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茅盾（１８９６—１９８１）是伟大的作家、文艺批评家、文艺理论家、革命文艺运动的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留下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半个多世纪的文艺生涯中，茅盾以文学巨匠的多才多艺的创造，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不仅以《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等优秀的文学作品，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实绩，而且以数百万字的理论著述和文艺批评，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和文艺理论的内容。茅盾早期曾发表过《现代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文学与人生》、《文学上各种新派兴起的原因》、《论无产阶级艺术》等大量的文艺著述。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曾担任文化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务，在繁重的行政事务之余，他先后出版了《鼓吹集》、《鼓吹续集》、《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反映社会主义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等多部文艺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自１９８４年起陆续出版了４０卷本的《茅盾全集》，约１２００万字，收录了他的全部文学作品及文论著作。此外，尚有《茅盾译文选集》问世。他的作品已译成多国文字。

在长期的文艺实践中，茅盾对中国文艺理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

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在批判地总结了古今中外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特点，逐步形成的丰富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为建立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奠定了基础。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就不断地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成为我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在这个过程中，茅盾继鲁迅之后，又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为中国的新文艺探索出一条

现实主义的道路”

［１］

。今天，我们研讨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不仅可以透视到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发展历史的某些“本质和精神”，而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茅盾不同于闭门书斋的学者，他是活跃在新文学战线上的一名战士，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随着时代的进程、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而逐渐明确化、深刻化的。

五四运动前夕，茅盾通过《学生与社会》等论文，显露了“投袂而起”，以改革社会为己任的少年意气。狂飙突进的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同时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当时欧洲各种各样的文艺思潮，伴随着社会思想潮流涌入中国。面对五花八门的文艺新说，茅盾的态度是既不贸然盲从又不轻易反对，而是冷静地分析各种外来事物的真相，以

“合于我们社会与否”为衡量的准则。经过探本溯源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茅盾选择了现实主义。他认为，提倡现实主义，不仅对于当时中国社会人生的改造是十分切要的，而且，也完全符合文学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五四运动过后，茅盾加入了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运动的自觉参加者与组织者。他在文学活动中，开始关注文学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在１９２１年出版的《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中说，近代文学之所以重要，就因为

“它是社会的工具，是平民的文学，是大多数平民生活的反映，是大多数平民要求正义人道的呼声，是猛求真理的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茅盾竭力倡导“为人生”的艺术，１９２２年７月底，他在宁波中小学教师暑期学术演讲会上发表的演讲《文学上各种新派兴起的原因》中说：“文艺是人生的反映，是时代精神的缩影，一时代的文艺完全是该时代的人生的写照。”同时还完整地说明了作家与作品、生活与作品的关系，并反复强调“表现人

论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李荣启

重庆社会科学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７年第７期（总第１５２期）

Ｎｏ．７，２００７（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１５２）

摘要：茅盾对中国文艺理论最突出的贡献是其丰富而又系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随着时代的进程、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而逐渐明确化、深刻化的。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具有强烈的时代性、鲜明的实践性和理智的开放性。

关键词：茅盾；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０１８６（２００７）０７－００４６－０４

作者简介：李荣启（１９５５－），女，北京人，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生，宣传新思想”是“现代文学家的责任”。这些观点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反映论。

从１９２５年开始，茅盾早期文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无产阶级文学观的确立和发展阶段。同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艺术》、《告有志研究文学者》、《文学者的新使命》、《现成的希望》四篇文章，是其无产阶级文学观确立的主要标志。这四篇文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无产阶级文艺形成的历史过程，文艺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形式、社会作用和对文学家的要求等。由过去笼统地空泛地谈论文艺“为人生”，到赋予“人生”以阶级内容。他针对过去自己的全人类生活、民众生活的提法，明确指出：“文学实是一阶级的人生的反映，并非是整个的人生”；［２］他认为应该抛弃笼统的“民众艺术”的口号，换上一个“头角峥嵘，须眉毕露的名儿——

—这便是无产阶级艺术。”［３］在文学的任务和使命上，也由过去含糊地指出文学应揭露“黑暗腐败的现实”、

“时代的缺陷”、

“旧势力的压迫”，到直截了当地指明文学应描写“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陷于悲惨的境地”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解放”，［４］进而明确指出：“文学者目前的使命就是要抓住被压迫民族与阶级的革命运动的精神，用深刻的伟大文学表现出来，使这种精神普遍到民间，深印入被压迫者的脑筋，因以保持他们的自求解放运动的高潮，并且感召起更伟大更热烈的革命运动来！”［４］茅盾的这些文艺见解显然较前一段提倡“为人生”的艺术时更为科学、系统、深刻，至此，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形成完整体系。

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２７年，茅盾因参加北伐的革命工作，无暇顾及文学研究。大革命失败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才又在东京先后写了《从牯岭到东京》和《读〈倪焕之〉》两文，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谈了对文学问题的一些看法，如怎样防止革命文学中的“标语口号文学”的倾向，如何看待文学描写小资产阶级问题及文学表现时代精神等问题，运用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剖析文学创作，对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做了某些补充和发挥。１９３０年春，茅盾从日本回国后，更积极地投入了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运动，在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文化围剿的斗争中，一直站在先驱者的行列。

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又飞跃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他认为《讲话》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把从“五四”到那时的文艺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分析解决得全面透彻，指点得格外亲切。因此，觉得自己读完《讲话》后，感到心情舒畅，精神陡然振发起来。在《讲话》的鼓舞和指导下，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焕发出了鲜明的时代性和革命性色彩。总之，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凭借文学反映时代与人生的客观真实性，实现为被压迫被损害者、

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革命解放事业服务的功利目的，这是茅盾几十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和始终坚持的原则。

建国以后，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更加成熟。他针对当时国内开展的现实主义讨论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以高度的思辨能力和独特的创新精神，从中国到欧洲的文学发展和文学流派演变的历史中，对现实主义理论给予宏观性的透视和扫描，努力宣传和阐释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对前苏联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茅盾认为有不明确、不够全面的缺点，因之，他赞同毛泽东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认为“两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的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应该成为我国文艺工作者努力探索并运用于实践的惟一正确的指南。他在提出学习运用“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同时，又屡屡告诫文艺工作者：不要把“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做肤浅的理解，不能把它庸俗化。在其后的文艺实践中，他发现“两结合”的结果并不理想，随之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眼光，率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当时许多作家虽然在小说、戏剧、诗歌的创作中，努力运用和实践“两结合”创作方法，“但还没有十分成功的作品，因此，理论家暂时无从总结经验，对‘两结合’做出明确的具体的解释。”［５］

１９５８年发表的《夜读偶记》，充分体现了茅盾的睿智与见解。该书坚持以唯物史观总结中外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力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指出：阶级斗争的发展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现实主义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次是现实主义本身的艺术发展规律，同时又指出阶级斗争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即被剥削阶级创造的文学作品，便产生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剥削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和制度而创造的文学，就形成了反现实主义的文学。由此他得出了一条结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是文学艺术发展的主流。由于受社会时代与理论思潮的影响与制约，他的这些分析论述，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偏差，有些论者不同意茅盾的这些看法。尽管如此，笔者以为，作为对文学艺术发展规律的探讨，茅盾的见解仍然是有价值的，它将促进人们对这些问题做深入的研究与思考。

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在形成、发展中，虽然受到前人文艺学说的影响，但却是经过自己的思考、探究而结出的富有独特性的理论成果。他并不是一般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倡导者，而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家。考察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不难看出以下特征：

１．强烈的时代性

茅盾对于革命现实主义时代性的探讨有着系统化的理论主张，他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必须是时代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