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外交探析

文化外交探析
摘要：文化是一种力。

作为构成软权力的重要因子，文化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和
平时期均可谓一把优雅的兵不血刃的杀手锏，是国家建构软实力的重要战略依托。

文化外交即是以文化的手段谋求国家外交战略的实现。

本文将对从文化、软权力
等多个方面透视文化外交，并结合美国文化外交的实践案例，力求管中窥豹，对
文化外交做一个全景式的展现。

以飨读者。

关键词：文化；软权力；外交；政治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指出“国家把文化作为‘大脑’中的参照框架，以此确定自己的身份、利益和思维方式。

”文化作为社会创造意义的一系列价值观和实践的，建构了一个国家决策议程的深层次的环境。

它渗透到国家的每一寸土地，对一国外交的目的性和宗旨有着相当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外交不能忽略文化”，具体实践中一国的外交也绝非单单为了解决国与国悬而未决的争端而运用的具体谈判技巧，更具有文化价值传播航道的功用。

文化外交则是指一国政府主导
下的以文化“软实力”为凭借的，为谋求实现某种战略意图的对外文化活动。

孙英
春将其定义为“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以主权国家为主体，是国家在一定
的对外文化政策的指导下，以文化手段呈现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家影响的外
交活动。

”1
一、文化与“软权力”
关于“文化”的缘起，《易经》中有“物相较，故曰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1963年人类学家艾尔弗雷德•克洛依伯（Alfred Krueger）对文化下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定义即“文化由外层和内
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文化的符号传播方式，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的行为的决定因素。

”由是，文化规范着国家外交乃至一切政治决策可供选择的范围，并对解决这些问题具有
决定性的作用。

如美国学者洛弗尔描述的“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某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

”2因此，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学者路易•
多洛（Louis Dolor）将国际文化关系认为是相对于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第四
个维度”。

而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提到帝国主义控制世界的三个方面，即政治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以及文化帝国主义时也曾指出“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是最微妙的，……它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

”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约瑟夫•提出“软权力”概念，即“一国通过自身的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在国际事务中实现预期目标的能力”，目的在于“不战而屈人
之兵”抑或“兵不顿而利可全”。

他将“文化”视为建构软权力的主要资源之一，并认
为“当一个国家的文化涵括普世价值观，其政策亦推行他国认同的价值观和利益，那么由于建立了吸引力和责任感相联的关系，该国如愿以偿的可能性就得以加强”。

（11页）不过，他指出这种“软权力”产生功用并非“即时收益及具体回报”，而“通常具有扩散漫效应，产生的是一般性的影响，而非某种具体易测的行为”。

这种柔性权力的建构充分展现了文化的政治效应。

荷兰历史学家罗伯•克鲁斯（Rob Koreas）指出，早在20世纪的消费革命之前，19世纪欧洲有关航线及移民社会
的海报就勾勒出了美国西部作为自由象征的形象，年轻的欧洲人“长大后建设的富有意义的世界带有美国的因素和象征”。

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
也曾讲到“对我们国家来说，与那些曾在这里接受过教育的未来世界的领导人们的友谊是最宝贵的财富，我想不出比这更具有价值的东西了”。

二、文化外交的历程
文化外交可谓源远流长。

据美国前新闻署高级官员理查德•T•安特（Richard Taint）博士研究，至少三千年前，文化外交就已成为国王们的首要外交手段。

现
有的文字资料显示，铜器时代的文化外交已成为人类要求进步的一种规范。

中国
唐朝玄奘西行取经，元朝马可波罗访华以及明成祖时郑和下西洋等等都属于宽泛
意义上文化外交的范畴。

在西方，古罗马和波斯都曾将文化视为其战争的一部分。

特别是罗马文明在学识、秩序、繁荣和娱乐等文化方面的优势都曾在其征服意大
利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近代国际关系中，作为第一个
通过官方途径广泛进行宗教宣传、教育输出以及慈善事业等文化项目的国家，法
国可谓大国文化外交的开拓者。

特别是自19世纪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就开始
通过法兰西联盟（Alliance Francoise）对外推广法国语言文学，目的在于“借此修
复被击碎的国家威信”。

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自20世纪中叶以来，许多国家特
别是西方国家，都开始利用文化手段推行本国的战略和政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

在当今国际社会，和平性时代潮流不断挑战政治与军事高压的合法性，特别
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开展以及技术的扩散，使得国际政治的霍布斯体系逐步
向格劳修斯的国际社会转变，一个具有“多渠道的联系”、“军事力量不起作用”、“问题之间没有等级之分”特征的复合式相互依存网络日趋成型。

内政与外交界限
模糊，作为内政之延续的外交随着国内现代化的加速呈现决策过程的公开性与透
明度的提升。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也使得各种文化不断突破文化地域和文化
模式的限制而走向世界，逐步将本文化中的诸多要素转变为人类文化共享的资源，并形成一种文化的“增量空间”，基于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基础上的文化冲突与互动
也加深。

“文化作为一种看不见的起长远作用的、发挥潜在深远影响的战略资源，逐步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文化外交作为一种文化互动的平台，更是体现了国家意志传输的一种柔性方式，在国际政治中可谓是“润物细无声”，它摆脱了“大棒”与“胡萝卜”的羁绊，并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发挥着“间接权力的倍增器”（Force Multiplier）的功用。

无怪乎连传统的现实主义者乔治•凯南（George Keenan）也高度重视“以文化接触为手段来打消世界舆论对美国的负面印象”，并“愿意为此用所剩的全部政治宣传储备来换取单纯用文化接触就可实现的结果”。

在上文中笔者着力于文化外交的学理分析，在下里笔者会以冷战期间美国文
化外交实践为案例来对文化外交的图景，包括主体、客体以及战略技巧等等作一
个简单的阐述。

三、美国的文化外交
著名的社会学家西摩•马丁•利普赛特写道“美国人是乌托邦式的道德家，他们
试图让德行制度化、铲除邪恶的人并消灭邪恶的制度和实践”。

“美国人期望本国
外交政策中的任何举措都符合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价值观、精神旗帜和传统。

外
交和内政一样，美国的政策应当符合美国人对于自由、公平、正义、民主和其他
重要理念的信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国由于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上的冲突导致冷战的爆发，随着北约华约的对峙以及苏联爆炸原子弹的成功，世界权力
体系最终形成了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界的美苏两强争霸的均势格局，并具有
核恐怖威胁下相当大的稳定性。

冷战期间自杜鲁门以后的美国历届政府对苏联共
产主义阵营均采取一种遏制战略，此时美国的文化外交明确服务于美国外交“遏
制”。

基辛格博士就曾指出“美国不仅只是为了维持力量均势而在世界上继续有目的地存在下去；除了为了力量均衡，还要推广美国的观念和价值”。

在政治经济军事“冷战”的态势下，“柔性”的文化外交便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特点，在“赢得人心和思想”（to win heart and mind）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8年美国国务院设立“文化关系处”（Division of Cultural Relations），标志
着美国文化外交的开始，时任总统罗斯福坚信“美国的安全有赖于跟其他国家的人民对话并赢得他们支持的能力”。

1942年美国学者拉尔夫特纳（Ralph Turner）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关于对外文化关系的“特纳备忘录”，明确提出了“文化外交”的理念，强调美国的对外文化工作必须契合国家的战略需要，与政府的政治经济等议程设定相一致。

这份备忘录也成为历史上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由“自由主义传统”向“强权政治的工具”转变的重要指导方针。

同时，美国的文化外交的主体呈现出政府主导下的多元色彩，包括个人、私立或国立大学，各种形式的文化和教育基金会，以及从事文化、教育和技术援助的各类机构。

1948年根据美国参议员富布莱特（William Fulbright）提出的法案，美国利用向国外推销战争剩余物资所获得的、由政府直接支配的国外资金，开启了延续至今的大规模国际学术和文化交流活动，被汤恩比评价为“二战以来世界上最慷慨、最富有想象力的事物之一”。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福特基金会、美国学会联合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与美国110所大学院校合作开展学生和教员交流，约有70万人参与了这些文化和学
术交流。

3据雷纳德•瓦恩莱特纳称，美国的这些文化项目被“吸入了气势汹汹的
反共外交政策的漩涡中”。

“尽管苏联政府限制这种交流的规模，1958年至1988
年间已有5万苏联人访问美国，其中包括作家、学者、官员、音乐家、舞蹈家等等”。

这种“交流对苏联而言就是特洛伊木马，他们对苏联制度的侵蚀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这种交流多年来持续影响了更多的人。

”（48奈）
这些文化外交的功用显而易见，以冷战的结束为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美苏出现第三次缓和局面。

一方面美国布什总统实施“超越遏制战略”，对苏联由单纯的遏制调整为通过和平演变使苏联的政治制度发生变化，积极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文化外交，以“争取把苏联作为一个建设性伙伴纳入国际体系”；另一方面，新上任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战略，强调“全面
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的社会主义，放弃对信息入境的干扰策略，撤销了大部分的干扰电台。

以广播电台为例，1987年1月根据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指示，苏联相继停止了对BBC、美国之音等多家对苏广播的干扰。

1988年初最后又停止干扰自由广播电台。

根据有关调查，1985年时候，苏联16岁至30岁的青年人中已有63%的人在收听西方广播，到了1987年这个比例已上升为83%，其中
高达46%的人每天收听时间超过一小时。

同时期的东德已有80%以上的电视观众收看联邦德国的电视节目。

4而对苏联阵营市民影响最大的媒体正是西方社会“敌视苏联及社会主义“的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

通过宣传“东欧比较年轻的一代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传统的社会价值越来越不抱幻想”，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非但没有消失，相反，它在青年一代身上“找到了沃土”。

“他们于是起来要求自由民主，这就是国家发生动乱的原因”。

590年代初，苏联解体。

四、结语
汉代《说苑》中说“圣人治天下者，先文德而后武功。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唐人杜佑《通典》中有“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务先服其心”。

文化的力就在于“能够对他人施加影响和控制”，是一种不可化约又极为显著的重要的力。

这种力可以“通过观念的吸引力和确定政治议程”来塑造他者倾向，
以实现自身的战略意图。

约瑟夫•奈强调“在传统的力量政治世界中，典型的问题
是谁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能赢。

在信息世界中，政治‘可能最终依赖于谁的故事能编’”。

傅立民也指出“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接近可以便利国家间的交往。

共有的价值
观念能够减少在相互认识和理解上的误区。

……有可能导致各国在所关注问题上达成一致。

而共同关注的问题为各国采取联合或协调行动和谋求维护它们的共同利益，提供了强大的感情基础。

”6文化外交在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均可谓一
把优雅的兵不血刃的杀手锏，是国家建构软实力的重要战略依托。

当然，这种力
具有缓释性，也多少氤氲着强大的“硬权力”的气息。

参考文献：
【1】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
290页。

【2】李智，“试论美国的文化外交：软权力的运用”，《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2期，第64-69页。

【3】胡文涛，“美国早期文化外交机制的构建：过程动因及启示”，载《国际论坛》2005年第4期，第66页。

【4】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5】童兵，“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熟悉误区”，载《新闻大学》2004年第3期，
第20-24页。

【6】傅立民，《论实力：治国方略与外交艺术》，刘晓红译，北京：清华大学
出版社，2004年，第8页。

作者简介：
郝江东，男，24岁，汉族，山东省菏泽市单县人，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2010级硕
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