆游《北岩采新茶用忘怀录中法煎饮欣然忘病之未去》一诗：“槐火初钻燧，松风自候汤。携篮苔径远，落爪雪芽长。细啜襟灵爽，微吟齿颊香。归时更清绝，竹影踏斜阳。”在林中以槐树取火，配以松风煎水，当真是清绝。在这样的虚静与广阔之中，诗人甚至都忘了

自己还在生病。特别是最后一句“归时更清绝，竹影踏斜阳”完全将作者的心境与这首诗本身具有的意境点出，如此不难发现，当时的诗人们已经有意识的把茶性融入到文学创作中去了。然而茶性的表现更多的是隐性的，即脱离了茶本身。譬如梅尧臣的《鲁山山行》“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的虚静；又如黄庭坚《登快阁》中“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的阔大。天地即在目前，却并不是“大江东去”的“壮怀激烈”，而是彻底的虚静。虚并不是空，而是混沌，一如天地伊始的模样。由此人与天地不再是芥子之于沧海而成了无限之于无限。茶能促人顿悟，想诗中之茶性亦然。

苦韵内敛

茶性虽清，却氤氲着一丝苦味。然而这也并非黄连胆汁那般深刻刺激的苦。茶的苦是内敛的，蕴藉在茶汤里，在与舌接触的一瞬慢慢渗透开，仿佛滴墨于水。因此，茶的苦或应称之为“苦韵”更为妥帖。苏轼的《试院煎茶》里，除却上文提到的乐观通达之态，不也蕴含着一些隐忍的苦涩吗？然而这就是茶之苦的特异之处了，它总是与“回甘”同时进行的。当茶之苦韵蔓延于舌面总有一些淡淡的甜气从舌根升腾而上，因此，它从来不是绝望的。因而苏轼言“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苏舜钦有一首与之相似却是从景物描写表现的诗：“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淮中晚泊犊头》）

冰冷的环境，茕茕孑立的人，内心的孤寂自是不用言说。然而在这之外却还是“时有幽花一树明”，这即是苦韵后的回甘。再如陈师道《示三子》一诗：“去远即相忘，归近不可忍。儿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喜极不得语，泪尽方一哂。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本是长久离家后的重逢，感情的波澜可想而知，而此诗对辛苦的表达一直是内敛的。归家前的不安，对儿女记忆的模糊，以及团聚后心中的忐忑虽然令人心酸，然而毕竟是团圆了。没有大吵大嚷的宣泄，只是心里有那么一些不放心，有那么一些如梦之感。如是内敛的表达在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沈园二首》，杨万里《初入淮河》等诗作中也有所表现，此处不再赘述。

虽然以上是对宋诗茶性四方面的分别分析。然而在实际诗作中，这四个方面往往是掺杂或者同时出现的，淡泊清新的诗句也可以貌简意丰，虚静广阔的诗句也可以苦韵内敛。上文只是为了表述清楚特举了某些诗作中最突出的方面具体而谈，特此说明，以正其意。茶性之所以能成为宋诗的一大特色自然是有其必然原因的。首先是统治者为代表的上层社会的倡导，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就是最好的例子。有了上层社会的引导，饮茶之风就最为自然地流行开来。在文人士大夫们将饮茶改造成为一门艺术后，其作为审美思维的渗透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不同的艺术门类总是在相互影响的，品茗之于写诗在文人社会中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当然也不例外。其次，茶性的渗透与佛教的盛行也有很大关系。早在唐朝圆悟克勤

禅师就提出“茶禅一味”的命题。茶作为佛性的具化在参禅之风大起的年代自然会盛行。文士们品茗，研习茶理，将之作为引起顿悟，达到禅境最高追求的方式。另一方面，当诗作需表达难以名状的禅理时，茶无疑也是极佳的具象选择。除了这两个方面，笔者认为宋朝独特的精神取向也是宋诗茶性的一大缘由。宋之前是我国封建社会也是诗歌的全盛时期——唐。为了在唐诗的高度下确立自己的地位，宋诗就必须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且宋朝一直处在相对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崇文不尚武，从“杯酒释兵权”就已经注定这不可能是个强悍的王朝。然而文化事业在这时却得到空前的发展，文人雅士追求着精致的生活并将之带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因此，宋诗茶性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了宋人个性的缩影与脱离唐诗光环

的宣言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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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乐曲（1991.5—）男，江苏盐城市人，学历：本科，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