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唐史并不如烟》之一

读书–《唐史并不如烟》之二.也谈安史之乱

说到唐朝，除了对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所开创的辉煌帝国的美誉，就是对安史之乱，以及藩镇割据和权宦之祸的扼腕叹息。

安史之乱是个转折点，大唐王朝自此盛极而衰，这点是史学界的共识。对于安史之乱的起因从来不乏分析，近又拜读了一些，尤其知乎上有不少深刻的见解。同意这样的观点，安史之乱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其隐患其实早就像影子一样埋伏在开元盛世的光芒之下。一般而言，我习惯于用必然性和偶然性去理解历史事件，比如封建王朝的兴衰轮替，就是历史必然，因为其后是封建皇权制度和文化都无法解决的土地兼并问题，当土地兼并严重到自耕农锐减、国家税收随之枯竭，相应地是税负加重使农民不堪重负，而失地的流民更是不稳定因素，民乱乃至起义必然不可避免。至于何时发生、谁来发动、结果如何，就有很多偶然因素的扰动了，比如自然的因素、人的因素、博弈的因素等等，其中都存在着很多的偶然性。

对于安史之乱这样的政变也一样，既有历史大背景下的必然性，也有关键人物和关键事件导致的偶然性。但与社会根本动摇必然引发农民起义不同的是，安史之乱说到底还只是皇权社会上层的权力游戏，虽然宫廷政变或军阀（诸侯）叛乱这类事件是所有王朝都是不可避免的、即具有权力斗争使然的必然性，但具体到某一次政变或叛乱的发生、发展和结果，则偶然性的成分较大，因为与参与权争的游戏玩家们的博弈过程有很强的因果关系，就像足球比赛一

样，虽然博弈双方有强弱之分，越强者胜出的概率越大，但弱者翻盘的情况经常发生。

大而观之，历史的无形之手是操盘手，舞台上的关键人物是棋子。无形之手其实就是大势，是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内外部因素，以及自然灾害等自然因素的合力。小而观之，权力场上的绝对权威（比如皇帝）是操盘手，其他人物都是棋子。所以，就安史之乱而言，从贞观走到开元、天宝，大唐所处的历史环境和阶段，皇权（皇帝）、相权（权臣）、兵权（节度使）的相伴相争具有历史必然性；而关键人物在博弈中的位和势，以及博弈过程中的各方行动及反馈，所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即其偶然性。

有必然性，并不是说一定会发生，而是说具备必要条件、且较大概率会发生，但有可能避免；有偶然性，是说发生了促使大概率事件发生的触发事件，使其同时具备了充分条件。当然，具体到一个历史事件的必然性及偶然性，是建立在舞台和演员都已就位的前提下的，如果要再追问为什么是这些演员而不是别的演员、这些演员的登台是不是也存在偶然性？那就陷入逻辑陷阱了。

安史之乱的必然性。

1.节度使制度，使得安禄山事实上成为了军政一体的军阀

由于边防的需要，唐戍边兵源需求一直很大。

但至玄宗后期，府兵制难以为继，不得不改行募兵制。

而就地募兵、以及外地募兵举家迁徙到驻地的结果，是使得士兵将领对藩镇有了更强的归属感、对节度使有了更高的忠诚度。

这些实际上使节度使有了割据甚至造反的资本（内部条件）。

2.盛世之下，社会矛盾其实已经比较严重。

玄宗末年，土地兼并已然很严重，民变时有发生，客观上给了安禄山造反提供了可乘之机（外部环境）。

安史之乱的偶然性。

1.唐玄宗纵容安禄山滥权

玄宗的底牌一是相权对安禄山的制约，这个任务李林甫完成得很好，李林甫的眼线遍布朝堂，甚至渗透安禄山的身边，安禄山对李林甫也表现得俯首帖耳；二是兵权对安禄山的制约，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和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都是安禄山的死对头；三是感情牌，宠幸安禄山给他各种高官厚禄乃至让他成为杨玉环的干儿子。

最重要的是安禄山虽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拥并18万，但还不足以对抗皇朝。

2.李林甫死后，杨国忠对安禄山的制约起了反作用

继任的杨国忠自大才疏，对拥兵自重且深受皇宠的安禄山看不顺眼，不断叫嚣安禄山必反，虽然客观上逼得安禄山只能更加依附唐玄宗、不断表示忠心，这也符合唐玄宗的制衡之术，因为玄宗同时也用安禄山制衡杨国忠。但与李林甫时期的权力制衡不同，用这种“反”与“忠”的争辩来制衡相权与兵权太冒险了，很容易失控，玄宗自大了。

3.玄宗日老，安禄山与太子、权相不睦，愈发自危

客观说，安禄山对唐玄宗是敬畏的。但在杨国忠的不断进逼下，再看到玄宗日老，安禄山不可能不考虑万一玄宗不在，自己的处境必危。加之在这样的氛围下，身边的将军无论从自保还是冒险的角度，难免心生反意。

前面分析的是安史之乱的发生。

安史之乱历三朝、祸乱八年。如果安禄山是割据自立，还好理解一些，但安禄山是长途挥师、直捣长安，以所谓盛世之大唐，举国之力狙击叛军，结果痛失两京，玄宗狼狈出逃，实在有点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