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文献中的传抄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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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讲演中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近百年来，我国的考古事业有空前的发展，地下文物不断出新，上述格局已有一定变化。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战国、秦汉竹简帛书的大量出土，已经使得我们对先秦秦汉历史的认识大大改观。特别是上博简的《周易》、清华战国简的《尚书》、郭店楚简的《老子》、马王堆帛书《周易》《老子》、北大汉简的《老子》《苍颉篇》等古书的出土，其价值不在孔壁、汲冢之下。这些新材料的发现对我国上古史、思想史、古文字等学科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因为这些简牍帛书的出土，我们可

以看到战国时人亲笔书写的文字，距离上一次战国竹简的发现（即晋代发现汲冢古书），其间相隔一千多年。王国维通过对比各种出土文字资料，发现战国时代东方六国的文字和秦国文字有很大不同，他认为战国时秦国用籀文而六国用古文（参《观堂集林》卷七），这里的“古文”并非我们日常所说的文言文，而是指《说文解字》、三体石经以及宋人所编《汗简》《古文四声韵》之中所保存的六国文字。

秦始皇一统天下，车同轨，书同文，东方六国的文字大多废弃不用。现在我们所熟悉的隶书、楷书多从秦系文字演变而来，但六国文字并未就此消亡殆尽。西汉时，刘向《战国策书录》就指出，他所见到的多种《战国策》写本之间文字差异较大，“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现在看来，这反映的正是六国文字与秦文字之间的差异。东汉末年，这些宫廷藏书多数毁

石刻文献中的传抄古文

撰文/冯先思

石刻文献中的传抄古文考古与文物

于战乱。曹魏时将当时还幸存的《尚书》《春秋左传》镌刻于石碑，树立在首都洛阳太学门前，供天下读书人阅览（参《洛阳伽蓝记》）。这些石碑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世称“三体石经”。其中的古文，就是后世传抄古文最重要的源头。

但是这些古文书写的经书，并未因为镂于金石而传之久远。晋代永嘉之乱，洛阳遭受战争破坏，这些石碑也遭到损坏。北魏时期，其中一部分碑石竟然被当地官员拿去建造佛塔，剩下的也埋没在草莽之间。后魏末年，迁都邺城，石经也随之迁徙，经过一座桥时，不巧遇到河岸崩塌，石碑大部分沉没河中。北周时，这些石经迁回洛阳。隋代末年，又迁往长安（参《资治通鉴》《隋书·经籍志》）。不久隋代灭亡，战乱之中，这些石经也无人过问，后来竟拿来营造宫殿，用作柱础，实在令人叹惋。直到唐代贞观年间，魏徵才收拾残石，置于秘书监内，已经十不存一（参《隋书·经籍志》）。唐亡之后，石经遂不知所终。到了晚清光绪年间，洛阳曾出土石经残石，才算是重见天日。民国初年，距上次出土地不远的地方，又发现三体石经。其中一块正好可以和上次发现的缀合，实在难得。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西安也两次发现石经残石。晚清民国出土的这些三体石

经拓本，大多收入孙海波所编《魏三字石经集录》（参赵立伟《魏三体石经古文辑证》）。

《隋书·经籍志》记载梁代有三体石经《尚书》十三卷、《春秋》十二卷。梁代藏书传到唐代，损失很多，唐人所见三体石经仅有梁代的一半。王国维认为梁、唐两代所传三体石经当为拓本。不过这些拓本并未秘藏宫廷之中而不为世所知，因为其中有古文、小篆等书体，古雅可爱，正是研习古文、小篆书法的绝佳范本，所以宫廷书手多所传习。《新唐书·选举志》上记载：“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可见秘府所藏拓本中的古文字体，已经逐渐走出宫廷，流行于世。秘府这些拓本后来也渐次散佚，流传到五代时期仅仅剩下带有“开元”小印的《春秋》经拓本十三纸，亦已弥足珍贵；宋人所见，已仅是摹本。现存唐代石刻有些就用古文书写。最出名的莫若《碧落碑》，此碑的拓本，近年故宫已影印出版。此外，还有瞿令问书《窊尊铭》《阳华岩铭》。其中《阳华岩铭》用三种书体书写，书写格式正是模仿三体石经。

北宋初年，郭忠恕以擅长书写“古文”而闻名，现在还能看到他用古文书写的石碑《三字阴符经》，此碑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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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以品字式排列，上面是篆书、下面两个小字分别是“古文”和隶书。他一生致力于搜集“古文”，当时已经不可能见到石经原石，就是拓片也仅仅见到摹本，所以只能取材于古代典籍、石刻所记载的古文，按照《说文》部首顺序，编为一书，定名《汗简》。后来夏竦又增补一些内容，按韵重编，定名《古文四声韵》。宋代以来，这种传抄古文的汇编本，一直续有增订，比如宋《集古文韵》、元《集篆古文韵海》《增广钟鼎篆韵》、明《六书通》、清《增订六书通》等书皆是。

潘祖荫给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作序时说：“古籀废绝二千年，至于今日，孰从而极其变哉。《说文》所载重文，后人或有增加，真伪参半。郭忠恕《汗简》所辑，皆汉唐六朝文字，点画不真，诠释不当。夏竦《四声韵》相为表里，其谬则同。所谓商周遗迹无有也。”可见清代学者认为《汗简》一书所收录的字形，不少与《说文》不合，亦与当时所见出土的金文有一定差异，所以难免起后人之疑。但自战国文字研究发达以来，特别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大量战国竹简出土，其中有些字形就见于《汗简》等书。比如郭店楚简《六德》中昆弟之“昆”写作

“

”，这种写法即与《汗简》昆字古文

“

”相同；郭店楚简《老子》中

有一个“拔”字写作

“”，作两手拔

木之形，这与《古文四声韵》所引《古老子》拔字

“

”恰好一致。诸如此

类，还有很多。足见宋人所集古文绝非向壁虚造，当是渊源有自。而且这些古文材料都有释文，无疑是解读战国竹书文字的重要参考。

安徽大学徐在国教授汇编敦煌隶古定《尚书》残卷、《说文》《玉篇》、佛经音义、《龙龛手镜》中所录古文材料，并予以疏释，写成《隶定古文字疏证》。后又将《汗简》《古文四声韵》以及一些出土资料中的“古文”材料，汇为一编，编成《传抄古

文字编》，颇便查找“古文”写法。此书所收石刻资料有孙海波《魏三字石经集录》、日藏三体石经、《碧落碑》、瞿令问书《阳华岩铭》、郭忠恕《三体阴符经》、宋古文砖、宋中山刘

府君墓志盖、宋魏闲墓志盖、金虞寅墓志盖。《传抄古文字编》所录唐五代石刻有两种，宋代有五种。

石刻材料中，还有唐人瞿令问所书《窊尊铭》碑，此石在湖南。嘉庆年间为雷所击，有一定程度损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二十七册收录此石拓片，然已漫漶不清。陆征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六十收有此石摹本，甚为清晰。另有大唐开元十三年（725）王庆墓碣（参《山西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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