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前西方文论中关于“模仿说”的嬗变

至文艺复兴西方文论中关于“模仿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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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说作为起源诸学说中提出最早，影响最广的一种理论，在西方文论中具有源与流双重性。自古希腊文明初始发展时期即被提出并迅速传播开来，它以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为理论核心观照艺术的起源和目的，探讨艺术创作的原则与特征。“模仿说”是现实主义反映论的蓝本，这个在欧洲文学史上逾千年而不衰文学原则，从最初出现到成熟阶段，含义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文将以时间为线索梳理自产生至文艺复兴时期“模仿说”的演变和发展变化。

历史的审视模仿说，会发现早在古希腊文化发祥之际，无论在观念还是行为上，模仿就作为美得萌芽，得到广泛关注和日益深刻使用。可以说，自人们有了语言、行动力就是在对客观现实进行模仿。古希腊雕塑直接模仿人体，音乐模仿自然声音……

模仿说是从古希腊时期审美活动“和谐说”发展而来的。正是在这样的艺术土壤中，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色诺芬等古希腊最早的一批美学家率先提出了人“从天鹅和黄英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诗应该“模仿好人”、“模仿心灵”等观点，坚持了艺术的现实品格，为“模仿说”的孕育与发展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但最早在著述中体现模仿论思想的是诗人、哲学家色诺芬尼，他说：“可是假如牛（马）和狮子有手，并且能够像人一样用手作画和塑像的话，他们就会按照自己的摸样，马上画出和塑出马形的神像，狮子会画出和塑出狮子的神像了。”言外之意，人是模仿自己的样子画出和雕塑神像的。此后，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确提出“艺术模仿自然”的说法，辩证的思想影响了后世的社会研究。德谟克利特认为“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

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歌唱。”文艺应该仿效好人、好事，模仿坏人是一种恶劣的行为。德谟克利特是西方第一个从研究自然过渡到研究社会，探求美和艺术本质的哲学家。

苏格拉底

西方早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派思想家。遵循了“艺术模仿自然”的提法，认为艺术不是模仿人物的外形，强调应描绘出人物“精神方面的特质”；提出了如何创造美的形象的问题；探讨了美和善的问题

苏格拉底摆脱了运用自然科学观点研究文艺和美的束缚，发展了传统的模仿说，把艺术模仿的主要对象由自然发展为社会和人，对人的艺术的模仿强调通过外部形态的模仿传达人的灵魂，表现人的灵魂、内心世界，绘画应“描绘心灵的性格”从标志古希腊艺术模仿说走向了深刻追寻内在的真实的新境界。社会学角度研究文艺，丰富了艺术模仿自然的内容。但他的美在功用的说法存在美善不分的倾向，并且他的神学目的论把文艺创作神秘化了。因此他对后世的影响是久远又复杂的。

柏拉图

对模仿说做了客观唯心的解释。认为：一切知识都建筑在概念之上，真理是心中的概念与存在于心外的概念相符，称心外的概念为“理式”。心中的概念是心外概念的摹本，前者是主观的，后者是客观的，两者相符，就能得到真实的认识，否则就是虚妄。理式世界是永恒不变，绝对存在的；以理

式论否定了感觉经验的可靠性，否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现实世界是以理式为蓝本的，只有理式才是真实的存在，人们要获得知识不需要经过感觉，只需对理式的领悟。（对模仿的否定）“理式”为艺术的最终根源现实世界是对其的模仿，文学艺术是理式的模仿的模仿，理式是第一性的，自然是第二性的，而文艺是第三性的，因此文艺模仿自然，只能模仿事物的外形和影像，而不能表现事物的本质。“三种床”（《理想国》卷十）：“理式”的床 - “木匠造出来”的床 - “画出”的床“模仿只是一种玩艺，并不是什么正经事。”

全部思想奠基于“理念”这一核心概念之上，继承了苏格拉底模仿说的精神，承认“诗的模仿术模仿行为着——或被迫或自愿地——的人，以及，作为这些行为的后果，他们交了好运或恶运（设想的），并感受到了苦或乐。除此而外”“别无其它了”。又从理念论的角度对苏格拉底的模仿理论进行了改造。他认为“理念”是世界的最终根源，自然万物的存在是模仿理念的结果，文艺又是模仿自然世界的结果，和理念的“真实隔着两层”以精神实体理念作为艺术的最终根源，并把文艺贬低为比现实世界低一等的东西，颠倒了物质和意识之间的因果关系，西方最早把文学艺术比喻成反映生活的镜子的说法，客观上揭示了文艺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艺术世界是人类在物质世界以外创造的第二自然，这又从价值论的角度抬高了文艺活动的

亚里士多德

亚里斯多德放弃了柏拉图的“理式”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大大发展了传统的模仿论

第一、明确肯定文艺模仿的本体地位，指出并使模仿说的性质发生了转变。认为文艺是人的行动的模仿。亚里士多德所用的“模仿的艺术”和柏拉图所说的“模仿的艺术”含义不同，区别第一，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职业性的技艺与美的艺术，扩大了“模仿艺术”的范围。柏拉图把模仿的艺术与职业性的技术相提并论，只承认来自神的灵感的艺术是美的艺术，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美的艺术都是模仿，不承认有来自神的灵感的颂神艺术和模仿艺术的区别。柏拉图完成了模仿说从自然观点向社会观点的转变，但受神学目的论的制约，他认为文艺模仿的只是虚幻对象的外形，因此对模仿艺术是否定的。

亚里斯多德指出，“诗的起源……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它把文学创作活动归结为人类先天具有的禀赋，从发生学的角度肯定了艺术创造是每个人类个体都具有的能力，这就给“人人都是艺术家”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支持。对柏拉图文艺观念的发展，亚里斯多德的模仿说是一种彻底平民化的艺术哲学。亚里斯多德这一认识使模仿说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转变，模仿既是一种先天的创造能力，它就不再是一种偶然的自然行为（德谟克利特），也不是复制自然对象的机械行为（柏拉图），而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活动，是人类知识（不是与真理隔了两层的“影像”）的来源和文明的开端，这是对模仿说的最高肯定和赞赏。

第二，亚里斯多德明确限定了文学模仿的对象范围，亦即文学作品的题材范围。“诗人……必须模仿下列三种对象之一：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是指历史或现实题材；“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是指神话或寓言题材；“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