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与史学的关系

宋代理学与史学的关系三例

一、宋代以理论史的典范之作——《唐鉴》

范祖禹之所以能够写出《唐鉴》这样的史学名著，与他的家庭氛围与师友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他的伯祖父范镇（1008~1089）曾参与《新唐书》的编修，并与《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关系密切；缘此之故，长期受到范镇“抚育教诲”1的范祖禹对唐史也甚感兴趣并相当熟悉，从而得以被司马光选入《资治通鉴》局，编修《唐纪》部分。而正是在编修《资治通鉴·唐纪》的基础上，范祖禹又深受当时新兴的理学思想的影响，“折以义理”，著成义理史学的名篇《唐鉴》。因此，在论述范祖禹《唐鉴》之前，这里先对范镇参修《新唐书》和范祖禹与修《资治通鉴·唐纪》的情况略做叙述。

（一）范镇对《新唐书》、范祖禹对《资治通鉴·唐纪》编修的贡献

《新唐书》的修撰，始于庆历五年（1045年）五月，宋仁宗诏命宋祁、王尧臣、张方平、余靖为同刊修官。同年闰五月，又诏命“大理寺丞、馆阁校勘范镇”与曾公亮、赵师民、何中立、宋敏求、邵泌“并为编修《唐书》官”，《新唐书》书局正式成立。皇祐元年（1049年），宋祁被任命为“刊修官”，当时编修官有王畴、范镇、吕夏卿、宋次道四人。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欧阳修也被任命为“刊修官”。后来，又加刘羲叟、梅圣俞为编修官。嘉祐五年（1060年），设局编修历时17年的《新唐书》完成。

《新唐书》虽以“刊修官”欧阳修、宋祁署名，但实际上编修官范镇、王畴、吕夏卿、宋次道、刘羲叟、梅圣俞6位做了大量工作和重要贡献。先是协助宋祁完成列传，继后又协助欧阳修完成志、纪、表。在编修过程中，“宋祁、范镇到局各及十七年，王畴十五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并各十年以上”。而宋祁在这17年中，曾出京为官，离开书局（但仍为刊修官）；欧阳修则是至和元年到局，故自始至终参加《新唐书》修撰的编修官只有范镇一人。范镇在编修《新唐书》中的具体分工不甚清楚，但他长期在局，勤恳修纂，贡献卓著。范镇自称：

1[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十七《祭蜀公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景彝（畴）与予同在《唐书》局，十余年如一日……”2欧阳修对此做过充分肯定，他写道：“范镇、王畴、吕夏卿、刘羲叟并从初置局便编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3

可见，《新唐书》编修历时绵长，过程曲折，其间人员出入较大，而华阳范镇则是始终在局的编修官，又是“用功最多”的编修官之一。所以，范镇对《新唐书》成书的贡献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范镇对唐史的兴趣和热情直接影响了他的侄孙范祖禹（1041~1098）。范祖禹自幼丧父，寄居其叔祖范镇家，范镇“抚育如己子”4，范祖禹因此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尤其跟随范镇打下了坚实的唐史基础。范镇与司马光关系友善，对范祖禹的史学功底尤其是唐史水平自然比较了解，所以在修撰《资治通鉴》时，把范祖禹辟为“同修”，参加唐史部分的编修工作。

在《资治通鉴》成书过程中，司马光的三位助手贡献卓著。司马光之子、任“检阅文字”的司马康曾对三人的分工情况及作用有简要说明：“《资治通鉴》之成书，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甫（攽），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纯甫。”5即是说，在《资治通鉴》的编修过程中，刘攽（字贡甫、贡父）、刘恕（字道原）和范祖禹（字纯甫、淳夫，一字梦得）是得力助手，他们分别负责《通鉴》的两汉、魏晋至隋和唐五代部分的编写。此说出自司马光门人晁说之后来的追记，未必完全可信，但范祖禹负责有唐一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则自来无有异辞。

按照司马光的说法，《资治通鉴》的编纂方法是所谓的“长编法”，即先搜集归类各种材料，以年月日为丛目；接着按编年体的形式纂成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后在考其异同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形成定稿。前两项工作由司马光指导，主要由助手完成；末一项工作一般由司马光亲自进行。唐史部分，范祖禹就是在司马光的指导下，完成了丛目和长编的工作。其工作量之大，有司马光《与宋次道书》为证：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2[宋]范镇：《东斋记事》卷三，汝沛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页。

3[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九十一《辞转礼部侍郎札子》，四部丛刊初编本。

4[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三七《范祖禹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0794页。

5[宋]晁说之：《景迂生集》卷十七《送王性之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6

由此可知，范祖禹仅唐朝部分的长编就编有“六七百卷”之多（最后成书仅81卷），而丛目部分当有更大的份量，足见其劳苦功高。

进一步从编修时间上来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有志于纂修一部编年通史的司马光奏进《通志》8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得到朝廷的重视和肯定。不久司马光受诏设局，接续编修《通志》，意欲将“上自战国，下至五代”的历史贯通（次年神宗赐名《资治通鉴》）。最初以刘恕、刘攽入局同修。熙宁三年（1070年），朝廷发生政治变动，刘攽在四月被贬泰州通判，司马光遂推荐范祖禹入局接替。《长编》对此有载：“攽在局五年，通判泰州，知资州龙水县范祖禹代之。”7次年夏天，刘攽离京赴任。不久，刘恕又出知南康军。书局仅有范祖禹一人同修。熙宁五年（1072年）初，司马光将书局西迁洛阳，仍然只有范祖禹一人同修。虽然刘攽、刘恕仍在修史，但已不在书局了，刘恕后来曾有“数月”的时间到洛阳参加书局修史，并在元丰元年（1078年）九月去世。《资治通鉴》是在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彻底完成的。

可以看出，刘攽在局6年，刘恕在局7年，范祖禹则在局15年，范虽然入局最晚，却在局时间最长。范祖禹15年都在司马光身边，其中有整整6年的时间书局只有范祖禹一个“同修”（司马康仅是充编修资治通鉴所检阅文字而已），全力协助司马光，其贡献之大，恐怕不宜仅仅以他编修有唐朝丛目和长编可以言尽。或许他对司马光的考证异同、删削定稿，都参与了一定量的工作。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范祖禹不仅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最终成书贡献卓著，而且还把司马光传授的长编修史方法在巴蜀地区继续传播，直接影响了南宋史家“二李”即李焘、李心传的史学创作，他们分别编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是长编修史方法的直接产物。

6[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二十》引高似孙《纬略》，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602页。

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O，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条，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390页。