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文学中女性形象尊严与现实的悲剧性研究

英美文学中女性形象尊严与现实的悲剧性研究

【摘要】在西方近代文学中，有很多关于女性人物的作品。她们在展现社会价值观、传统风俗、传递作者思想等方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她们或诞生，或沉沦，或挣扎，或觉醒，或崛起。在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作品中，由于社会环境、性格差异等的不同，这些女性形象最后的命运结局也截然不同。本文研究了英美文学中女性形象尊严与现实的悲剧性。

【关键词】英美文学；女性；悲剧

西方文学在古希腊罗马文学之初就被奠定的基本模式，此后也成为女性文学沿袭的基本模式。从中世纪以骑士爱情，自豪的贵妇人，贤淑型、暴虐型女性形象到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受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具有反叛思想的新女性形象，再到浪漫主义时期那些维护女性人格独立与平等地位、反抗男权的女性，再到现实主义时期自我意识飞速觉醒、自尊自爱自强的异军突起型、叛逆型女性……她们的性格心态越发复杂、内涵越发丰富、独立意识越发增强。总体来看，女性的主动、女性的自觉逐渐呈上升趋势。可见，一部女性形象史就是一部完整、深刻的社会发展史。但这些女性往往都会陷入女性形象尊严与现实的冲突。

一、男权下的“疯癫”

在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男权对于社会的影响达到了鼎盛。在这一时期社会对于女性的主流标准已经形成。女性被认为是“家中的天使”，是贤妻良母，如果她们违背了社会主流标准，那么这样的女人则会被认定为“疯癫”或“歇斯底里”。肖瓦尔特认为到19 世纪的时候，女性已经逐步成为了一种“疯癫”的独有代言，而这种“疯癫”即无节制的性行为“，疯癫”的主要判定病症也就是荒淫的性（Showalter，1985:74）。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对于“性”有着双重标准，男性的放纵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女性的性欲则被认为是发疯的。这一时期文学中的另一个“疯女人”典型即《简·爱》（1847）中的伯莎。其实伯莎之所以被认定为“疯女人”的原因在《简·爱》中并没有很多的描述，反而是在对其进行后现代戏仿的《藻海茫茫》（1966）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这也体现了作品的时代特点。夏洛蒂·勃朗特身处维多利亚时期，为当时的社会价值观所影响，虽然有着女作家的女性主义觉悟，但是她仍然受着时代的局限，在《简·爱》中一方面赞美简·爱那样坚韧善良的女性，一方面剥夺了歇斯底里的伯莎的话语权。然而在100 多年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价值观的调整，琼·里斯在《藻海茫茫》重新赋予伯莎话语权，深刻地剖析了伯莎“疯癫”的真正的原因。就《藻海茫茫》文本而言，安托瓦内特（后被罗彻斯特重命名为伯莎）被罗彻斯特认定为“疯癫”的原因有三：一是因为大家都认为伯莎的母亲是“疯子”，而且认为“疯癫”这种疾病具有遗传性；二是因为安托瓦内特激情地对待爱与性，这不同于当时维多利亚时期对于女性的社会要求：纯洁、无欲；三是因为当安托瓦内特难过时她会咆哮、酗酒、咒骂，在她发现罗彻斯特背叛自己的时候甚至企图杀死罗彻斯特，这些也有违维多拉亚时期对于淑女的认定标准，而更类似当时男性所独享的语言和肢体暴力。由于自小在完全不同于大不列颠群岛的克里奥尔地区长大，安托瓦内特完全违背英国社会认定的“家中的天使”形象，不可避免地被罗彻斯特以维多利亚的社会准则戴上了“疯癫”的帽子。

尤金·奥尼尔的《长日入夜行》（1941）中深刻地刻画了这样一位被扭曲了的“贤妻良母”玛丽。文中的玛丽依赖吗啡20 多年，常年处于亦梦亦幻的“疯癫”状态。玛丽吸食吗啡看似是因为生埃德蒙时患病被庸医滥用吗啡以致上瘾，然而真正迫使她吸毒成瘾的应该是来自家庭的压力和冷漠。玛丽不符于上流社会的婚姻观导致她被社会边缘化，加之婚后缺乏稳定的生活环境以致于她几乎没有朋友，使她处于了被孤立的处境。相对于同样深陷孤独感的儿子吉米和埃德蒙，玛丽更为孤僻。吉米和埃德蒙还可以走出家门，到外面世界，在大海或者妓女处寻求安慰，而玛丽却无处可去。一方面玛丽处于孤独的苦恼之中，另一方面蒂龙父子却对玛丽寄予“贤妻良母”的厚望。詹姆斯希望玛丽能成为像他母亲一样坚强的妻子，吉米和埃德蒙也渴望在玛丽那儿得到母亲的关爱，正如伯娜特·西蒙所说:“谁都想从身体

很虚弱的玛丽那里得到最多的关怀”（Simon，1988:181）. 父子们对于玛丽的孤独视而不见，却一心只想让她重新回到贤妻良母的岗位上去。玛丽对于吗啡的依赖和在吗啡作用下呈现的疯癫，不仅仅是她逃避家庭压力的一种途径，而且更是她对于家庭压力的有意识的抗争。只有在吗啡带来的疯癫幻觉中，玛丽才能回到美好的少女时代，摆脱家庭的束缚寻求自我，强硬地对待父子们的讥讽和鄙视。正如她对埃德蒙所说“：做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要在乎人家怎么看你”。疯癫的玛丽在梦幻中追寻少女时代，其实也就是为了摆脱现实生活中的贤妻良母身份。

二、财务是女性婚姻的基石

财务是婚姻的基石。奥斯丁在面对金钱的问题时表现的十分敏感。以至于她的作品中当介绍一个人物时都免不了提到其财务情况，同时，只要有谈婚论嫁的事情，就必须会涉及家产情况。例如，在《傲慢与偏见》的第七章中就已经介绍了班内特家的财务情况；《诺桑觉寺》对于凯瑟琳·莫兰的财产很早便交代出来了；《曼斯菲尔德庄园》中也清清楚楚地交代了关于罗什渥兹的财产、班内特伦小姐的财产、克劳福特的财产。再来分析《傲慢与偏见》，当班内特太太看到经济条件优越的少爷时就觉得自己女儿的命运可以得到改善了，而女儿的思想和妈妈则是如出一辙。结果，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和简还是成功嫁给了富豪达西和宾利。另外，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华德三姐妹的婚姻总结而言都是很不错的，但因为她们所嫁的人的物质基础不同，婚后的生活状况也完全不同。大姐嫁给了一个没有一点财产的牧师诺利斯，弄得生活需要精打细算，十分节俭；二姐的陪嫁虽然很少，但是丈夫托马斯·班内特伦爵士的财物丰盈，所以过得十分富裕；小妹嫁得最为不理想，她的丈夫仅仅是一个在海军陆战队就职的中尉，并且他没有家产、门第，也没有文化，因此生活经常需要大姐和二姐的资助。虽然，奥斯丁看不上法兰丝小姐一家人的低级趣味，嘲笑诺利斯太太的刻薄和节俭，但她也并不赞成只看重经济却没有感情的婚姻。《理智与情感》当中，母亲坚持要爱德华放弃深爱的露西娶有“三万镑资产”的莫顿小姐为妻，以摆脱婚后的“穷困”生活。最后，爱德华还是选择了爱情拒绝了母亲的建议，因此被母亲剥夺了继承自家财产的权力，仅仅依靠每个月两千镑的利息过活。同时，约翰·达什伍德也觉得爱德华受到的惩罚并不过分，因为他的确是娶了一个无法给他带来报偿的女人。这里就渗透出了奥斯丁最为朴实、实用的财产婚姻观，即“婚姻仅有美貌和金钱是错误的，但婚姻缺少美貌与金钱也是错位的”。

英国文坛有很多描写妇女婚姻方面问题的小说，可是却很少有作家像奥斯丁这样从经济与婚姻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出发，向社会大众揭示了金钱至上的婚姻体系，使资产经济婚姻制度的本质显露出来。在奥斯丁所生活的时代，只有“门当户对”的婚姻才能受到其家人及朋友的祝福，才能真正地获得社会的认可。在那个以金钱决定社会地位的年代，两性间的结合以感情为基础自由进行，根据社会结构中地位、身份合适的人分配到一起。社会结构当中身份与地位开始左右人们的感情。奥斯丁通过自己的作品，在社会大众面前反复证明了建立在社会地位、性情才智、财务状况、双方家庭背景都合适的婚姻，才可以长远。在《诺桑觉寺》中，蒂尔尼将军对于莫兰反复无常的态度上将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始蒂尔尼将军在约翰·索普那里听到莫兰具有巨大的财产时，就同意其和亨利的交往；但后来约翰·索普恶意中伤莫兰，使得蒂尔尼相信莫兰佳境贫寒，他就极力反对亨利与其结婚；最后，当他得知莫兰其实一点也不贫穷，同时还有三千磅的嫁妆时，又反口答应亨利娶莫兰。也就是说，其实在作者心里就完全认为以莫兰的财产和社会地位嫁入蒂尔尼将军家是“门当户对”、合乎情理的。

三、邪恶的体现者

英美文学作品中女性往往被男作家塑造为邪恶的体现者，这种女性邪恶观念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英美文化发展史上之所以将女性看作是邪恶投射的对象或是邪恶的化身，是由于女性不论是在西方的宗教传统中，还是在希腊神话中女性一直都被描述为邪恶的体现者，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