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景观发展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风景园林事业也蒸蒸日上。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欧美的一些设计作品逐渐被介绍到国内，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但是，这种介绍大多是零散的，不够全面和系统。

西方现代园林的发展到底走的是什么样的道路，曾产生过哪些设计思想和流派，它发展到今天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呢？通过查阅大量的书籍文章，以及对德法等国一些现代园林作品的考察，笔者收集到了关于欧美现代园林发展的一点线索，在这里呈现给大家，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对这一问题的更完善的研究，为国内风景园林的发展借鉴国外经验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四、欧美现代园林的发展
1.战后美国风景园林的发展和第二代风景园林师的涌现
在美国，从50年代末开始，城市更新成为州的政策，州际高速公路计划逐步实施，市郊居住区的建设导致了美国新镇运动的再生，设计的机会迅速增加，园林设计的领域已经变化。

虽然小尺度的私人花园、庭院设计仍在继续，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园、植物园、城市开放空间、公司和大学园区、自然保护工程使设计者在一个更广阔、更为公共的尺度上工作。

随着社会生活问题越来越多的冲击，新的主顾除了公司、团体以外，还有当地的和各级政府部门，他们的动机是平凡的和功能的，如提高建筑物及城市中心的形象，改善城市的环境质量，或者迫于各种政治或社会团体的压力。

新的园林常常必须有多种的角色，如休息和娱乐。

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和受日本枯山水的影响，硬质景观大量出现。

新一代的优秀设计师不断涌现，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劳伦斯·哈普林。

哈普林
哈普林（L. Halprin）生于纽约，曾获植物学学士和园艺学硕士。

他于1943年转向风景园林专业，并进入哈佛大学学习。

此时，“哈佛革命”的三位带头的学生埃克博、克雷、罗斯均已离开学校，格罗皮乌斯，布鲁尔（M. Breuer）和唐纳德仍然在哈佛教学，向学生们灌输现代设计思想。

哈普林在建筑课的同学有约翰逊，鲁道夫，贝聿铭。

二战以后，他到旧金山丘奇的事务所工作，并参与了丘奇最著名的作品唐纳花园的设计。

1949年，哈普林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开始了创造自己独特风格的历程。

哈普林早期设计了一些典型的“加州花园”，为“加利福尼亚学派”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是很快，曲线在他的作品中消失，他转向运用直线、折线、矩形等形式语言。

1961年为波特兰市设计的一系列广场和绿地，是哈普林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三个广场由一系列已建成的人行林荫道来连接。

爱之喜广场（Lovejoy Plaza）（图16）的生气勃勃，柏蒂格罗夫公园（Pettigrove Park）的松弛宁静，演讲堂前庭广场（Auditorium Forecourt Plaza）（图17）雄伟有力，三者之间形
成了对比，并互为衬托。

对哈普林来说，波特兰系列所展现的，是他对自然的独特的理解。

爱之喜广场的不规则台地，是自然等高线的简化，广场上休息廊的不规则屋顶，来自于对洛基山山脊线的印象，喷泉的水流轨迹，是他花了两个星期研究席尔拉瀑布的结果，而演讲堂前庭广场的大瀑布，更是对美国西部悬崖与台地的大胆联想。

哈普林认为，在都市尺度及都市人造环境中，应该存在都市本身的造型形式。

他依据对自然的体验来进行设计，将人工化了的自然要素插入环境。

他设计的岩石和喷水不仅是供观赏的景观，更重要的是游憩设施，大人小孩都可以进入玩耍。

1966年，哈普林出版了《高速公路》（Freeways）一书，讨论了高速公路所带来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的未来提出一些解决办法。

不久，受西雅图公园管理委员会的邀请，哈普林在西雅图市中心设计了一个跨越高速公路的绿地，使市中心的两个部分重新联系了起来。

他充分利用地形，再次使用巨大的块状混凝土构造物和喷水，创造了一个水流峡谷的印象，将车辆交通带来的噪音隐没于水声中。

哈普林的作品显示了他对混凝土和水这两种要素的天才的使用，他的带有水平或垂直条纹的混凝土块，模拟自然界水的运动的喷泉、跌水和瀑布，似乎已成为他的象征。

但实际上，他更关心的是风景园林的本质问题，如生态环境中土地利用模式，城市中开放空间的人性化，以及旧城改造问题。

他也是二十世纪重要的设计理论家之一，出版了《参与》，RSVP循环体系，《哈普林的笔记》等著作。

佐佐木
在第二代园林设计师中，佐佐木（Hideo Sasaki）也是出色的代表。

这位日裔美国人出生于加利福尼亚，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伊利诺斯大学和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学习。

佐佐木在实践和教学领域保持了令人羡慕的平衡。

他在母校伊利诺斯和哈佛都曾任教过，曾任10年哈佛设计研究生院主任。

1957年，他与沃尔克（Peter Walker）成立了SWA公司。

40年后的今天，SWA已成为包括多个公司的多学科的综合事务所，是美国当今最有影响的景观设计公司之一。

SWA留下了大量优秀的作品，最著名的有位于德克萨斯州的Las Colinas市中心的威廉广场（Williams Square, 1985）（图18），与雕塑家R. Glen合作，创作了一群飞驰而过的骏马，在水池中溅起片片水花。

池中的喷泉经过精心设计，将水花模仿得惟妙惟肖。

袖珍公园
五十、六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建造了大量的高层建筑，对城市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城市中的绿地犹如沙漠中的绿洲，珍贵而稀有。

于是，一些见缝插针的小型城市绿地－－袖珍公园（vest pocket park）的出现，很快受到公众的欢迎。

以后，这类公园便在大城市迅速发展起来。

位于纽约53号街的佩雷公园（Paley Park）（图19），是这类袖珍公园中的第一个，由Zion＆Breen事务所设计。

设计者泽恩（R. Zion）在42×100英尺大小的基地的尽端布置了一个水墙，潺潺的水声掩盖了街道上的噪音，花岗岩小石块铺装的广场上种植着密刺槐树，树冠限定了空间的高度。

对于市中心的购物者和公司职员来说，这是一个安静愉悦的休息空间。

2. 现代雕塑对现代园林发展的影响
野口勇的环境艺术
自现代运动发动以来，追求创新的风景园林师们已从现代绘画中获得了无穷的灵感。

然而现代雕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没有对园林的发展起过实质的作用。

较早尝试将雕塑与环境设计相结合的人，是艺术家野口勇（Isamu Noguchi）。

野口勇的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美国人，生于洛杉矶，曾跟随博格勒姆（G. Borglum）和布朗库西（C. Brancusi）学习雕塑。

三十年代，野口勇回到了日本，对日本园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次访问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1958年，野口勇设计了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庭院（图20）。

这个园林中有明显的日本园林的要素，如耙过的沙地上布置的石块，水中的汀步等，一些石头是特意从日本运来的，树冠底下起伏的地平面的抽象形式，揭示了艺术家将庭院作为雕塑的的想法。

六十至七十年代，野口勇陆续完成了一系列环境设计作品，如查斯·曼哈顿银行的下沉庭院，底特律的哈特广场等等。

1983年野口勇在加州设计了一个名为“加利福尼亚情节”（California Scenario）的庭院（图21）。

在高大的玻璃办公塔楼的底下，野口勇把一系列规则和不规则的形状以一种看似任意的方式置于平面上，以一定的象征性和叙述性唤起人们的反应。

作为艺术家，野口勇的环境作品更多地强调形式，而不是适用和宜人。

但是，他探索了景观与雕塑结合的可能性，发展了环境设计的形式语汇，在塑造战后风景园林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同时，野口勇处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他的作品是流露着浓厚的日本精神的现代设计，不仅为西方借鉴日本传统提供了范例，而且也为日本园林适应时代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受他的风格影响的环境设计作品，今天在日本随处可见。

大地艺术
60到70年代，许多雕塑作品的纪念性的尺度，不可避免地引出一个给特定空间或特定场所搞雕塑设计的概念。

一些艺术家开始走出画廊和社会，来到遥远的牧场和荒漠，创造一种巨大的超人尺度的雕塑－－大地艺术（Earthworks）。

1970年，美国的史密森（R. Smithson）的《螺旋形防波堤》含有对古代艺术图腾的遥远向往。

1977年，一位艺术家玛利亚（W. D. Maria）在新墨西哥州
一个荒无人烟而多雷电的原野上，在地面插了400根不锈钢杆，当暴风雨来临时，这些光箭产生奇异的光、电、声效果。

这件名为《闪电的原野》的作品赞颂了自然现象的令人敬畏的力量和雄奇瑰丽的效果。

著名的“包扎大师”克里斯多（Christo）1972～1976年制作的《流动的围篱》（图22），是一条长达48公里的白布长墙，越过山峦和谷地，逶迤起伏，最后消失在旧金山的海湾中，其壮美令人惊叹。

大地艺术既可以借助自然的变化，也能改变自然。

它利用现有的场所，通过给它们加入各种各样的人造物和临时构筑物，完全改变了它们的特征，并为人们提供了体验和理解他们原本熟悉的平凡无趣的空间的不同方式。

虽然大多数大地艺术地处偏僻的田野和荒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亲临现场体会它的魅力，而且有些作品因其超大的尺度只有在航测飞机上能看到全貌，因此，大部分人是通过照片、录像来了解这些艺术品。

但是，在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现代社会，当大地艺术将一种原始的自然和宗教式的神秘展现在人们面前时，大多数的人多多少少感到一种心灵的震颤和净化，它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一个永恒的问题。

大地艺术是雕塑与景观设计的交叉艺术。

它的叙述性、象征性、人造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自然的神秘崇拜，都在当代风景园林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促进了现代风景园林一个方向的延伸。

3. 生态主义思潮的冲击
欧美园林的生态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的英国风景园，其主要原则是：“自然是最好的园林设计师”。

十九世纪奥姆斯特德的生态思想，使城市中心的大片绿地、林荫大道、充满人情味的大学校园和郊区、以及国家公园体系应运而生。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公园思想，也是美学原则、生态原则和社会理想的统一。

不过，这些设计思想，多是基于一种经验主义的生态学观点之上。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美国“宾西法尼亚学派”（Penn School）的兴起，为二十世纪景观规划提供了科学的量化的生态学工作方法。

这种思想的发展壮大不是偶然的。

六十年代，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带来了急剧增加的污染，严重的石油危机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人类的危机”、“增长的极限”敲响了人类未来的警钟。

一系列保护环境的运动兴起，人们开始考虑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对环境的尊重之上。

1969年，宾西法尼亚大学风景园林和区域规划的教授麦克哈格（I. L. McHarg）出版了《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一书，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很大轰动。

这本书运用生态学原理，研究大自然的特征，提出创造人类生存环境的新的思想基础和工作方法，成为七十年代以来西方推崇的风景园林学科的重要著作。

麦克哈格的视线跨越整个原野，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大尺度景观和环境规划上。

他将整个景观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地理学、地形学、地下水层、土地利用、植物、野生动物都是重要的要素；他发明了地图叠加的技术，把对各个要素的单独的分析综合成整个景观规划的依据。

麦克哈格的理论是将风
景园林提高到一个科学的高度，其客观分析和综合类化的方法代表着严格的学术原则的特点。

事实上，麦克哈格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大尺度的景观规划和区域规划有重大的意义，而对于小尺度的园林设计并没有太多实际的指导作用，也没有一个按照这种方式设计的园林作品产生。

但是，当环境仍处在一个严重易受破坏的状态，麦克哈格的广阔的信息仍然在园林设计者的思想基础上，烙上了一个生态主义的印记，它促使关注这样一种思想：园林相当重要的不仅仅是艺术性布置的植物和地形；园林设计者需要提醒，他们的所有技巧都是紧密联系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

受环境保护主义和生态主义思想的影响，七十年代以后，风景园林设计出现了新的倾向。

如在一些人造的非常现代的环境中，种植一些美丽而未经驯化的野生植物，与人工构筑物形成对比。

还有，在公园中设立了自然保护地，为当地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一个自然的、不受人干扰的栖息地。

如德国卡塞尔市的奥尔公园（Auepark），在这个1981年建造的120公顷的自然式休闲公园中，设置了6
公顷的自然保护地，为伏尔达河畔的野生鸟类提供栖息场所。

4. 七十年代以来园林设计的新思潮
“后现代主义”
六十年代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而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动荡和转机。

环境污染、人口爆炸、高犯罪率，使人们对现代文明感到失望、失去信心。

现代主义的建筑形象在流行了三、四十年后，已从新颖之物变成了陈词滥调，渐渐失去对公众的吸引力。

人们对现代主义感到厌倦，希望有新的变化出现。

同时，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历史的价值，基本伦理的价值，传统文化的价值重新得到强调。

在这许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以文丘里和詹克斯为代表，建筑界一些人开始鼓吹现代主义已经死亡，后现代主义时代已经到来。

整个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在建筑界占据了最显要的位置，一批贴着后现代主义标签的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和室外空间设计作品出现。

查尔斯·摩尔（C. Moore）的新奥尔良市意大利广场就是典型的一例。

同时，七十年代中期，关于园林历史的学术研究日趋完善。

各种细节、基础理论、欧洲和美洲的传统，以及伊斯兰和东方园林的研究，在新的后现代主义时代，为设计者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灵感源泉和理论范围。

1992年建成的位于巴黎市西南角的雪铁龙公园（Parc André-Citroén）（图23）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特征。

公园中主要游览路是对角线方向的轴线，两个大温室，作为公园中的主体建筑，如同法国巴洛克园林中的宫殿；温室前下倾的大草坪又似巴洛克园林中宫殿前下沉式大花坛的简化；大草坪与塞纳河之间的关系让人联想起巴黎塞纳河边很多传统园林的处理手法；大水渠边的6个小建筑是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园林中岩洞的抽象；系列园的跌水如同意大利文艺复兴园
林中的水链；林荫路与大水渠更是直接引用了巴洛克园林造园的要素；运动园体现了英国风景园的精神；而一些系列花园则明显地受到日本枯山水园林的影响。

“解构主义”
进入八十年代，“解构主义”成为西方建筑界的热门话题。

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巴黎建设的九大工程之一的拉·维莱特公园（Parc de la Villette）（图24）是解构主义园林的典型实例，由建筑师屈米（B. Tschumi）设计。

屈米的方案非常严谨，由点、线、面三层基本要素构成。

按方格网设置的“Folie”构成园中“点”的要素；两条长廊、几条笔直的林荫道和一条贯穿全园主要部分的流线型的游览路构成公园中“线”的要素；面的要素包括场地、草坪、树丛和十个主题园。

屈米就是通过“点”、“线”、“面”三层要素把公园分解，然后又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

拉·维莱特公园建成后，其实际的景观并不象设计者的理论那样玄奥，它仍然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公园。

屈米以他的设计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它至少证明了不按以往的构图原理和秩序原则进行设计也是可行的。

“极简主义”
1960年代，西方艺术界出现了新的动向，即所谓“极简艺术”（Minimal Art）或“初级结构”（Primary Structure）。

大多数的极简艺术作品运用几何的或有机的形式，使用人造材料，具有强烈的工业色彩。

这些艺术家的思想和作品对于今天新一代的风景园林设计师如彼得·沃尔克（P. Walker）和玛塔·施瓦茨（M. Schwartz）夫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沃尔克曾经在哈普林的事务所工作过，又与佐佐木一起创办了SWA公司，并一直是主要负责人。

1976年，他去哈佛任教，并担任了风景园林系的主任，后来创办了自己的事务所。

沃尔克对60年代的“极简主义”艺术家的作品抱有极大的兴趣。

其中受贾德（D. Judd）的影响非常大。

他试图用极简艺术的经验去寻找解决社会和功能问题的方法。

1979年，哈佛大学委托SWA集团设计一个喷泉，沃尔克负责了这个项目，工程于1984年建成。

沃尔克在路旁设计了一个圆形的石阵，雾状喷泉喷出的细水珠形成漂浮在石间的雾霭，透着史前的神秘感（图25）。

这个设计明显受到艺术家安德拉于1977年在Hartford创作的一个石阵雕塑的影响。

1990年，沃尔克又设计了位于德克萨斯州的“索拉那”（Solana）IBM研究中心园区（图26）。

沃尔克保护了尽可能多的现有环境的景观，在外围与自然的树林草地相衔接，在建筑周围使用一些极端几何的要素，与周围环境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

施瓦茨的作品则更为大胆，她的风格受后现代主义、极简主义等的多重影响。

她曾经学习了10年艺术，后来转向风景园林。

她认为，风景园林是与其它视觉艺术相当的艺术形式，也是一种表达当代文化并用现代材料制造的文化产品。

她
反对在都市环境中风景式的景观，她的主要兴趣在于探索几何形式和它们彼此之间的神秘关系上。

施瓦茨的代表作是亚特兰大的瑞欧购物中心庭院（Rio Shopping Center）（图27）。

这个设计以夸张的色彩、冰冷的材料、理性的几何形状、尤其是300多个镀金青蛙的方阵，显出一种不易解读的前卫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