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私家藏书楼命名的文化解读

历代私家藏书楼命名的文化解读

□衡大新欧明俊

私家藏书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主体部分，它的源头可上溯到战国时期的诸子藏书，宋代以前，私家藏书已很盛行，然并没有专门的藏书楼名。宋代，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藏书风气大盛，开始涌现出大量的藏书家，而藏书家专门为自己的藏书处所即藏书楼命名，也始于这一时期，并随着私人藏书的发展而形成风气，到明清两代鼎盛一时，直至现代不衰，成为中国藏书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作为这种文化景观载体的符号形式——

—藏书楼名，往往典出有自，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它们或体现藏书家的志趣、雅尚，或展示藏书家的收藏特色，或反映藏书家的治学态度和藏书观念，等等。因此，解读藏书楼命名的由来，有助于我们了解历代藏书家的藏书活动及心态，加深我们对中国藏书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促进整个藏书文化史研究的深入。

一

藏书家往往是学者，嗜书如命，为了心爱的书，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因这些珍藏在他们的心目中高于一切，所以在藏书楼命名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以其藏品直接命名。从这些命名，可以窥见藏书家珍爱图书的种种心态。

（一）以数字冠于书名或刊本名之前，显示藏书的珍贵、丰富

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酷嗜宋版书，苦心搜求，得宋版书一百二十二种之多，为此特辟专室贮藏，命名曰“百宋一廛”。方功惠钟爱《文选》，注重

收藏不同版本的《文选》，所收自宋元刻本以下十种版本之多，故名其室曰“十文选斋”。邓邦述所藏明嘉靖刊本书籍一百五十部，遂将其藏书处命名“百靖斋”；陶湘的“百嘉斋”，亦以藏明嘉靖本百馀种而命名。袁克文收得宋巾箱本白文“八经”（即《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八书字体细如发丝，精丽异常，乃宋建本之至精者，袁氏爱惜备至，特辟“八经阁”贮之。

（二）以“奇”、“宝”等字冠于书名或刊本名前，表达对某种藏书的特别珍爱之情

明代张应文、张丑父子在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得到宋代米芾《宝章待访录》墨迹，倍加宝惜，故为其藏室命名曰“宝米轩”。陈继儒有“宝颜堂”，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记载，“以得颜鲁公书巨川告身，而名其室曰宝颜”。清代周春曾收得宋刻本《礼书》和南宋本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注》二书，因以“礼陶斋”名之；后因贫困被迫出让《礼书》，遂改名为“宝陶斋”；后《陶靖节先生诗注》又售出，再易名为“梦陶斋”。翁方纲于乾隆戊子（１７６８）冬得苏轼书《嵩阳帖》，癸巳（１７７３）冬复得宋刊《施注苏诗》残本，喜不自胜，于是名其楼为“宝苏斋”。陆烜收有王羲之《二谢帖》和《感怀帖》，其斋中有楹联曰：“门栽彭泽五株柳，案有山阴《二谢书》”，遂额曰“奇晋斋”。袁克文因困窘将所藏宋刻《礼记正义》和《公羊经传解诂》售让给潘宗周，潘得书时正值新居落成，遂以“宝礼堂”命名。

（三）直接取自所藏书名，或概括所藏书特色，以展示自己有代表性的藏书

王芑孙《陶陶室记》载，黄丕烈“得毛藏北宋本陶诗，又得南宋汤氏注陶诗，喜，题其居曰‘陶陶室’”。黄丕烈又有“士礼居”，他藏有宋严州本和景德官本《仪礼》两种，因《仪礼》又名《士礼》，故名。陈揆在吴兴书舶偶得唐刘赓《稽瑞》一卷，此书除宋王应麟《玉海》祥瑞类中涉及外，未见著录，为绝无仅有之书，故以“稽瑞楼”为名。杜煦因藏汉建初六年刻《大吉买山记》而以“大吉楼”名其室。杨以增将所藏宋元版本和名抄精校本处名为“宋存书室”，又因收到宋刻《毛诗》、《仪礼》、《礼记》、《春秋》四部经书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部史书，故题斋名“四经四史之斋”。马瀛“汉晋斋”，以收宋本《后汉书》、《晋书》而命名。缪荃孙以得宋刻窦氏《联吟集》而以“联珠楼”颜其居。邓邦述藏有宋刻《群玉》、《碧云》两种唐人集子，因命其

文化史知识

居曰“群碧楼”；他又得到唐人孟郊、贾岛两人诗集的明刊本，因此又把“郊寒岛瘦”作他的斋名曰“寒瘦山房”。陶湘以收藏宋版《百川学海》颜其藏书处“百川书屋”。傅增湘以其祖父得元刊《资治通鉴》及自购宋百衲本《资治通鉴》，故将藏书处命名为“双鉴楼”；后又得南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以之取代元刊《资治通鉴》，仍为“双鉴”。刘世珩藏宋王应麟《玉海》二部，遂取“玉海堂”名。任凤苞得到原抄本《康熙大清一统志》、清刻本《方舆路程考略》和《皇舆全览》三残本，故名其室曰“三残书屋”。蒋汝藻１９１６年从曹元忠手上购得经明俞琰、张雯、都穆、朱承爵、朱存理、华夏等人递藏的宋刊孤本周密《草窗韵语》，遂以“密韵楼”名其居。朱希祖的“郦亭”，因所藏明抄本郦道元《水经注》被王国维推当世所存郦书版本之首，故名。朱文钧以藏六唐人集而名其居曰“六唐人斋”。周叔弢“自庄严堪”以藏《楞严经》而命名，“寒在堂”以获清宫藏宋刻本《寒山子诗》而命名，“双南华馆”以藏宋刻本《南华经》两部而命名，“孝经一卷堂”以得清宫旧藏元刻本《孝经注》一卷而命名，“东稼草堂”以藏元本《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而命名。马廉高价购得明万历间版《平妖传》，后遂以“平妖堂”为室名。

（四）以所藏书画真迹、金石碑刻等命名，表现藏书家的闲情雅趣

清代冯文昌得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真迹，因以“快雪堂”名室。吴尉光因得王冕《梅花长卷》而名其楼“梅花一卷楼”。汪中“尝从射阳湖项氏墓得汉石阙孔子见老子画像，因署其堂曰问礼”（《碑传集》卷１３４江藩《汪中记》）。瞿绍基爱好研究金石文字，因收得铁琴、铜剑各一，新建楼就命名曰“铁琴铜剑楼”。吴云收藏王羲之《兰亭序》帖多至二百种，故颜其斋“二百兰亭斋”。李文田因得马氏小玲珑馆旧藏宋拓汉代华岳庙碑及旧拓秦代泰山石刻而取“泰华楼”名。高燮有“五百本梅花之室”，以藏画梅名卷甚多，尤以元王冕之梅卷为冠，故名。

二

古代文人作诗撰文时，往往追求典雅蕴藉，讲究用典。文人的名、字、号，也往往典出有自，表达特定的文化情怀，这已成为中国古代命名学的一大特色。同样的特色也体现在藏书楼的命名上。藏书家皆是饱学之士，饱读诗书，他们常常撷取古诗文中的名句命名藏书楼，借以表达自己的志趣情怀。

（一）借以表达爱书惜书的情怀

明代范钦取《周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而名其楼曰“天一阁”。因书怕火，此名意思是希冀以水克火，佑护藏书。项元汴有“天籁阁”，语出《庄子・齐物论》：“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天籁指优美的文章。王世贞取《汉书・儒林传》“文章尔雅，训辞深厚”之句，名其楼曰“尔雅楼”。章钰有“四当斋”，《艺风堂友朋书札・章钰致缪荃孙书》十四曰：“‘四当’二字系兼取宋尤延之、明胡元瑞遗说。尚恨尤所谓‘饥当肉，寒当衣，孤寂当友朋，幽忧当金石琴瑟’，胡所谓‘饥当食，渴当饮，诵之当韵頀，览之当夷施’之外，乱离不能当桃源耳。”赵琦美取“蠹鱼三食神仙字，能化为脉望”之义，名其室曰“脉望馆”。张金吾“诒经堂”为其父张光基命名，取《汉书》“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之意。凌霞取陈奂诗句“人惟有癖斯专好，语不求多在会心”之意，名其藏书处曰“癖好堂”。

（二）借以表明自己读书、治学的态度

宋尤袤有“遂初堂”，取自晋名士孙绰《遂初赋》，“遂初”意谓辞去官职，实现隐退的初愿。清吴泰来亦有“遂初堂”。清钱曾读《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之句，遂为藏书楼命名“述古堂”。钱大昕有“十驾斋”，取自《荀子・劝学》“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又有“潜研堂”，出自《后汉书・班固传》：“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鲍廷博的“知不足斋”，取自《礼记》“学然后知不足”句。顾广圻取邢子才“日思误书，更是一适”之语，以名藏书处“思适斋”。《大戴礼记》有“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句，张金吾取其义而名“爱日精庐”。杨以增取《礼记・学记》“先河后海”语，谓“博而不溺”，“涉海而能得所归者”，以书喻海，名其藏书楼曰“海源阁”。叶昌炽有“缘督庐”，取《庄子・养生主》：“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之义。王大隆有“蛾术轩”，出自《礼记・学记》：“蛾子时术之。”郑玄注：“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虫耳，时术蚍蜉之所为，其功乃复成大垤。”后以蛾术喻勤学。

（三）借以明其心志

《诗经・小雅》有《小宛》诗，为悯乱之作，明赵宦光以“小宛堂”名藏书处，表示对时局的忧虑。祁承有“淡生堂”，取自《文子・上仁》：老子曰：“非淡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又贾谊《!鸟赋》：“真人淡漠兮，独与道息。”清瞿绍基有“恬裕斋”，取古书“引养引恬”、

“垂裕后昆”之义，“谓之恬，是能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