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男女平等

的形式，让大观园的才女们在一起拈题限韵，斗艳争胜。其他还写了个人抒情（如黛玉的《葬花词》、《秋窗风雨夕》），两人联诗（如第七十六回“凹晶馆联诗悲寂寞”）等。不仅如此，女子的诗才还远远胜男儿。在《红楼梦》所塑造的男儿中，贾宝玉算是最有才华的了。然而，在元春归省中，是薛宝钗提醒他“只把‘绿玉’的‘玉’字改作‘腊’字就好”，成为他的“一字师”；林黛玉也代宝玉作了“杏帘在望”一首，且被元春指为宝玉自作的“前三首之冠”（第十八回）。总之，曹雪芹以写赋填词为手段，鲜明地突出了女儿们“压倒须眉”的才华。这与几千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数是不相融的。既然如此，这缘何而起？让我们先来看看徐珂编辑的《清稗类钞》中的一段话：

旗俗，家庭之间，礼节最繁重，而未字之小姑，其尊亚于姑，宴居会食，翁姑上坐，小姑侧坐，媳妇待立于旁，进盘匝，奉巾栉惟谨，如仆媪焉。

京师有谚语曰：“鸡不啼，狗不咬，十八岁大姑娘满街跑。”盖即指小姑也。小姑之在家庭，虽其父母兄嫂，

满俗是女子持家，这种习惯直至民国初年在北京郊区满族营房的旗人仍然保持着。《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探春的理家就是这种风俗的体现。不同于汉族女子只管理家庭琐事，旗人妇女能够行使家庭的大权，掌管家庭收支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但管理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是需要才干的，若王熙凤、探春者，莫不具有杀伐决断的手段和魄力，《儿女英雄传》中要找出具备这等才干的当家人，非何玉凤莫属。安老爷也说张金凤是个“细腻风光”，叫她“料量米盐”，是个辅助的角色，而“玉凤媳妇是个明决气象，便叫她支应门庭”，是家政的一把好手。在文康的时代，能够“支应门庭”的女性就是脂粉裙钗里的英雄，决不能归人“平凡”的行列，更何况何玉凤一“上任”就抓住了家庭经济的关键：核查庄田。旗人大家在入关时都圈占了大量的庄田，但田庄“设庄头管之，又由其府中管家家人统之，年深代远，子孙不知田之所在，册籍亦苦难钩稽，层层侵蚀，岁岁销磨，则庄头与管家富，而主人贫疾……不数传无不中落者，其势使之然也。”文康用大量笔墨写何玉凤查田收租，大概是看到了他自身家道中落的经济原因。这种实际的眼光使得他笔下的何玉凤在理家的见识和能力上大大超越了扣月钱放高利贷的王熙凤和只能在大观园的花花草草上赚几两银子的探春，何玉凤的理家也就大获成功。

由此可见，婚后的何玉凤并没有忘却“英雄”志向，一路归到顺从软弱上去。较之十三妹搭救安公子张金凤时的利落妥帖，何玉凤有所作为的志气未变，果断处事的气魄未变，明智决断的才能未变。“侠女”的仗剑救人、除暴安良与“贤妇”的箴夫上进、支应门庭都是作者敬佩的“英雄”之举，都是“立一番事业”，并不是前半“英雄”、后半“儿女”的两段式割裂写法。何况在文康眼中，“儿女”和“英雄”原本就是统一的：“譬如世上的人，立志要作个忠臣，这就是个英雄心，忠臣断无不爱君的，爱君这便是个儿女心；立志要作个孝子，这就是个英雄心，孝子断无不爱亲的，爱亲这便是个儿女心。”(缘起首回)十三妹之所以有能仁寺救人的“英雄”之举，是被安公子千里救亲的孝心所感动，这种侧隐之心就是“儿女”心肠；嫁入安家侍亲持家亦是“英雄”之举，对亲人的亲爱同样出于“儿女”之情。“儿女”和“英雄”本身就是不可割裂的，它们互为表里，是人物形象内外两个角度的表现。

此外，周作人在谈到十三妹时认为“天下自有这一种矜才使气的女孩儿”，她们尚武好侠又能治家理财。震钧在《天咫偶闻》就记述了这样的旗人女子——竹友女士：“时竹友甫髫龀，及门数载，有夙慧，喜吟咏。博览群书，好谈忠孝节义及聂隐娘、红线诸故事，眉飞色舞，跃跃欲试。自恨身不为男儿，笞兵万里，取封侯印。盖闺秀而具有豪侠根器者也。事亲孝，归御前侍卫忠善亭。未一载而寡，家徒四壁，立立夫兄荩斋公之子吉顺荣帆为夫后。时尚黄口，抚育教养，为两营婚娶，费不赀，半藉针黹以给，艰瘁备尝。……竹友年及五十，已奉诏旌门。……未几，……得晋封太恭人。”而昭梿的《啸亭杂录》中也记载了“和孝公主”之事：“和孝公主……为纯皇帝最幼女。……性刚毅，能弯十力弓。少尝男装随上较猎，逐鹿丽龟，上大喜，赏赐优渥。下嫁于丰绅殷德。时驸马恃和相势颇骄纵，公主日：‘汝翁受皇父厚德，毫无报称，惟贿日彰，吾代为汝忧。他日恐身家不保，吾必遭汝累矣。，．．…．后和相籍没，驸马继殂，公主持家政十余年，内外严肃，赖以小康。”

这些都是生活中真实的旗人女子，与十三妹的形象有很多相似之处，可见文康笔下的完美女性并不是空穴来风、凭空捏造的，十三妹——何玉凤的转变有着现实社会中旗人妇女的真实基础，而八旗文人对这种能干女子的评价是很高的，震钧就评价竹友：“自古讫今，能诗者谓之才女。然或有才无节，如文君、文姬、朱淑贞之流，虽有才曷足贵哉。春秋时以节见者，惟卫共姜、宋伯姬、纪叔姬，节而兼才者，盖尤难焉。”同是满族作家，震钧的思想与文康何其相似，虽都是当时封建道德伦常的那一套，但不可否认在当时八旗文人心中是普

遍现象。侠女——贤妇的结合正符合了当时对旗人妇女的一般审美标准，因此十三妹——何玉凤的嬗变并非是文康个人的心血来潮，它的背后有民族的独特合理性。

三、十三妹“侠女——贤妇”形象转变的旗俗背景。

随着十三妹人生角色的转变，她性格亦表现出极大反差。侠女十三妹仗剑江湖、潇洒玩世，行动说话无不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婚后的何玉凤却恭谨谦让、低眉事亲，成为标准的好媳妇，使得今天的读者读来十分不舒服。殊不知，这与旗人重女轻妇的习俗有莫大关系。十三妹“侠女——贤妇”形象转变的旗俗背景。

随着十三妹人生角色的转变，她性格亦表现出极大反差。侠女十三妹仗剑江湖、潇洒玩世，行动说话无不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婚后的何玉凤却恭谨谦让、低眉事亲，成为标准的好媳妇，使得今天的读者读来十分不舒服。殊不知，这与旗人重女轻妇的习俗有莫大关系。

八旗女子未嫁在家时地位颇高，比汉族女子多受教育的机会，亦有较多自由，嫁人作媳妇后则是两样光景。徐珂的《清稗类钞》就提到：“旗俗，家庭之间，礼节最重，而未字之小姑其尊亚于姑，宴巨会食，翁姑上坐，小匝姑侧坐，媳妇则侍立于旁，进盘匿，奉巾栉惟谨，如仆媪焉。”又“小姑在家庭，虽其父母兄嫂，亦尊之为姑奶奶。因此之故，而所谓姑奶奶者，颇得不规矩之自由。南城外之茶楼，酒馆，戏园，球房，罔不有姑奶奶。衣香鬓影，杂处于众中。……光宣年间……此风乃因之少戢。”

公正地讲，旗俗中这两个阶段的人生角色反差实在很大，然而哪个旗人妇女不是由“姑奶奶”变成媳妇的呢?民族习俗是长时间约定俗成并成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可遵循的行为方式，并往往积淀于民族的心理结构和审美取向中。因此，从姑娘向媳妇的转变对每个旗人女性来说都是自然的，理所当然的。自幼假充男儿教养、泼辣能干如王熙凤者，贾府元宵开夜宴还只能“在地下伺候”；四十三回贾府的女性聚在一起，“宝钗姐妹等五六个人坐在炕上”，赖大母亲都能坐着，王熙凤却“只管地下站着”。满族本就是个重礼节的民族，文康又要故意彰显旗人家庭的“老规矩儿”，作为安家媳妇的何玉凤焉能拿出在能仁寺两句不合就拔刀的作派来?这种重女轻妇的风俗在八旗之普遍，莫说何玉凤不能免俗，贵如皇后亦不能免。清人何刚德的《春明梦录》有记载：“……隆裕皇后后至，文忠路与之遇，并不下舆。余怪问溥倬云‘是何道理?’倬云日：‘臣妾一体。皇后特妾耳，大臣无避道之礼。’殆亦满洲重女轻妇之故欤?”（标题: 论《儿女英雄传》中十三妹形象嬗变的合理性（二）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