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悖论的相关理论基础

政策悖论
公共政策是政府在运行过程中针对某一存在的社会问题而制定的解决措施。

当然，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初衷都是解决社会问题，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维护其利益，确保社会公平。

政策的出台如果使得一部分人受益而没有使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受损，也即达到了帕累托改进，那么当然是一项好的政策。

比如市场经济改革，我们国家和苏联的做法不一样。

苏联是一下子废除了计划经济，而我国是先让计划经济继续存在，而允许部分商品的市场买卖。

因为改革初期我国的经济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所以计划的存在能保证人们的最低需求，但是另外开辟一个市场就可以让那些有钱的人可以买到更多的更好的东西。

这就是使一部分人受益了，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害。

当然，现实中一个政策的出台很可能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若这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是不正当的或者是不公平的基础上得到的，那么政策的出台来重新进行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公平，是需要的。

比如政府对一些垄断行业如通信行业、电力行业的管制政策。

削减这些行业的暴利，将利益进行重新分配。

但是，我们在现实中会发现，很多政策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有的甚至朝着政策目标的反方向发展。

在德博拉·斯通的《政策悖论》中提到了查尔斯·姆里的一个理论——“没预想到的回报的规律”，简单的说就是“助人一臂之力等于鼓励他人伸出援助之手”，或者是“任何的社会转移都增加了推动这样的转移的条件的净价值。

”这个理论在我刚看到的时候，觉得查尔斯·姆里这个观点未免有些极端，因为按照他的观点就是无需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

因为帮助他人会让他人变得更加贪婪，是在鼓励他们再次向你求助。

但是，如果抛开一些情感的判断，想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那么真会觉得姆里的理论也是得到现实的证实的。

比如说我国政府的转移支付。

在这些资金到达西部地区之后，资金的利用率很低。

对于一些建成的水管、水厂等基础设施，一旦坏了也不进行及时维修，任由这些设备生锈、闲置，这些设备很可能就在一段时间后被废弃。

而当地的官员，在接待其它地区的政府官员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气派也让人觉得这些财政资金没有得到有效地利用。

而当地人们一贯以来形成了悠闲的生活作风，很少想着去自力更生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似乎将转移支付这样的财政资助当做了理所当然。

转移支付本来是用来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应该是为了推动其经济发展而提供的资本，而不应该成为其日常生活的最终消费品，所以说，仅仅对其提供资金援助恐怕是治标不治本的。

就像斯通在书中举得一个例子中所说“帮助那些有问题的人们（如平穷、疾病、无家可归或者吸毒成瘾的人）尤其是给予他们金钱与服务，实际上是对他们具有这些问题给予报偿，是鼓励他们继续或者变得贫困、疾病、无家可归或吸毒成瘾。

所以，提供的任何社会福利计划都不可能消除这些计划本来想要消除的那些问题，甚至会加重这方面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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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表达可能听起来会有些极端或者偏激。

因为毕竟这些贫穷、疾病等问题形成的原因很多并不是由于他们本身所造成的，而是历史因素造成的。

因而完全否决转移支付是不对的。

比如说我国的西部地区不发达，这与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先富带后富的政策相关，当时的政策就向东部地区倾斜，出口退税、开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都让东部地区受利
多多。

因此，如果现在来说转移支付的不合理或者不应该，显然是有违公平和当初先富带后富的承诺的。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提高这些资金的利用率和效率，真正发挥转移支付资金的作用。

这就涉及到政策的一个激励问题。

很多政策解决了一时的困境，却难以保证政策的长期性。

比如说欧洲福利国家的福利政策，对本国居民提供从出生到死亡的福利，很好地解决了贫困、疾病、失业等社会问题，但是，这一政策却举步维艰，因为政策缺乏一个激励机制，不能让这些人在这些福利政策下利用优势条件创造更高的经济利益而造成了养懒人的不期结果。

政府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

这就是政策激励失败的一个例子。

包括公务员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公务员高薪制度，以高薪来养廉，但是现实中的情况是每年公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进入公务员队伍后却失去了当初考试时候的那种冲劲与动力，拿着高薪却不见其效率，而至于养廉也收效甚微。

还是因为政策中缺乏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是借助外部力量如奖惩等制度来推动内在动力发生作用。

比如说干部考核机制，如果说考核中有群众评价指标，那么这个干部即便自己不愿意去做一些惠民的事情也会因为有个指标在头上压着而去为民做点实事。

如果不做就会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比如说转移支付资金的绩效评估，可能接受转移支付的地区的政府本存在着惰性，但是由于需要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估，那么也会逼着他们去好好使用这一笔资金。

如果不利用那有可能下次就得不到或者缩减这笔资金。

这种激励机制在政策制定中是最难的，因为激励是否有效关系到很复杂的因素。

包括激励机制实施的环境、激励机制对被激励的人的实际产生的动力作用、激励所凭借的考核指标的设计等等。

激励机制是从外部来约束、规范和引导人的行为。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可否从人的内在因素入手，来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

比如说，转移支付的例子，可否提高当地人民的素质，让他们有一种积极上进心，让他们为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努力奋斗。

能否提高官员的素质，使其真正具有忧国忧民、为民服务的理念和行动。

能否提高人们的素质，让他们在福利国家提供保障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发挥个人的作用。

然而，这似乎是我所设想的理想国，现实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即使人心刚开始是完全没有杂质的，那么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政策指引下也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

所以，真的可以看出悖论无处不在。

政策的出台是为了约束一些人的行为，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往往很多的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钻空子，一个问题或许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悖论无处不在，正如斯通所说“悖论之所以成为悖论，是因为它是用一种视野来看待问题所造成的结果，假如我们能够跳出一种视野，我们也就可以很好得与他人共处，而不会有那么多的相互伤害。

政治学就应该成为从不同视野出发来相互帮助的一种方式。

”这个观点不仅对于政策领域适用，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为人处世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政策悖论有些是因为政策目标的多样性造成的。

如北京公交低价的政策。

北京为了减缓交通拥堵的现象，政府在04年国务院“公交优先”政策号召下，大力投入财政资金，改进公交系统。

增开公交线路，购置新公交车，新能源公交，调高准点率等措施，但最吸引人之处还在于其低价。

北京公交改革后的票制票价，取消了传统的公交月票，普票就低统一，持卡乘车打折优惠，普通卡4折，学生卡2折；为减少原月票卡持有者的支出，对原月票有效分段计价线路实行打折封顶，普通卡每乘次0.4元，学生卡每乘次0.2元。

果是月票无效线，4折应为1.6元，2折应为0.8元；在这种情况
下，原月票有效线路和月票无效线路的票价仍有所差别。

此外，为方便外埠乘客乘车，还发行了3种时间票：3日票票价10元，限3日内使用8次；7日票票价20元，限7日内使用42次；15日票票价40元，限15日内。

如此的低价，确实能吸引一部分人为了节省燃油费和停车费而加入挤公交车的队伍。

但是，在实际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原本不打算买车的人在低价政策出台后却“被逼着”买车。

因为在政策出台之前，不同的车实行不同的票价，一些空调车虽然票价稍高一些，但是不拥挤而舒适。

票价改革之后，各路车的票价最多就差几毛钱，因此相比不是空调车，大家更愿意挤空调车。

所以那些原本可以多花几块钱乘坐舒适公交车的人现在却不得不去挤空调车或者坐非空调车。

这在冬天还好些而在大夏天实在是有点让人受不了，一部分人的舒适度大大降低。

这样，原本想着宁愿多花几块钱舒舒服服坐公交的人现在都开始想着要自购私家车了。

而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

面对北京政府不惜血本每年不少于40个亿的投入而换来的低价票政策，虽然引来了一大批人的赞赏，但是如果要作为一个长远政策，还是需要更加完善或者是进一步改革的。

因为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会更加追求生活的舒适度，而对其价格的敏感度可能会降低，所以，政府出台的政策在考虑降低人们的坐车成本的同时更应该从更高的需求层次来进行更人性化的政策设计。

也即在政策制定的时候要充分征求人民的意见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