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朝政治对经济的影响

论秦朝政治对经济的影响

摘要:秦朝是我国第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秦帝国的统治者在帝国的发展中建立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秦国秦朝的经济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转型,不断发展.土地国有制度的强化，奠定了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农业管理制度的提升，促进了国家农业经济的发展，租赋徭役制度的加重,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工商业管理制度的丰富,促进了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秦国秦朝经济制度建设的不断强化。大大提升了秦国秦朝的综合国力。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并对后世封建王朝经济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对今天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字：秦朝政治经济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经济制度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各种社会制度都有与其政治制度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各个时代的政治制度建设，都要以相应的经济制度建设来支撑；而各个时代的政治制度建设成果，最终都要展现在经济制度建设平台上。秦国秦朝经济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转型，不断发展。

一、秦朝土地立法对经济的影响

秦代经济立法中，土地立法是其主要部分。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保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维护封建生产关系，是秦代经济立法的本质特征。作为我国奴隶社会经济基础的井田土地制度，在春秋的中后叶就处于逐步瓦解状态。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诸侯国境内的旷土隙田，逐渐得到开辟，成为“庐田庑舍”。而奴隶主国家土地占有制的井田却因“民不肯尽力”变成了“维莠桀桀”茂草丛生的荒原。这一变化，使私田急剧增加，公田逐渐破坏，土地私有制逐步形成。

商鞅相秦, 取消了标志着国家土地所有制的“阡陌封疆”，“除井田，民得卖买”“急耕战之赏”（《汉书·食货志》），承认了私有土地“爰田”。他还针对世卿世禄制度，推行了按军功赐爵及田地的制度, 把爵位分为二十等，“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商君书·境内》）通过这些措施, 在秦国逐步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1]

《秦律》的《法律答问》中有这样一条“‘盗徙封, 赎耐。’可(何)如为‘封’？‘封’即田千佰（阡陌）。顷半（畔）‘封’殹（也）, 且非是？而盗徙之, 赎耐，可（何）重也？是，不重。这段话的大意是‘私自移封，应赎耐。’什么叫‘封’？‘封’就是田地的阡陌。百亩的田界是算作‘封’，还是不算作‘封’？如私加移动，便判处赎耐，是否太重？算作‘封’，判处并不算重”。[2]可见“封”是私田的标志。如果擅自移动了田界的标志, 就要科以刑罚, 其保护私有土地的立法意图是很明显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颁布“更名民日黔首”的法令, 使大部分奴隶变成自由农民，进一步从立法上肯定了封建生产关系。统一后的第五年（公元前216年）又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规定地主和有地农民自报占有土地数量，按定制交纳赋税，扩大私有土地面积，从而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确定、巩固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度。从秦简的《摇律》、《仓律》中也反映了这种封建土地私人所有制逐渐代替国有制的状况。[3]

秦代通过政策和法律的形式先在秦国而后又在整个帝国区域内废除井田制、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不仅是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是在经济立法上的革新，

可以说是第一次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始用经济立法确立并保护私有土地财产权，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体现了立法的革新精神和开创性成就，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尤其是商鞅变法后,秦国国有土地数量大,质量优,由中央内史(后为治粟内史)统摄.国营土地的收益成为国库收入的主要财源之一。

二、秦朝财政、货币、仓储的规定对经济的影响

国家的财政、货币流通和物资储备关系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和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紧密相关，秦代对其相当关注，建立了一系列法律制度来确保国家财政、货币流通和物资储备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立法的发展。

秦代的经济立法建立的财政制度主要包括财政会计制度和赋税徭役制度。在财政会计方面，有财政收支的凭证制度和审核制度—“上计制度”。如《田律》规定：“乘马服牛稟，过二月弗稟、弗致者，皆止，勿稟、致。稟大田而毋（无）恒籍者，以其致到日稟之，勿深致。”意思是驾车牛马的饲料，过期两个月没有领取或送发的，都截止，不再领发。向大田领取而未设固定帐目的，按照其领取凭证所到日期发给，不得超过凭证的规定。律文中的“致”指领取饲料的凭券。

[4]《金布律》也规定：“发放衣服的……在咸阳服役的，凭券向大内领衣；在其他县服役的，凭券向所在的县领衣。县或大内都按照其所属机构所发的券，依法律规定发给衣服”。[5]可见秦代按照财政制度收入和支出物资需要严格按照法定凭证进行。秦律还对应当支付的标准作了规定。如《仓律》依据隶臣妾的年龄大小、男女性别及劳作轻重等规定了不同的察食数量。《金布律》对察衣的用料也作了具体的限制。当有关部门向官府领取粮食及用麻数量时, 其凭证必须依据这些具体的支付标准计算。这都有助于严格财政管理和防止贪污挪用、冒领虚支。

秦代的财政审核制度—“上计制度”是指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逐级向上级报告有关财政收支、人口、土地、户籍等的数量与状况的一种制度。其所以叫做“上计”，是由于从事财政的记帐与核算的人员叫做“计”的缘故。向上呈报财政收支情况, 就成了“上计”。[6] 上计制度的内容包括：第一，任何部门, 都设有从事财经核算的会计人员。如《效率》中规定的“司马令史掾苑计”是司马令史下属的会计，“尉计”是县尉的会计。由此可见秦律重视财会人员和财会制度。第二，会计人员在帐目上出现差错或者贪污盗窃国家财物, 要受到严惩, 其直接上级也要连坐。《效律》规定，会计账目不足或多过实有数超出了法律规定的限度，和不应销帐而销帐，估计其价值，不满二十二钱，可免罪；二十二钱到六百六十钱，罚该官府的啬夫一盾；超过六百六十钱以上，罚该官府的啬夫一甲，并仍责令赔偿所销帐的东西。错算人口一户或牛马一头以上是大误。如系自行查觉错误，可减罪一等。[7]至于“计有劾”即会计有罪, 其长官如县尉、司马令史、县令都与会计连坐。第三，其他官吏, 凡财经方面出现问题者,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第四，一切有关财经会计的帐目, 都要上报中央“内史”。如《仓律》规定：“谷物入仓，就要及入仓的簿籍，上报内史”。[8]《内史杂律》规定：“都官每年上报已注销而要求补充的器物数量，在九月把帐报到内史”。[9]实际上各级会计机构与人员都需要接受双重管辖，一重是接受本地区本部门主管官吏的管辖，二重是接受中央有关部门对它们的垂直管辖，财会机构与人员对于某一地区或部门来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些规定有助于防止各地区或部门的主要官吏伙同会计人员贪污舞弊。

秦代的货币制度主要包括，确定统一的法定货币和各种货币间的兑换比价，

严禁私自铸造货币，集中保管钱币。[10]秦的法定货币种类包括黄金、钱、布三种，其中钱只能由官府铸造，私铸钱者为犯罪。《金布律》规定十一钱折合一布，作为货币的布的法定规格是“布袤八尺，幅广二尺五寸”否则不准流通。钱币收回后，由官府统一保管加盖主管令、丞印章封缄。为保证货币正常流通，《金布律》规定：“市肆中的商贾和官家府库的吏，都不准对钱和布两种货币有所选择；有选择使用的，而列伍长不告发，吏检察不严，都有罪”。[11]可见无论是钱还是布，只要符合法定规格，法律都保证其正常流通。因为统一的法定货币的流通对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国家财政的运行、商场贸易的发展和手工业生产都有重要影响，所以秦代用法律严格保证法定货币的正常流通。

秦代立法也进一步规范了仓储制度，当时主要的仓储就是粮食的储藏，其次是上产用具和武器等，因为粮食储藏条件要求较高，而且意义重大，所以秦律规定较多。在粮食入仓方面《仓律》规定, 一般粮仓“万石一积”, 而栎阳则“二万石一积, 咸阳十万石一积”。每一积都要施以“封印”, 由“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负责保管。凡“入禾稼、刍稿, 辄为广会籍, 上内史”。即是说入仓的粮草, 要将数量登记于簿籍上报内史。然后,由各仓检验后如果数量不足或不符合登记的帐簿, 则“令令、丞与偿不备”, 即由主管发放的官吏负责赔偿。在粮食出仓方面, 当时出仓分种子发放和供给官府公粮两类。《仓律》规定：各县向太仓上报领取口粮人员的名籍和其他费用，都官应在结帐时核对领取口粮人员的名单。[12]对不同的对象及不同工作的人, 发放粮食也规定了不同的办法。《仓律》规定：“宦者, 都官吏, 都官人有事上为将, 令县贷之，辄移其稟县，稟县以减其稟。已稟者，移居县责之”。即宦官、都官的吏或都官的一般人员，为朝廷办事而来督送，令所到的县垫发口粮，应即用文书通知原发这些人员粮食的县，据以扣除他们的粮食。如在原发粮食的县已经领取过了，应以文书通知所到的县赔偿。此外, 对从事劳役的囚犯、奴婢等的口粮供给,《仓律》也有明确规定。秦为避免粮食浪费流失, 力戒官吏冒领贪污, 在粮食供给上非常注意合理调配。在粮食的保管及粮仓安全方面, 秦律也有许多规定。如《效律》规定:“仓漏朽禾粟, 及积禾粟而败之, 其不可食者不盈百石以下, 谇官啬夫; 百石以上到千石, 赀官啬夫一甲;

过千石以上, 赀官啬夫二甲; 令官啬夫、冗吏共偿败禾粟。”[13]《法律答问》中又规定:“仓鼠穴几可（何）而当论及谇? 廷行事鼠穴三以上赀一盾, 二以下谇, 鼷穴六当一鼠穴”。[14]为保证粮仓的安全,《内史杂律》规定：“有实官高其垣墙……令人勿近舍。非其官人也，毋敢舍焉。善宿卫，闭门辄靡其旁火，慎守唯儆。有不从令而亡，有败、失火，官吏有重罪，大啬夫、丞任之。”[15]可见，秦对粮仓的管理要求十分严格，主管官吏如有玩忽职守，造成损失将要受到法律的惩处。可见财政、货币、仓储的规定对秦朝的经济有很大的影响。

三、秦代经济立法对后世的影响与对现代经济立法的启示

云梦秦简中的经济法规，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相当广泛的调整作用。尽管秦代在我国历史上以严刑苛法而著称，但秦律中促进和保障经济发展的措施，对当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却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汉初萧何制定的《九章律》中的户、兴、厩三篇，实际上就是秦律中经济法规的沿用和发展。《汉律》中的田律、钱令、金布令、租挈、平贾、度田、河决、邮程等许多内容就是秦律的复写。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汉以后的历代统治阶级都很重视经济立法，与秦代的影响是分不开的。[16]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经济立法有所加强。隋唐除了律中有调整在社会经济关系的专门篇目外,

还可以从令、格、式中看到这方面的内容。随着封建经济的不断发展, 宋、元、明、清诸代, 对经济立法更为重视, 制度更为详备。[17]

秦代的经济立法周密丰富，体现了经济变革的特征和要求，具备立法的革新精神和经济运作的理性精神，对现代经济立法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首先，秦代经济立法对各个生产、管理部门的职责和权力的规定十分明确，建立了严格的责任制。秦律虽然不像近现代法典立法一样具有较为严密的系统，但是在具体法律条文的规定方面十分具体明确，没有现代立法中许多对权力责任规定的模糊用语，而且其中最大的优点无疑是严格的问责制度，主管经济的部门和官吏，几乎履行任何一个只能都面临着被问责的可能，这是我国现代经济立法中十分需要汲取的优点。秦代的立法者可能已经意识到“政府及其官员都有自身的偏好，都是经纪人，在执法过程中，有可能最大化自身的利益”，[18]所以对所有管理的职责和权力对规定了相应的问责条款，这也体现出了秦代立法的理性精神。我国现在的经济立法中为很多职能部门设置了很多职权，但是缺乏针对这些职权被滥用或者未被有效行使的问责制度。例如，近年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事故发生后却鲜见有人为此承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刑事责任。

其次，从秦代对财政、仓储等方面的立法可以看出，秦代十分重视在财政审核和国家财产管理中使用经济惩罚性规定。秦代对财政会计的审核是一年一度的，是国家主动审核，而且经济处罚条文很多，多处有“赀一盾、赀一甲”的规定，而且强调连带责任和身后追查。而我国现行的预算法中的预决算审查是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以报告的形式进行审查的，是被动消极的，各级人大代表如果没有专业知识，连财务报表的内容都看不懂，只能听报告，无法仔细的审查，更何况现在我国的预算几乎是对社会不公开的，外界也无法监督。虽然现在我们也有了审计监督制度做补充，但是审计处问题后多是注重被审查部门的整改，几乎没有惩罚性问责，惩罚力度较弱，所以其执法效果远远达不到监督的目的。

第三，秦代对生产资源和工具的立法保护也值得我国现代立法时学习。从秦律中可以看到秦代对土地资源的重视、对牛马等生产工具的保护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而我国现代立法中往往重视土地、生产设备、环境的经济性，而忽视其资源性，资源对于人类社会总是稀缺的，土地资源一经破环，例如土地荒漠化或者可耕地用于永久性建筑，将永远丧失其原有的资源性，生产设备在当年的价格较低，可能会被闲置甚至破坏，但是第二年或者以后这些设备的生产功能所能产生的价值可能远远大于其原有的价格，但是一经破坏就会造成生产能力的永远不可恢复和生产资源的浪费，环境和生态资源更是具有资源性，环境的破坏使用金钱无法弥补的损失。而当今的立法和执法往往忽视这些事物的资源性，只是功力地根据其一时的价值加以保护。

第四，秦代对市场、货币和度量衡的严格管理也值得现代立法借鉴。从秦律的条文中可以观察到，秦律非常重视对市场的有效控制和干预，从市场管理、货币流通和度量衡的使用，无不如此，这固然与秦代重农抑商的政策倾向和专制国家的本质有关，但是对商品明码标价的要求和统一的法定货币、度量衡的使用，无疑极大的有利于市场经济和手工业的发展，有利于诚实守信的市场原则的确立和交易的扩大。而我们现在的经济立法就十分缺少政府对市场的有效控制，突出的反而是地方政府的无理性调控，《反不正当竞争法》只有三十三条，而且多是原则性条文，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和标准，《招投标法》更是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而没有法律加以制约和问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双倍赔偿却远远不能称之为惩罚新赔偿。

结语

目前的中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我们面对是继续受惯性的影响选择一元化的道路，还是勇敢的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模式走多元化的道路？我想到底哪种道路最有益于中国的发展，历史和实践已经给出了明显的答案，关键是看中国目前的执政高层有没有勇气去承担历史的重任，打破记的利益集团和政党的束缚，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真正引导中国走向美好的未来。并且我们可以坚信宪政、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一历史潮流是永远无法改变的，最终我们将踏上这一道路。

在秦朝的法律制度支撑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统治的模式，对当时的秦朝，乃至以后的整个中国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深刻的影响了中国不同于西方道路的选择。直到今日，关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依然可以看出它的的影响，以史为鉴，才能走得更远，我们要基于国情，回顾历史，放眼世界，在这历史的抉择中，选择一条真正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王震亚《从云梦秦简看秦的经济立法》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11月第33卷第6期

[2]常俊山《秦代经济立法略论》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3]睡虎地秦幕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幕竹简》178-197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

[14]睡虎地秦幕竹简真理小组《睡虎的秦幕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9页

[15]睡虎地秦幕竹简真理小组《睡虎的秦幕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

[16]高敏《秦代经济立法原则及其意义》载《学术研究》1986

[17]睡虎地秦幕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幕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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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睡虎地秦幕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幕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39页

[19]睡虎地秦幕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幕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05

页

[10]张晋潘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三版（2007年）

[11]睡虎地秦幕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幕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57页

[12]睡虎地秦幕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幕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43页

[13]睡虎地秦幕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幕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18页

[14]睡虎地秦幕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幕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16页

[15]睡虎地秦幕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幕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08页

[16]王震亚《从云梦秦简看秦的经济立法》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11月第33卷第六期

[17]陈汉生《关于秦代的经济立法》载《政治与法律》1984年02期

[18]王卫国、李东方《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